【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 张忱石

【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张忱石

唐先生的名字唐先生，姓唐名长孺。长孺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名字，汉代有宰相汲黯，字长孺。唐代名相刘晏的儿子刘执经，其字长孺。《唐御史台精舍碑》有监察御史辛长孺。长孺者，长子也，唐先生是长子，其弟名仲孺。长孺之“长”当读zhǎnɡ不读chánɡ。整理二十四史时，我们总是称“唐先生”，从来不提及他的名字，只有王仲荦先生称“唐长孺同志”，有意将“长”(zhǎnɡ)字的声音读得很重，仿佛强调一下，唐先生的名字可不要读错呀。可是不少人，有的甚至还是学者教授，误读为唐长(chánɡ)孺。唐先生常笑嘻嘻地说：“不少人叫我名字都叫错了，只有王先生叫得最对。”唐先生的名字不光容易读错，还容易写错，把“孺”误写为“儒”。唐长孺先生

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共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为1958年至1966年5月，唐先生与陈仲安自1963年至1966年5月来书局整理《北齐书》、《周书》，因文革爆发，中止整理。地点：北京翠微路2号。

第二时段为1971年春至同年秋，文化大革命中，传达戚本禹“指示”，说是要整理二十四史，是年秋，王关戚倒台，整理工作亦嘎然而止。地点：同上。

第三时段为1971-1977年，唐先生整理《魏书》及《晋书》

的“载记”，陈仲安先生整理《北史》，1974年工作完成。地点：北京王府大街36号。

笔者曾经作过统计，整理二十四史前前后后约达十年，无论是约请来的外单位还是书局工作人员，从头到尾，三个时段皆参与者仅四人而已，而武汉大学历史系就占二位，唐长孺、陈仲安两位先生，是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

1963年，唐先生52岁、陈先生41岁，年富力强，治学之黄金时刻，他们牺牲了个人的著述，去从事一件既无名又无利的大工程，的确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的。尤其陈仲安先生，现在年青的同志，可能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了，故在此多记数笔。

陈仲安(1922年4月-1994年1月)四川省长寿县兴隆乡(今重庆市长寿区)人。1944年就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历史系。1945年休学。1947年赴武汉复学。1950年毕业，是唐先生早年的学生，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1963年唐先生来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作为助手，参与《北齐书》、《周书》的点校，由此熟悉了古籍整理。1971年，陈仲安独挑《北史》。王仲荦先生多次对我说：“陈仲安才讲师，能胜任《北史》点校，现在全国大学里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不多。”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出版前，定要我将原稿远寄武汉，由陈先生审阅一遍，足见王先生对他的尊重。二十四史点校完毕，陈先生本有不少写作计划，他与谭两宜、赵小鸣编撰了《北朝四史

人名索引》(1988年中华书局)。与王素撰写《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他还想撰写《北史证误》，拟以《北史》为纲，订正南北朝诸史之讹误，是一部读史札记。他做了不少卡片，以供撰著之用。陈先生是一位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总想稍等等，学问更成熟时再撰写，年迁月变，错过时机，一场病魔袭来，失去了工作能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据说陈先生晚年时常翻弄卡片，对此发愣，为时已晚，无可奈何。陈先生比唐先生小11岁，于1994年同年病逝，甚为可惜。南王北唐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史占有十二部，正好二分之一。这些史书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中华书局对整理者，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三国志》由书局人员、目录版本专家陈乃乾点校。《晋书》最早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吴则虞点校。《隋书》由汪绍楹点校。汪先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临时工，其父是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苏州人。汪绍楹先生未能克绍箕裘，悬壶杏林，而喜古籍整理。凡是读过《太平广记》(中华书局)、《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应当知道他的功力。剩下的九部史，由二个大学包了，即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参加者有卢振华、张维华;北朝四史，由唐长孺先生负责，参加者有陈仲安、姚薇元、石泉。不过后来姚、石两位先生没有做什

么，当时中华书局对此概括为“南王北唐”。

魏书的二条校勘记唐先生点校的《北齐书》、《周书》、《魏书》公认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样板，笔者实无此学识，对以上三史详作点评，这里只想讲一下《魏书》的二条校勘记。

《魏书》修成，称为“穢史”，主要指责魏收的史德，他借修史来酬恩报怨。其实《魏书》文字讹误上，亦可称之“穢史”。《乐志》，清人卢文弨、严可均发现有阙，卢文弨曾据《通典》补得十六字，已为称奇。史学家陈垣据《册府元龟》卷五六七补得289字，补齐全文。陈垣先生对此颇为自负，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明版《册府元龟》时，特别约请他撰写序言，其云“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其实《魏书》缺损文字还有，《礼志》四“所不服”至“会司空自为先帝所”(见点校本2801页10行至2802页7行)缺，补325字(见校记一五)。又《刑罚志》“决从真卖”至“唯买者无罪文然”(点校本2881页1行至同页11行)缺，补317字(见校记三)。假若《魏书》文字不通，犹如提示此处有问题，必须找有关典籍相校，撰写校勘记方能解决，如《乐志》那样，已属不易，今最为了不起的是，这二处文字属于“文义似乎可通，无人疑有脱文”、“不加细察，文字啣接，似亦可通”，在这种情况，假若没有对《魏书》融会贯通、极为精熟;假若没有对一千卷巨著的《册府元龟》了如指

掌，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二条校勘记是乾嘉学派学者没有发现的问题，由唐先生发现了、解决了，他毫无私心，无偿地写入校勘记，公诸于世，是何等的道德精神。我常想，若有人不写入校勘记，事后撰写论文，讲解其如何发现，论述其重大价值，亦无可非议。在整理二十四史时，亦有人不愿在校勘记上下功夫，并云“如果这样，我的书没法出了”。启功先生曾说：“标点上我绝不会出错，总不会‘之乎者也’，把句号放在‘也’字上头吧。看学问还是看校记。”唐公之校记，是此之谓也。

魏晋南北朝史高手2011年6月3日上午，中华书局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二会议室举行“《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先生发言说：“五十年代，在北京唐先生还不是有名的学者，但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出版，读后给人十分惊讶，的确是一位魏晋南北朝史高手，这段历史时期的制高点，差不多都被唐先生占领了，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都会从他的著作中，发现重要的问题和得到结论。”田先生所言，可谓至理公论。近四十年前，我从整理二十四史的多位老先生那儿，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1972年春，我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与杨伯峻先生一起整理《晋书》。同王毓铨、周振甫一个办公室，他们二位在整理《明史》。有一次提到唐先生，王毓铨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