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的认同_对中国社会的适应_对中国文化的表达_卓新平

中国民族报/2015年/3月/17日/第007版

宗教周刊・纵深

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

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

编者按：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始终面临着“中国化”这一问题。2012年3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2014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以及江苏、河北、湖北、陕西、福建、北京、天津、浙江等地基督教两会，也先后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开展了广泛讨论，力图进一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已成为当前热点问题。

过去的两年，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还出版专著10部，《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辑刊2部，召开学术研讨会多次。从本期起，本刊特开设《基督教中国化》栏目，刊发相关系列文章，进一步探讨基督教如何实现中国化，如何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当代中国社会之间和谐共在及良性互动。

基督教中国化的缘起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正在走向深入，而且也正被中国社会、政府及教会各界所关注和认可。然而，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和建议一开始没有被真正接受，没有成为政府及基督教界的“共识”而被积极推动。人们有着各种疑问，提出了许多需要讨论和商榷的问题，对直接用基督教“中国化”的表述而不是以往人们常用的“在地化”或“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或质疑。

由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人们一直对基督教究竟仍是外来“洋教”还是已经化为中国“本教”存在争议，对基督教本身究竟应该保持其所谓“普世”性质还是形成“中国”特色分歧很大。这种争论甚至还涉及到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基督教以及是否要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范围中排拒基督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讨和实践，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当今社会没有必要、也更不可能排拒基督教；但不少人仍认为基督教本身必须改革，在中国应有适应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面貌，即理应与西方教会或国外教会有所不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是在政治层面考虑并实践了其中国化的道路，而在今天的形势下则必须往前走，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考虑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及发展问题，为此需要新的构思和新的举措，真正体现出其与时俱进。这一关涉基督教当下在华命运及前景的讨论，就目前而言，应该说是有了很好的成果。政府相关部门理解并接受了这种由学术界率先强调的、旗帜鲜明的中国化表述，而中国的基督教界现在也开始积极响应。2014年，由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化这样一个前进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把基督教中国化引向深入发展。

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

在2012年第一届基督教中国化会议上，我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有效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政界还是教界，都还存有疑问，对“中国化”这种提法有质疑。此说能不能得到认可因而还很难说，所以当时人们也列举很多替代性的说法，比如“处境化”、“在地化”、“本色化”或“本土化”等等。而我们在推动基督教中国化这样一种思想发展的时候就已

经强调，无论是“处境化”还是“在地化”，在中国这个社会中的相关推动就是“中国化”，而且也只可能走“中国化”的道路，所以应该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化”这个表述亮出来，凸显其“中国”意义。必须承认，我们的第一次会议的确得到了方方面面的真诚支持，而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之后也更加积极地推动了与中国化直接关联的系列研究活动，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著作及论文，使其实践探讨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如今，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大力支持下，这个“中国化”的口号得以明确，方向得以确定，中国教会更是有着积极的回应和参与，不少地方教会还有着非常实质性和具体化的思考及探索。所以到了今年，无论是政界还是教界，基本上已经普遍接受了“中国化”这一表述。

基督教中国化体现的是中国特色，那么这一“中国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就涉及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问题。我们要如何推动和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如何使基督教中国化在今后的发展中目标明确、相关举措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我们在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之后必须面对和理性回答的问题。当然，基督教的中国化具体要看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和教牧实践，外界不能越俎代庖。但学术界作为旁观者和研究者，仍可以分析和探究其应该怎么走，从历史回溯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有助于作出清楚而正确的选择。所以，2014年的第二届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自然将其目的定位在这个方面。就我们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认知及期盼而言，所触及的展望、呼吁绝不会是空的、虚的，而是有着明确、实在的理解，可以提出具体的路径及构设。现在有人总感到“中国化”可能语焉不详，给人模糊茫然的印象。其实，这已经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之中，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问题。

基督教中国化的要素

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非常简单，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这看似简单却实则不然，基督教在华前后1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沟沟坎坎，而这三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是对在华基督教的一种政治定位，即要根本解决基督教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

我们看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它经历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在政治上的中国化，第二个阶段则是其在文化上的中国化。佛教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前几百年，强调佛法大于王法，沙门不敬王者，这实际强调的就是它对中国政治的一种抗衡，表达出对之不妥协、不合作的意向或态度。其结果是，佛教在华前几百年的发展基本上步履维艰，给人留下外来宗教的印象，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后来，佛教的有识之士最先在政治层面认识到“中国化”的必要，看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政治现实，体认到中国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由此走了服从中国政治的路线，基本上理顺了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当然，理顺这一关系除了其内在适应的原因之外，外因还在于佛教在其发源地的逐渐衰落，因而已不可能对佛教的境外传教提供相应的政治支撑和可靠后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佛教基本上无路可退，只能迎难而上，不断自我适应和调整，找寻其发展的全新机遇。应该说，佛教抓住了这一机遇，使之在适应中国政治文化中获得华丽转身，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却并没有遭遇这种其原有国度的政治失势或缺乏后援的窘境，因此其在华传播中更多强调和坚持其母土国的政治利益，并得到了后者的强大支持，使之很难根本放弃文化相遇时的政治博弈，故而与中国有着更多的较量和对峙，其张力迄今尚未根本消解。

对于在华基督教而言，第一个层面即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不是已经深入，值得我们具体分析。如果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来讲，应该说在上世纪50年代，从其发展方向上而论，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虽然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积极劝导和及时引导，使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有了这一政治定向，但是其政治认同并没有完全实现或被真正接受。在政治定位上，基督教还是存在种种波折和反复，而且在一定范围来说也出现了其内部的分裂。所谓“地下教会”即不与政府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