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与辛弃疾的豪放词

试论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之异同

【中文摘要】：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他们的词风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苏、辛豪放词中同题材词作的对比上,可见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词词风；差异性；豪放词风；苏词；辛词；词作

中国文学长河浩浩荡荡地流进中古时期丰腴的大地，壮阔的波澜托起两颗璀璨的超一流明珠——唐诗、宋词。诚然，词为宋之骄子，然非宋之所独，亦非随宋而亡。自隋唐，经五代，盛两宋，及辽金，历元明清，至近现代，可谓源远流长，汪洋浩瀚。

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我们通常会把宋词划分为两个派别，即婉约派和豪放派。比如高中学习过的柳永的《八声甘州》，李清照的《一剪梅》等等。那么提到中国文学史豪放派的代表，我们都会想到这样两个人：苏轼和辛弃疾，被后人并称为“苏辛”。代表作品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等。但由于两位词人的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个人生活经历不同，而且由于艺术追求的差别，两人表现出的豪放之气也就风格迥异。

一、豪放词风的开启与拓展

“词为艳科。”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语言风格，也因此难以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所以，绝大多数都是婉约词，很少有豪放的风格。宋代的豪放派，自范仲淹始。范仲淹的词，直接开宋代豪放词之先声，开苏轼豪放词之先河。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谈了对”豪放“的看法，他说：“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他认为，“豪放”首先是一种创新，并不拘守古人成法；同时，既极豪放，却又符合规律——不违反生活事物的“自然之数”和“妙理”。苏轼也常把“豪放”称作“雄放”、“真放”。苏轼还认为，“豪放”、“雄放”本是作家的一种内在气质的表现。在《观吴道子画壁诗》中，他指出“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之后，接着又说：“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就是说，吴道子在尚未落笔作画之前，他的艺术见解和气质—“豪放”的个性品格，早已酝酿成熟了。所以苏轼曾在《书子由超然台辞赋后》中，

特别强调了作家内在的“体气高妙”；他又在《李太白碑阴记》中提出“士以气为主”的命题。

以其上述观点来衡量苏轼的词作，如按元、延祐本《东坡乐府》所收282首词统计来看，一般豪放词约79首，其中较典型的豪放词有30首。如《满江红·大江东去》、《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等等。若以龙榆生编的《东坡乐府笺》的344首词来检阅，则其典型豪放词还会多些。

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充分表达了苏轼内在的“浩然之气”，他为了自由表达其踌躇满志的报国情怀，从而打破了词格的“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成规，它一气呵成地抒发了他“圣朝若用西凉薄，自羽犹能效一挥”的报效疆场的宏伟夙愿，实践了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见解。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词自晚唐五代流为“艳科”，功用狭窄。入宋，已被士林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技。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正如刘熙载《艺概·词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

苏轼创造的豪放词，除了使词容纳了新的题材、新主题、新思想外，还在词的表现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创造出新的成果：①创造了艳科文人词从未有过的英雄形象。《念奴娇》中所塑造了周瑜，是一位在激烈悲壮的战斗中以弱胜强的胜利者的形象。《阳关曲·赠张继愿》中，塑造了一个意欲阻挡异族侵扰、杀敌卫国的猛士形象。②是词史上第一个着重在词中创造和刻画多种气象恢宏、雄浑博大场面和意境的作家。《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使人惊心动魄，还构成了作家概括领导这次战争的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等南北各地英雄群集的壮丽图景。③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中国古代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渊源较早，而在豪放词里如此巧妙自如的运用，却是北宋以来的第一次。如《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写谪仙李白遇仙人司马子微而神游八表。而如《念奴娇》，则以神奇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光洁清凉的月宫仙境。他的浪漫主义艺术想象，与屈原《离骚》的上天入地和李白诗的驰骋天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致力于写作奔放不羁的壮词，但并不等于苏词只是清一色的豪放。《词苑丛谈》卷四说：“苏子瞻有铜喉铁板之讥”。然《浣溪沙》春词曰：“彩索轻常趁燕，红窗睡

重不闻莺”。这说明一个大家的文学风格常常是多样化的。《东坡乐府》中严格意义上的豪放之作并不算多，不少篇什还各自呈现着不同的风采。诸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奇逸高旷，《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来潮﹚的清雄跌宕，《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绮丽妩媚，《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空灵隽永，都是使人寓目难忘的。但这并无碍于把苏词的基本风貌概括为“豪放”，因为大体说来，东坡词不管从意境、笔势还是格调上都贯注着豪迈纵放的精神，这与婉约派是迥异不同的。因此，我们不妨说：苏轼词绚丽多彩，而豪放是它的主调。

二、豪放词风的继承与发展

词中的辛弃疾，与诗中的陆游，同是南宋爱国诗歌的两面旗帜。《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不但在宋代词人中创作数量特多，而且代表了南宋爱国词的最高成就。辛弃疾继苏轼之后，在南宋前期的历史条件下，把词的改革又推进了一大步。他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和饱满的斗争精神倾注于词，使词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在他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辛弃疾于词中陶写的，主要是立志恢复的气节与功名。刘过《沁园春》“寄辛稼轩”：“中原事，纵匈奴未灭，毕竟男儿。”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之大气。”这些都是读稼轩词首先令人强烈感受到的。王士祯《倚声集序》谓辛弃疾所作是“英雄之词”，既不同于晏、欧、秦、李诸“文人之词”，也不同于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的“词人之词”。辛弃疾最大的特色即在于此。他是真正称得上“英雄之词”的词人。

辛弃疾词的基调是什么？应该说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其特点是力求把爱国壮志化为战斗行动，在统一祖国的不世之勋中，实现自己的才能抱负。辛弃疾有一首《破阵子》﹙为陈甫同赋壮词以寄﹚。这种壮词，不在少数，是稼轩词的主要部分，悲壮激烈，发扬奋厉，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

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水调歌头》

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

—《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