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元论和一元论

论：二元论还是一元论

时间：2005年10月18日13：30－14：20

辩论主题：二元论还是一元论？

正方：二元论的

反方：一元论的

题注：二元论还是一元论？是一直以来不停争论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心灵(Mind)与身体(Body)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关系,更是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传统上有很多观点。

正方：

作为近代哲学起点的笛卡儿哲学是以二元论的形式出现的。他将世界分为物体和精神这两种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实体, 并将二者尖锐对立起来, 由此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重大哲学主题。欧洲近代哲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笛卡儿的二元论归根到底是人的二元论, 世界的二元性是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因为人才有精神, 才有灵魂, 物质和精神, 灵魂和肉体这两个侧面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同时存在。所以笛卡儿的“二元论”实际就是“身心二元论”, 身心关系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在宗教神学仍支配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的社会现实下, 笛卡儿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宗教观点, 其理论形式甚至承认上帝比人的理性具有更加完满的本性。将身、心进行区分, 在笛卡儿看来, 一方面是为得到正确的认识, 反驳“物体能思维”的观点; 另一方面即要建立一门形而上学来论证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 说明上帝无限完满和灵魂特性的需要。他认为, 我们的思想与物体性的东西无关, 纯粹理智与身体特殊状况无关。一个进行形而上学的思维的人, 一个思考非物体性的上帝和灵魂的人, 他是运用纯粹理智, 而不是运用感觉、想象或各种情绪。不过, 在他的理论内容中, 尽管顺从传统观念把最高实体归于上帝, 心灵和物质都要依靠上帝而存在, 但除了设定他的存在和“无限完满”的属性之外, 我们不需要其他关于上帝的设定。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 只有心灵和物质才是实体。“上帝”实体只是存在论的设定而已, 对于人类知识并无实际作用。上帝并非第一原因, 人的理性才是第一原因, 最高存在。

笛卡儿对身心的区分, 概括来说, 即: 身体是一个具有广延的实体, 心灵则是一个思考着的实体。心灵的本质在于思维, 身体则不能思维; 身体的本质在广延, 而心灵则没有广延, 它不占据任何空间。心灵和身体在本体上属于不同类型(ontologically different types), 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实体,“在肉体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 反过来, 在精神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 。同时, 肉体永远可分, 而精神完全不可分。那么, 作为一个“单一、完整的东西”的“我”又是什么呢?笛卡儿用他那著名的普遍怀疑的方法来论证“我”是一个精神实体。如果我怀疑, 那么我可以怀疑外在对象, 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 却不能怀疑自身正在思维这一事实。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 当思想怀疑一切时, 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 进而不能怀疑“怀疑的主体”的存在。“我把一切都

想成是虚假的时候, 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非是某种东西不可” 。但是, 我知道我存在, 并不意味因此知道我有形体, 可以设想我没

有身体, 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 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只是如果我停止了思想, 则即使我所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 我也没

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存在。因此, 我本质上是一个思维着的事物而并非在本质上是一个形体, 人的理性思维是最高的存在, 思想与我不可分, 而身体与我是可分的,“这个‘我’, 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 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 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 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由此进一步得出, 肉体是可灭的, 而精神、灵魂是不朽的, 灵魂不会随着肉体的肢解而和肉体一起死灭,“人的精神或灵魂, 按其能够被自然哲学所认识的程度来说,是不死的” 。

对于身心的区别, 笛卡儿还从认识论角度作了证明。他认为, 凡是人能清楚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 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可能的东西, 上帝都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变成现实。即上帝赋予思维一种强大无比的客观力量: 只要我设想两个事物是有分别的, 它们就确实有分别。这也同时证明了“上帝是一个完满的实体”。

反方：

假如身心彼此分离, 那么现实中存在的身心运动的一致性又将如

何解释? 对此, 笛卡儿指出身心存在着密切联系, 相互作用。人不仅像舵手住在船上一样住在自己的肉体里, 还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有了这样的交感论, 笛卡儿为自己的身心关系问题设置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

笛卡儿试图这样解释精神和肉体的结合, 即精神并不直接受到肉

体各个部分的感染, 仅从大脑行使共同感官这种功能的那一部分受到

感染, 当那一部分以同样方式感受时, 就使精神感觉到同一的东

西。这样, 通过身体每一部分的神经, 身体作用于心灵, 心灵亦作用于身体, 二者互为因果。

不久, 笛卡儿在此问题上又有了反复,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通过

重力比喻指出, 精神作用于肉体并非机械的方式, 但与肉体具有同等

的范围, 即精神“整个地在身体里, 整个地在每一个部分里”。然而, 在1644 年写成的《哲学原理》中, 笛卡儿又推翻了信中的说法, 回到最初的观点, 认为我们的灵魂虽与全身结合着, 可是它只是在大脑里

发挥它的主要功能, 感觉以神经末梢为媒介, 就像一张精致的网一样, 从大脑一直延伸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各种运动通过神经末梢直通大脑, 我们的灵魂和大脑紧密地连接和统一着。我们灵魂的各种各样的思想, 直接来源于通过神经末梢在大脑中所激起的那些运动, 这些思想

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感觉。

可是, 既然心灵和肉体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实体, 心灵没

有广延, 没有任何形状, 不占据任何空间位置, 而通常运动、接触或由别的东西推动产生, 或由别的东西的表面性质和形状(广延)引起, 如果心灵仅仅是一个思维的实体, 它怎么能去接触一个具有广延的实体

并从哪儿获得动力使身体运动成为可能?

面对这样的质问, 笛卡儿结合了解剖学, 提出松果腺理论, 指出

“仅仅是精神规定那个我们称作‘动物元气’的非常稀薄的液体”才

是真正直接使外部肢体运动的原因, 是精神推动肉体的工具。他同时强调灵魂和整个身体相结合, 但在身体中有某一部位, 灵魂在那里比

其他任何部分更显著地发挥它的功能, 这个部位只是大脑的最里面的

那一部分, 即某一个非常小的腺体, 从某个成双的感官得来的两个影

象或印象在到达灵魂之前必定在此处结合成一个。

然而, 即使是松果腺, 它也仍是一个有广延的小物体, 它怎样实

现与无广延的心灵精神的结合, 仍是笛卡儿无法解决的困境。虽然, 笛卡儿在论证中几经反复, 将身心的结合时而置于整体时而置于一点, 时而说精神与整个肉体虽紧密结合, 但并非直接受每一部分感染; 时

而说精神与肉体同在, 整个地在每一部分里; 时而又说精神虽与整个

肉体结合, 但主要在大脑松果腺中发挥其功能。但有广延的肉体与无广延的灵魂如何统一的问题始终未得到正面回答。笛卡儿只是用迂回或者缩小范围的方法无穷接近这个最后的答案, 却始终不曾到达。事实上, 仅靠形而上学的理论概念推演, 这一难题是难以解决的。

正方：

刚才所争论的，其实是二元论还是一元论的问题。

我们先从宗教现象谈起。一切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对生与死的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之后的考虑。如果人们认定,一个人死后等于彻底的寂灭和完全的虚无,即肉体消亡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不会产生宗教。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或者说“灵魂不死”这个观念,是宗教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民族(当然包括中国) 都有宗教意识,或者叫做“宗教情怀”;但是宗教情怀不等于宗教。宗教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它关注灵魂的最后去向,而这个去向一定是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涅磐等等) 。为此,就要修炼。于是有了一套理论(教义、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类) ,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教会) ,以及专门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的教士、佛教的和尚等等) 。这一切, 目的就是帮助灵魂设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理想安息地。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把世界划分成为两个层次的思想家。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前者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可生可灭的,后者则是完美无缺的永恒世界。但是“理念世界”又是一个“彼岸”的世界。就是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至少今生今世不可及。之所以要设定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要用它的完满来映照、衬托现实世界的缺陷与不足,让现实世界去趋向那个理想的世界,尽管它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换句话说,凡是现实的就不会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尽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圆满、理想、彼岸世界)就不会是现实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它们处在两个界面之上;但它们又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不会分离得太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柏拉图提出的这个二元的世界图景是历史上最早的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它直接演化出了后

来基督教关于“上界”(天堂)与“下界”(俗世)的二元对立,并且在欧

洲一直延续下来。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的程度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

反方：

这种思想,往坏处说是迷信、欺骗,精神鸦片,而往好处说则是理想主义、精神寄托。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那个二元论的世界观、二重世界的理论所归根结底造成的。

中国人则没有这种二元论。自古以来,“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民族,不愿意去关心那些虚无飘渺的事情,什么彼岸,终极境界、死后的若干次轮回等等。这些东西至少没有现实的生存处境问题来得重要。“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含有空想,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等意思。在西方,空想主义的描绘、著述很多。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新大西岛》等等,全是对某种理想的,非现实的社会状态的憧憬。而这类书,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类憧憬,在中国人眼里跟妄想、吃饱了没事干差不多。中国人也讲要有理想,但指的是那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即只要努力就能够到手的东西。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才强调要有理想;而外国人讲的那种理想,则被认为是空想, 因为它完全没有现实性。正因为如此,属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过多地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就最能反映这种规避人生大限问题的倾向;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里,灵魂的去向问题当然不是没有,但终极的去向问题却基本没有,因为它显得太遥远、太玄了。中国人总是用“变神变鬼”、“变牛变马”等来刻画死后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待生命的现实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只关心“下辈子”如何,而不去操心若干次“轮回”以后怎么样的心理。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今生今世,如社会地位、善恶标准、忠君孝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等等。众所周知,“道教”是唯一产生于中国的东西,但是道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注重的是“长生不老”或“成仙”,也就是说,它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生与死的难题,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如何,这个问题道教是要回避的。道教修行的目的,恰恰是不死。这固然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也说明了中国人的一元化,一体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区分上界与下界,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峙,没有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和现实向理想的趋附。

正方：

正是由于西方的二元论与中国的一元论的这种区别,造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重大不同。历史上,西方的知识分子大都拥有双重的生活。精神生活的独立与现实生活的随俗,似乎并行不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一直到笛卡尔、康德、罗素,以至于当代的萨特、哈贝马斯、亨廷顿,都保持了一种在思想上和著作中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意在树立一种理想社会模型和理想人格范式,来对照现实的丑陋与缺陷;但是,他们同时又积极地参与社会现实的运作,有的人还走过了头,成了现实的附庸(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 。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两面派、伪君子。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根本来说,还是两个世界这种信念造成的。

反方：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或一元论精神 ,千百年来一直是促使我们的先人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动力。我们中国人很少有那种超自然的救世主

的观念;幻想奇迹发生 ,以及宿命论这样一些意识都比西方人少 ,一切全仗人的努力 ,而一旦努力就会有收获。中国人特别勤奋 ,不相信虚无飘渺的东西 ,惯于用事实来说话 ,注重实践检验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

总结：

无论是二元论还是一元论，都只是选择某种态度。一般认为一元论比二元论更合理，但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高度现实主义 ,使得我们的先人比较欠缺理想、批判精神相当不足 ,眼光容易为当下利益、局部利益所遮蔽 ,行动中比较盲从。如前所述 ,中国人对理想的理解是:看得见的曙光、通过努力就可以到手的东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远大的、最终的“好东西”(所谓的“至善”、“本真”) ,却不甚关心 ,那往往成了“空想”、“无意义”的代名词。但是西方人却非常津津乐道于这种虚幻的美妙 ,心中老是有那么一层寄托 ,尽管他们很清楚:那恰恰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实就意味着缺损和不完满 , 一旦理想变成现实 ,这个现实也就不再理想、不再美满了。但是树立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和高远的目标却相当有意义 , 那就是:批判现实 ,通过揭露现实的不足 ,来促使现实趋向合理。而在生活中 ,会形成双重的价值准则 (即两种生活态度) ;当两种价值统一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中时 ,会起

到约束、规整现实行为的作用。当社会上出现某种趋势或“时尚”时 ,心中先进行一番澄清、掂量和批判 ,然后再确定自己的行动。这就避免了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