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类不同性质的文化

对文化进行系统地分类分析，这是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课题，而不是管理学的工作。

但文化作为管理工具之一，管理学又必须从管理的角度对它从性质上进行分类分析。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因而以价值观念为依据进行分类也就能最准确地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和本质。

世界文化乍一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千头万绪的，但若对它的价值观念进行一些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可以归纳为很有限的几大类。

按价值观念进行分类，也就是相对于行为主体，什么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应该的进行分析。

它可直接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群体所追寻的目标及所推崇的行为。

总观世界文化，以价值观念为据，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即：出世文化、物本文化、权本文化和人本文化。

下面略作介绍。

1、出世文化。

出世文化是一种否定性文化。

其价值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否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认定人生只不过是孽海受苦和负罪受罚。

其主要特征有五：否定人的主体性，即否定人本身，认为人不过是徒具人形的过渡性存在物，与山水草木，牛马虫豸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具人形也只不过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造物主或上帝的计划。

也就是说，人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才成其为人，而是造物主和上帝的意志才如此，造物主和上帝才是人的原因。

因而人本身不能决定自己的存在及其存在形式，只能作为造物者和上帝的客体任它们摆弄。

否定人的能动性。

因为这种文化认定人不是主体性存在，自己不是自己存在的原因，仅仅是造物主和上帝的意志对象。

因而不仅不可能有自己的追求，并且任何追求都是枉然，造物主和上帝的计划
是无法抗拒的，人除了听天由命之外别无选择。

人的存在无论处于何种形式何种境地，也都是造物主和上帝的意志。

它让你富有也就富有，让你贫贱也就贫贱。

“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人的命运也就是造物主和上帝意志的具体化。

人除了安分守己，乐天安命之外，都是多余的，不会有任何结果。

否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人在造物主和上帝面前是无所作为的，只能驯服地听任造物主和上帝的摆布，他的存在除了体现造物主和上帝的旨意之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人若不能自主，或者无所作为，人生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由自身之外的存在来赋予。

若由人生之外的存在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也就不是人生自有的，而是赋予者的。

因为能赋予也就能剥削。

当你有任何与赋予者意志不同的意志时，也就会被剥削，因而你的意志就仅仅是赋予者的意志。

加之能动性被否定，是无所作为的存在，因而即使自我能赋予其存在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去实现，其价值和意义也就仍然不可能存在。

出世文化的行为特征就是“无所谓”。

因为人不具有主体性，不可能有自己的寻求，干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主体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若没有了目的，行为当然也就无所谓了。

并且人是无能为力的，如何干也就无所谓了。

因为能力都是造物主和上帝的，有谁还会关心如何干呢。

加之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因而干与不干也就无所谓了。

人生本身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人自身的存在就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必要去努力呢？人的存在本身也只不过是因为人之外的造物主和上帝要人存在这一旨意不好违抗才存在。

所以什么也就都是无所谓，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贫穷无所谓，富贵也无所谓。

出世文化所体现的行为规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去欲”，即废弃自我的意识，去掉一切欲望。

不难发现这种文化的现实典型就是佛教文化。

无论是小乘佛教的“我空法有”，还是大乘佛教的“我法皆空”，都强调的是空，都有废弃自我的“我空”。

“我空”就决定了“要好就只有了”，所以“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不仅废我的佛教文化是出世文化，而且“混我”的道教文化也可归入出世文化。

道教认为万物有灵，人与自然没有区别，能归于自然，则是人的存在的最好形式。

所以，南北朝的文学家郭璞在他的《游仙诗》中说，“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把自我混容于自然，“无欲无为”。

不仅如此，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中也都包含有出世文化的一些特征。

印度教的业报轮回观念、基督教的原罪说、伊斯兰教的顺从真主，这些都属于出世文化的价值观念。

因为出世文化不具有管理工具的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对进行细分了。

2、物本文化。

物本文化则是一种物欲横流的文化。

其价值观念并不否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但却把这种价值和意义仅仅定义在人的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上，认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吃好、穿好、完好。

它倡导的是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

“得行乐时且行乐”，“花开堪折直须折，莫教花落空折枝。

”这种文化从而表现为一种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
教。

人的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必须由物的效用来提供，可用以交换的商品和货币都能转换成为能提供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的效用，所以它们也就成了价值和意义的本身。

因而谁的钱最多，谁的价值也就最大。

至于钱是从何而来的则是无关紧要的，偷、抢、骗都行。

社会行为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不怜不让。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说出世文化是一种相互冷漠，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物本文化则是一种彼此对立，相互利用的关系。

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也都是由这种关系维系的。

养儿为防老，娶妻为养子。

这种文化的极端形式可能要算中美洲的当特尔卡斯托岛上的多布文化了。

“在多布，所有权的极端排他性最强烈的表现在有关对甘薯的世袭所有权的信仰上。

在苏苏里，世代所种甘薯的品种就像苏苏成员血管里流的血一样是确定不变的。

即使在已婚夫妇的田园里，也不混种。

他们各自耕耘自己的田园，播种自己世袭的薯种，并用各种苏苏族系所个别秘藏的巫术符咒来催生助长。

他们那个社会的普遍教义就只有本族的甘薯，才适种于自己的田园；只有借助那种和种子一起流传下来的巫术符咒，才能获得丰收。

……这样一来，妻子的田园和丈夫的田园就不得不分开了。

他们也总是各留各的薯种，而且催生助长所用的巫术符咒也是分别传下来的，不得混用。

任何一方土地的欠收都会引起对方的嫉妒不满，而且会成为婚姻纠纷和离婚的原因。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北京
，三联书店1988年版本，第135-136页）在这里谋杀、情欲、欺诈和背信弃义并不违忤伦理道德。

《文化模式》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介绍，有一个人怀疑是他的姐姐对他用了魔法，使他日渐虚弱。

他不仅无情地毒死了他的姐姐，而且还毒死了他的外孙女。

即使“在接受礼物时，我们通常讲‘谢谢’，而多布相应的俗语是‘假如你现在毒死我，那我该怎么报复你呢？’”（同上书，第158页）他们的信念是没有人可以信任。

“在日常的交谈中，多布人既温文尔雅又殷情好客。

‘如果我们打算杀一个人，我们就接近他，和他一起吃喝、睡觉、干活、休息，也许得花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等待着时机。

我们也称他为朋友’。

因而当占卜者掂量哪些证据以断定杀人凶手时，常常怀疑那些竭力与死者相交的人。

如果他们未曾有什么合理的原因而经常在一起，那么，死因便一目了然了。

随机读管理故事：《分粥制度》
对权力制约的制度问题一直是人类头疼的难题。

请看下边的这个小故事。

有7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

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和有刻度的容器。

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发挥了聪明才智、多次博弈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

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

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

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的机会。

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于是我们又可得到结论：绝对权力导致了资源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

开始这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

不能放任其堕落和风气败坏，还得寻找新思路。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

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

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有那份最少的。

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

所以一个单位如果有不好的工作习气，一定是机制问题，一定是没有完全公平公正公开，没有严格的奖勤罚懒。

如何制订这样一个制度，是每个领导需要考虑的问题。

什么制度是企业最好的制度？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海尔的制度好不好？联想的制度好不好？对于你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