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应进行哪方面的公
民教育
“这种变味的教育，学了能有什么用呢？就是考上大学能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我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具！”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举行升国旗仪式时，高二学生江成博在国旗下发表讲话，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

校领导称，江成博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会对其进行处分。

尽管没能看到江成博同学的演讲全文，但他慷慨陈词的勇气，不仅获得现场同学的热烈掌声，也让社会公众为之热议。

当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在“为考试之分数而读书”的时候，江成博同学关于教育弊端的积极思考，特别是勇于表达自己对现行升学和教育制度的不满，抨击父母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理想，呼唤“做美好的自我”，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甚至还给了人们一些前进的希望。

这也就是江成博同学的举动收获公众一片赞誉的原因所在。

其实，呼唤自由崇尚自我，向来就是人类的本能，这种精神在年轻人的身上尤为凸显。

单就这篇演讲来说，也许并不全面和公允，也许谈不上深度和成熟，但这绝对不是“牢骚满腹”，更不是“要出风头”。

替换掉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换上直抒心意的真文章，这其实就是语文教师经常教学生们总结的“中心思想”――冲破牢笼约束，向往精神自由。

毋庸讳言，讲真话是我们时代最为稀缺的品质之一，与此相反，官话套话、空话废话充斥我们周遭。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学生自由表达，相反却要处处“把关设卡”呢？学校可以不同意学生的观点，但必须誓死捍卫其说话的权利。

这样的教育才是不虚伪的，才是有活力的。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们才能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不是毫无创造力的人云亦云。

说实话，我们需要更多这样敢于讲真话的学生，也需要更多允许学生讲真话的学校。

相比江成博同学悄换讲话稿当众抨击教育现状的勇气和精神，学校尽管仍以“言论不当，用词过激”来定性，并对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毕竟没有当场断掉电源或当即打断江成博的演讲，而是坚持让他讲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进步。

如果说学生对教育不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那么教育制度好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宽容对待，给予其自由表达的权利。

从这一点看，学生在进步，学校也在进步，这当然是公众所乐见的。

事实上，这样的进步还有很多。

比如在我们读书的年代，在升旗仪式上演讲的都是学校领导，从来轮不到学生，学生得不到演讲的机会，自然也激发和培养不了演讲的才能。

当然，我们仍然不能想象，假如这样的文章出现在高考作文里能得多少分。

我们也不能想象，当针对教育体制比较空泛的抨击，替换成对学校某些做法的不满，会不会被关掉麦克风。

但无论如何，让学生敢于讲真话、可以讲真话，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公民，就得从自由的校园开始。

4月9日上午，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一名高二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

该校领导称，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会对其进行处分。

（《扬子晚报》4月11日）
笔者住所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每个周一的早晨，都能听到学校的升旗仪式，而升旗完毕后，一位学生通过校园广播热情洋溢的现身说法，更是成了仪式中的固定节目。

而对于这样的程式，但凡是中国学生，想必都不会感到陌生。

事实上，能够成为升旗仪式上的发言者，能够让自己的声音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这当然是无上的荣耀，能获得这样的资格，其实也殊为不易，据说是要层层选拔出来的好学生才有这样的资格。

如此来之不易的发言资格，当然要珍惜，但却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既然连说话都要讲究场合，那么，在庄重的升旗仪式上，面对全校师生发言，自然也需要考虑并注意发言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且不说偷换演讲稿这一做法本身是否恰当，既然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获得认同，发言资格也是学校赋予的，却利用这一机会抨击教育制度与学校，的确有倒打一耙，甚至自摆乌龙的嫌疑。

原本希望升旗仪式上好学生的现身说法能够对学生起到正面鼓励的作用，未曾想却反而遭遇发言学生的“倒戈”，校方当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仅仅是对当事学生批评教育，而没有给予处分，出言不逊的学生仍然正常上课，校方的处理方式应该说已相当克制。

应该说，升旗仪式是否适合作为抨击教育制度的场合，当然可以商榷。

但是，学生的发言是不是就应该四平八稳，老成持重，又是否只能发表称颂赞扬的言论，并对现行教育体制歌功颂德？答案恐怕同样是否定的。

尽管对于这些在校学生而言，现行教育体制哪怕有再多的弊端，但终归为学生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提供了并不完美但却不可或缺的养料。

不过，即便学生仍然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却并不意味着学生必须“有奶就是娘”，不能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与质疑。

真要较真的话，不得不在现行教育体制之下接受教育的学生，其实才是现行教育体制最终要服务的客户，身处其中的学生不仅最有发言权，教育体制即便从更好的服务客户出发，也理应更多去聆听学生的抱怨和不满才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生对教育制度乃至学校的抨击与批评，假如说不是根本不被容于现行教育体制之下的话，至少也会被视作十足的怪物与另类。

那些抨击教育，批评学校的学生，能够不被处分，已经算宽大处理，要谢天谢地了，如此环境下，学生的抱怨和不满，可以说长期饱受压抑，而教育体制本身也因缺乏服务对象的真实反馈而长期一意孤行，失去了太多调整与校正的契机。

相比国内教育体系中学校总是对的，被批评的只能是学生，国外的情形恰恰相反，学生批评学校不仅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完全可以不分什么场合，而对于这些“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学校不仅要虚心接受，学校批评学生倒是要相当审慎，如履薄冰。

某种程度上，学生的批评不仅被视作独立思考能力的体现，还被当作培养公民意识与民
主实践的重要一环，人家的批评能力都已“从娃娃抓起”了，咱们却还对学生的批评如此瞻前顾后，担惊受怕，恐怕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基于上述视点，教育从来不应是单向的教唆，而应是双向的互动，批评也同样并不例外，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仅要言传，更要身教，在虚心接受批评这事儿上，教育部门又怎能不“为人师表”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升旗仪式上容得下学生的批评，其实才正常。

而只有当“批评”真正成了学生可以畅所欲言的权利，教育部门才不会自以为是的穿上那件“皇帝的新装”。

改革开放30年，若比为洋务运动，则实为谬误。

因为尽管从技术和器物层面说，两次改革的手段都归于工业化及外部先进技术的引进；因而让人产生相似感错觉的要点多在于此。

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无论从对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众思维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媲及的。

因为这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的浩大工程的起点，其历史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悲情，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可以开始自信的面对这个世界。

当30年的新陈代谢已经把两代中国人带入了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在明年也将迎来共和国60岁的生日。

对于东方文明来说，60年一个甲子，到那个时候-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给历史一个注脚、一个判决、一个新的起点。

之前所有这个共同体之下的人们都在思考着如何面对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过去30年太值得骄傲了，因为经过痛苦的工业化蜕变和资本积累，我们已经找回了曾经在世界舞台上的权重以及人民失落许久的幸福感。

然而，过去30年有需要我们反思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无法忽视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步分化的社会之下一些慌乱的表情。

这些慌乱的表情不是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是对后改革开放的期许。

因为所谓的改革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我国过去高度集中于公有的资源基本有序的完成了初次再配置，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和更分散的利益相关方，构造了一个逐步多元化的社会。

而多元化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崛起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的产生，这种情势孕育着走向共和的趋势。

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正向我们走来！作为教育者，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在后改革时代树立起责任，消除那些慌乱的表情。

我们能做的就是---推动公民教育！这是在国家、社会、公民的角色逐渐从混沌走向明晰之后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五四前后，民主法治的新思想方才传入。

公民教育的基础就是民主自由、法制健全的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由于政治原因，公民教育的开展也不尽如人意。

近20年来，我同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发展迅速，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其课程体系尚存在一系列比较突出的问题。

要促进我同公民教育课程的进一步完善，就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课程体系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