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赵轶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题号】K24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5年01期第42～48页

【英文标题】“Great Divergence”or “Great Mergence”:a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ZHAO Yi-feng

The Institute for Ming and Qing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赵轶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说具有纯经济学的类型比较意义，但缺乏历史学上的意义，在分析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动态趋势中显现出诸多盲点。

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

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有接触和相互关联性但却从来也没有“合流”，

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纪以后西欧的世界性扩张

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

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化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

和性。在考察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时，文明史研究的

观念与方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American scholar Kenneth Pomeranz's “Great Divergence”theory

provided an attractive ecoonomic perspective on Chinese

history.In term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however,it is

narrow and problematical.Befor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itialed by the Western Europe,the historical

trends,social systems,and civilization movement of China and those

of the Western Europe had never reached a non-divided

point;therefore, the so called“great divergence”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did not ever

exist.Rather,It was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which included but not limited to industrialization,forced

the Chinese to change their own social systems largely based upon

the pattern of Western Europe.This trend made China's historical

changes,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and eve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ed greater similarity and compatibility

to that of the West.In dealing with the relevance of the 16 to 19-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histories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is with undeniable

usage.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great divergence/Ming and Qing period/modernity/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5)0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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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

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

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

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

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

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

分流” 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了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

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

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

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

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

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 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

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因为要论

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

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