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诗性人格

　2004年7月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ul.,2004第27卷　第4期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Vol.27　No.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苏轼的诗性人格

马银华

(山东省工会干部学院艺术系,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苏轼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诗人,这种性格使他一生屡遭贬谪,九死一生,同时又使他写出了天下最纯粹的诗文,成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关键词:苏轼;诗性人格;政治人格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4)04-0045-04

关于苏轼的人品个性,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有确切的评价:“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有所不满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中,但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藏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1]他的确是一个自然本真、率性深情的诗人。下面分别就苏轼的诗性人格以及诗性人格对其政治生涯以及诗文创作的影响作一具体分析。

一

苏轼身上最有魅力的便是那坦诚率真、深情温厚的诗人气质。他的率真坦诚使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苏轼的人缘是最好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拥有一大批朋友,说他是“朋友遍天下”一点都不夸张。他敞开灵魂,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接纳各类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得天底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会因事而怒,也会来两句挖苦或自嘲的玩笑,却永远学不会恨人,更不会暗中算计陷害别人,即便是对恶人、奸人、小人,也只是不喜欢、不交往而已。他有一颗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对朋友一片至诚,里外透明,掏心掏肺,对政敌小人甚至是陷害自己的人也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打击,而是能跳出个人是非的狭隘小圈子,网开一面来理性善意的对待。最能表现他这种不计个人恩怨、无私坦荡胸怀的便是与政治对手王安石的握手言欢。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外放地方十多年不得重用,元丰年间又以讥讽新法而下狱治罪贬谪黄州,使他人生之路发生重大逆转,而这又都与王安石的为政多少有些牵连。但谪贬生涯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人格萎缩,甚至对王安石怨恨在心,反而心胸更豁达,性情依旧率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下层百姓接触中,逐渐修正原来对新法的看法,认为熙宁变法在造成一定流弊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效。正是带着这种认识,加上对王安石道德文章的仰慕,在结束黄州贬谪生涯时,拜见了已罢相的王安石。撇开纷繁的政见不说,对于苏轼的才华,王安石也还是非常欣赏的,他对苏轼这几年于黄州贬谪生活中表现出的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态度深为赞赏。两位政见不同但胸襟同样坦荡的人物,执手相对,相逢一笑,打破了十四年来两人之间的坚冰,两个品格一样高尚的人物,终于在置身喧嚣的政治舞台之外时,握手言和。苏轼在金陵逗留的一个月中,频繁地出入钟山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里的常客。鉴于以往两人政见各异,开始时两人还小心翼翼地尽量回避敏感政治问题,可率真而坦诚的苏轼还是忍不住提起当今朝政及天下安危的国事,希望王安石以老丞相的身份向当今圣上忠言直谏。连王安石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马银华(1965-),女,山东莘县人,山东省工会干部学院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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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年无所畏惧的刚正之人,对当今执政者吕惠卿之流的恶意中伤都心存余悸,不想再过问政事。可如今依然是罪臣身份的苏轼却毫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对一切心机浑然不觉,自己的身份不便向皇帝言说,便通过可以上书言说的王安石来进谏。尤其是谈到当前朝政时,依然是毫无遮掩,坦言直说,令王安石也感叹不已:子瞻真是诗人之心呀!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

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只是政见之争,彼此都出于公心,并无多少个人恩怨的话。而苏轼能宽恕原谅同情曾陷害过自己的政客小人章子厚,则纯是苏轼人道主义的人性闪现。章是一个生性不甘落后、刚愎自负之人,为达自己目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元礻右年间苏辙曾奏其奸恶,他嫉恨在心,哲宗时身居要职后,对元礻右大臣报复报怨,与苏轼兄弟也化友为敌,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向皇帝上书,要将流放在岭南的朝臣统统杀尽。听说苏轼在贬地惠州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恨恨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以苏轼兄弟名字定发配地,再次贬之,子瞻因瞻与儋相近而贬儋(海南儋县),子由因由与雷相近而贬雷(广州雷州)。就是这样一个必欲置苏轼兄弟于死地、心地险恶的政客,在苏轼从海岛北归时也被贬到当年贬谪子由的岭南雷州,这对苏轼兄弟来说可谓是大快人心,“恶有恶报”。可听说这个消息后苏轼并未幸灾乐祸,欢欣鼓舞,而是跳出个人是非恩怨的狭隘圈子,以一个了悟人生的智者的眼光,以一个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表达了他真挚的关怀和同情。在给章援(章的儿子)信中说:“某与丞相(章曾为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与章致平二首》)[2](P1643)往日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再说何益,还是把眼光放在未来吧。章平日也爱好道家养生之术,常常炼养内外丹。苏轼便又以过来人经验相告:“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物(外丹)也。”还将自作的《续养生论》一篇及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供章参考,希望他借此颐养天年,熬过这一人生劫难。

苏轼不但胸襟坦荡、心怀博大,还有一颗慈悲为怀的仁者之心。苏轼虽铁骨铮铮,立朝时正气凛然,却宅心仁厚,极富同情心。儒家的仁厚,道家的真朴,佛家的悲悯玉成了他善良的心地、纯正的品性。每见厨房中有待杀的小动物,就联想到自己当年因“乌台诗案”而待罪下狱时那种“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为人宰割的情景,就总叫人放了,甚至有时还买鱼放生。苏轼这种以已度物、移情于物的“比量”思维,使他把一切动物皆人化己化,看成了有生命的一己化身。作为诗人,他虽不能主宰自身生命的生杀予夺、命运的浮沉穷通,但他却可以将博爱的心怀恩泽于一切可怜的小生灵之上。他虽无力推恩以保四海,决定天下之人安危性命,却可以在他任职的管辖范围内权施仁爱之心,尽可能地以他的乐善好施,以他诗人之才性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好事。知密州时收养孤儿,贬黄州时力戒杀婴,知杭州创建第一所医院———安乐坊,流配岭海时,还自制药剂,自为而为人。他有一颗慈悲为怀、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仁者之心,这仁爱之心便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本性初心。

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引人言:“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3]苏轼就是一个既有坦荡之心、又有横溢之才气的真诗人。

二

元好问曾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苏轼是一个多情、深情而又重情的性情中人,无论为知州太守,还是为父兄、为丈夫、为朋友都表现出一副温润和蔼之气。不仅对一切生灵慈悲为怀,对普通众生仁爱有加,对亲人朋友妻儿兄弟更是温厚友善。

苏轼和他的三位妻子王弗、王闰之、王朝云的感情都十分深厚。也正是她们在苏轼无论穷达福祸、仕途顺逆之时始终与苏轼相爱相伴,给苏轼屡遭磨难的人生增添了不少温情和慰藉,冲淡了他因祸而屡处涸辙的愁苦,由此也大大生发、养护了苏轼的诗性人格。最令苏轼难忘、与他最情投意合的是他的结发之妻王弗。王弗是四川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比苏轼小三岁,从小即有文化修养,知书达理又聪明能干,遇事沉静,既是苏轼生活上的伴侣,又是他为人处世中的良师益友。她深知丈夫性格爽直,心无城府,所以特别留意他的为人行事,并时常加以提醒。常于屏风后凝神静听,之后向苏轼坦言利害,告诉他少听迎合自己的话,要知道“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速成的交情不可靠,来得快,去得也快。自然而然地苏轼心理上对夫人产生了深深依恋。所以当王弗二十七岁于京城去世后,苏轼内心悲痛可想而知,令苏轼在情感上和理性上都有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尽管后来再娶,妻子也温柔娴雅,可都不能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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