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的原因

浅析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的原因

摘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清朝在甲午之战中的惨败，清朝由以“西人为师”转为向东方的邻国日本学习；日本从本国当前和长远利益考虑，也主动提出愿为清政府培养留学生；同时，清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措施也促进了赴日留学热潮的形成；加之早期赴日留学生的宣传和鼓动，带动了大批国内学子赴日留学。在上述这些内外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在清末形成了一个赴日留学的高潮。

关键词：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原因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留学运动。当时很多学子“互相集约，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日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搭船，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1]这些学生希望尽快到达日本，以便学习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这表现了当时留学生们赴日的热忱之情。出现如此规模的赴日留学热潮，必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拟从清政府、日本政府和留学生三方面，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做一浅显分析，以管窥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

一、甲午惨败是清政府决定派学生赴日留学的直接起因，而日本近代化改革的成功则是清朝向日本学习的根本动因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东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东方的两个封建文明古国中国和日本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闭的国门。两国政府都痛定思痛，分别开始探索自强求富、摆脱国内外危机的道路。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日两国却以炯然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清王朝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兴起了一场旨在“自强求富，以御外侮”，在物质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举办虽然使得清朝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腐朽的封建制度仍然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日本经过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社会性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成为了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并开始向外扩，矛头直指中国。1894-1895年两国间终于爆发了酝酿已久的甲午战争，结果日本在海上和陆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政府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朝野为之震惊，它彻底粉碎了清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办理洋务而富国强兵的梦想。马关之辱：“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2]经过甲午之役，国人的目光也纷纷由西方转向中华帝国昔日的学生——日本。在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中，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运动迅速高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办报刊，议论时政，启迪民智。1895年出版了清政府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四十卷，该书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学习西方、效法日本，要求在中国实现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3]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

本，仿效日本进行变法的重要的启蒙读物。1898年3月张之洞在其送交光绪皇帝的《劝学篇》中大力提倡向日本学习，他在分析日本何以强盛的原因时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4]中国当时在近代化方面大为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张之洞针对这一现状说：“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5]在他看来，日本是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直接向近邻日本学习，无疑是自强求富的最佳捷径。

在朝野上下舆论宣传的作用下，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一跃成为强国，反而战胜了“天朝”的这些活生生的、不争的事实面前，清王朝于是决定仿效日本进行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鼓动策划下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上谕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方面进行改革。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曾于8月2日，8月18日两次分别上谕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派学生去日本留学。[6]虽然慈禧太后气极败坏地宣布废除“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政策，但派学生赴日留学毕竟是一副使中国快速富强的药方，在大部分大臣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已成为共识。1901年1月，避难于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其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是：“兴学堂，奖游学，停科举。”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也就成为了“百日维新”当中硕果仅存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清政府奖游学、停科举的政策是促进留日热潮产生的直接原因

1901年1月，清最高统治者在西安发布变法诏令，大臣督抚们纷纷上奏献计献策，其中以刘坤一，张之洞会衔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最大，奏折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建议主要是“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三项内容。[7]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如学有所成即予奖励”。[8]各省督抚、大臣以及京师大学堂随即相继派遣大批学生赴日留学。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完全由官费派遣学生难以承担，于是就从政策上鼓励自费留学，对自费留学的学生人数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总理衙门改设的外务部制订了出洋游学办法章程，将留学生分为三类：即贵胄学生、官费生和自费生，明确规定：“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敫。[9]到1903年，对于自费留学的学生在办理出国手续上又进一步予以方便，规定自费留学生只要家长或亲族报名，通过省学务处考试，就可以办理出国手续，“各衙门办理出洋学生文件，不准书吏需索分文。”[10]以后，又规定能考入日本大学者，也可转为官费培养。革命老人吴玉章就曾回忆说,“1906年，我在成城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国立大学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并循例补为官费留学生，这样我的学费问题便解决了”。[11]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12]如能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与实业学堂、大学堂、国家大学堂与大学院毕业，并得有文凭者，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加以录用。这给向往读书做官的青年学子在科举考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入仕的新路。同年，政府又出台了鼓励在职官员与王公贵族子弟游学的政策，规定“凡自备资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