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

制造业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
一、引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从国家或者产业的层面对代表性企业进行分析，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微观数据的公开，经济学家发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而且彼此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一新发现同代表性企业的假设是相背离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贸易的现实，新新贸易理论放松了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将沉没成本和生产率异质性结合起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领域内的新现象和新特征，其最核心的结论是给定对生产的冲击程度，低生产率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资源向高生产率的企业转移，行业生产率水平提高。

根据WTO的数据，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9年的5.7％上升到2008年的10.6％，货物贸易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也从1999年3.5％上升到2008年的9.3％。

同时，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15％增长到现在的超过30％。

在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不断优化，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局面，其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90％。

同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升，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年均增长率也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至少两倍，而且不论以何
种方法来衡量，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增长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Brandt et a1.，2008)。

因此科学评价出口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为新新贸易理论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当属Melitz(2003)，其建立的异质性厂商动态产业内贸易模型是Hopenhayn动态产业模型与Krugman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的有机结合。

潜在的厂商通过支付沉没成本进入市场，而且所有厂商都面对一个外生不变的行业退出概率。

每个厂商的生产率水平由外生的分布函数给定且保持不变。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率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零利润生产点)的厂商将选择退出该行业，生产率超过较高水平临界值(出口生产点)的厂商选择出口并获利。

由于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高于国内市场的沉没成本，理论分析的结果说明只有生产率高的厂商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低的厂商只为国内市场生产，而且贸易的开展会迫使生产率最低的厂商退出市场。

随后的实证检验大多证实了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但对于这种生产率优势是否来自出口仍有较大的分歧。

Bernard and Jensen(1999)对美国，Clerides等(1998)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摩洛哥的研究均不支持出口学习效应。

但是De Loeeker(2007)对斯洛维尼亚ozler et a1.(2009)的检验则支持了出口学习效应。

针对中国的研究非常
有趣，Kraay(1999)证实出口对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Park et a1.(2010)建议更多地向货币贬值的国家出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张礼卿和孙俊新(2010)认为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生产率的增进；李春顶和赵美英(2010)甚至认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低于非出口企业的。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一省或一地区，或采用截面数据，样本量较小，所得结论不适于扩展至一国全部行业。

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对作为整体的工业企业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构如下，在本部分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和经济现实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三、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基本模型
生产率的衡量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劳动生产率指标。

当劳动是生产中唯一的要素投入时，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生产率的精确衡量，如在古典贸易理论下，否则，就只能是企业生产率的近似。

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可以分为参数分析和非参数分析。

参数分析是指通过估算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将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产出增长归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其缺点是要求样本量较大，而且模型的设定如果不准确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

非参数方法不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可以避免模型设定的偏误，但是却无法识别随机因素的影响。

本文样本量巨大，涉及中国工业的全部大类，企业生产率的大小受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果采用非参数分析，必须进行恰当的近似，否则计算可能变得十分复杂。

权衡利弊，本文采用参数方法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企业的生产服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方程(1)和方程(2)。

为了测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同时采用劳动生产率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回归方程(2)。

logy it＝βo＋βi logl it＋βk longk it＋logA it＋ηit(1)
其中logA it＝βe Export it＋βz Z it＋βd D＋ωit(2)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而且企业的异质性都可能对其生产率产生影响，包括出口规模、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等。

基于此，我们的计量模型包括如下变量：(1)工业增加值(logy)，其计算公式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减去工业中间投入加本年应交增值税，相比工业总产值更能反映特定时期的企业生产状况。

正是因为我们采用了工业增加值的概念，所以生产函数中我们仅仅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其他中间投入品不过是原值的复制，并不创造新增加值。

(2)劳动投人(logl)，指员工人数，我们选取从业人员平均人数，预期符号为正。

(3)资本投入(logk)，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预期符号为正。

(4)出口产出比(EX)，采用企业出口产值与工
业总产值之比，衡量企业参与出口市场的程度。

如果其回归系数是正值，表明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5)出口虚拟变量(export)，鉴于国外的经验分析多采用出口虚拟变量衡量企业出口，为了同已有的研究进行对比，文章同时采用出口虚拟变量回归模型。

如果企业当年出口产值非负，则企业是出口企业，其值取1，否则取0。

同出口产出比一样，出口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可正可负，如果回归系数为正，则表明出口确实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6)外资企业(foreign)，如果企业是外资企业其值取1，否则为0。

外资企业往往得益于外方投资者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Girma and Gorg，2004)，预期符号为正。

(7)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的增长可能会促进(因为经验更加丰富)或者阻碍(因为资深员工的工资负担更重或者创新动力下降)企业生产率的进步(Skirbekk，2003)，因此其系数符号可正可负。

(8)企业销售收入(logs)，企业销售收入被已有的文献广泛采用，用来控制企业的规模经济和相对竞争力。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生产率提高，预期符号为正。

(9)国有企业(soe)，1表示国有企业，0表示非国有企业。

经济利益往往不是国有企业的唯一考虑，因此国有企业通常会表现出更低的生产率，预期符号为负。

(10)劳动生产率(logval)，采用工业增加值和员工人数之比。

(11)此外还包括三个控制变量，时间(year)，采用年份虚拟变量；行业(sector)，采用四位编码的行业标准分类GB2002；地理位置(province)，采用省份虚拟变量。

(二)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对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非国有企业2004－2007年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库。

这些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通过每年的工业企业调查收集而成。

每个企业样本提供了企业经营成果的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内容和状态定性描述的信息，而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料是连续的。

表1列出了样本的主要指标，共有超过100万的观测值，涉及40余万家企业，其中24.8％的观测值参与出口，而且出口占企业产值的比重约为19.3％。

文中所有的货币指标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相应的价格指数转化为实际值。

样本的行业分布见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3。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回归分析法、最小二乘法，目标是检验出口贸易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和方向性。

另外，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相对值存在差异且行业之间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我们在总体检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行业检验。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应用Statal0.0软件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方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前两列是回归劳动生产率方程的结果，其中第一列采用出口产出比来衡量企业出口参与程度，第二列采用出口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出口参与程度，后两列为回归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其中第三列采用出口产出比来衡量企业出口参与程度，第四列采用出口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出口参与程度。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且估计符号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无论采用何种指标衡量企业的出口，TFP的估计系数与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的符号是一致的，即出口同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显著负相关。

这是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较极端的发现。

对于企业所有制的差异，外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增长，国有企业则表现出较低的生产率增长。

这与Koopman.(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计算得到中国出口产品中源于外资的增加值可以达到50％，在有些产业(如电子产业)这一比例可以达到80％。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规模和质量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经济责任始终只是国企的责任之一，提高生产率并不是国企的唯一目标。

同时企业销售规模越大，企业生产率增长也越快，这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企业的规模经济能够产生一定的动态收益，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增
长；二是销售规模更大的企业具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更大的市场份额，这能使企业创新的单位成本减少，同时也具备了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的能力。

企业年龄的系数有正也有负。

这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在建厂之初，往往更具创新动力，人力资源的成本也较低，但是生产和市场经验都不足，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的经验开始积累，但同时所承担的包括职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资福利的支出也越来越高，由此导致企业年龄估计系数的符号不确定。

总体分析的好处是样本量大，结果更具有一般意义，但是总体样本可能会忽略更多行业间的企业差异和特殊的生产率影响因素，所以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这样就有必要进行分行业检验。

这里暂且不分析产生以上结果的现实原因，待比照分行业检验之后再全面解析。

(二)分行业检验及其结果
表5列示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的回归结果，采用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同此基本一致。

从表中可以看出，采用虚拟变量和出口产出比衡量企业参与出口程度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显著负相关对大多数行业是稳健的。

无论是总体检验还是分行业检验都证明企业出口同生产率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这在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是属于较极端的。

按照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框架，出口企业必然拥有较高的生产率，尽管随后
的经验分析得到出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明确，即出口可能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但是也较少出现显著负相关的结论①。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计量技术层面的，二是经济现实层面的。

就技术层面而言，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模型中确实忽略了一些变量，最重要的是模型没能控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投入是与企业生产率直接相关的变量，但是由于数据库中收集的企业大多数没有提供研发投入的变量，所以模型没能加入该变量。

国外大部分文献都证实了研发投入对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但是中国是否遵循了相关规律仍有待考察(张海洋，2005)。

李小平等(2008)发现企业R ＆D支出显著阻碍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R＆D投入强度太大，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而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R＆D投资可能更偏向于在短期内带来收益而非长期回报的“政绩工程”。

就经济现实而言，有文献认为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形成，缺乏预算软约束，等等(王海军和张茆，2010)。

李春顶和赵美英(2010)提出出口企业具有出口惰性，其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可能就失去了继续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革新的动力，而那些刚刚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一般生产率较高，这同Kraay(1999)的发现是一致的，所以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出口就与生产率增长负相关。

笔者不否认市场失灵是原因之一，也认为出口惰性可能存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取得了迅速发展，也曾发挥了其历史性的作用，在中国出口总额中长期占据半壁江山，但是，当中国出口规模急剧扩张，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高之后，加工贸易能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值得商榷(纪春礼、李健，2010)。

从总体上看，中国加工贸易的加工环节大都还处于劳动密集型而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上，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的问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量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要素要从国外进口。

这些主要依赖劳动力、土地、政策优惠等优势的出口不仅不能提升出口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生产率增长，反而会挤占工业企业用于提高生产率的资源，抑制工业企业创新的动力，从而阻碍生产率的增长。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总结全文，笔者认为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这同来自多数国家的经验证据存在一定差异。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因此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目前基本上正是按照这种分工格局开展国际贸易的。

陈飞翔和吴琅(2006)将贸易模式的开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低成本、低质量、价格优势阶段；第二阶段是继续价格优势，产品质量提升至良好等级，但缺乏自主核心技术阶段；第三阶段是已形成技术、品牌
优势，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价值主体，产品质量优等，理念先进的阶段。

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时期。

现行的贸易模式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

但是，由于传统的劳动技术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有限，而且还会带来高额的贸易盈余，引起“三高一低”的负面效应。

因此，加快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变应该很有必要。

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为发达国家所诟病，但实际上出口又使得出口企业获益非常微薄。

如何改变这种现行的贸易模式及其决定原则，现行的贸易政策需要作哪些变动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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