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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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
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
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
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为旗帜。胡适虽然称
其为”新自由主?quot;,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为了
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
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
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
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
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
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
和拉斯基。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
样,在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
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
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
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
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分享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
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
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
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有一种说法,将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概括为某种新的两条路线的
斗争:是”师法英美”呢,还是”师法苏俄”?或者换一个说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说法,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化约主义的问题,无论是资
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两种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有苏俄式的社
会主义,也有北欧式以及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有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也有20世
纪的新资本主义。即使具体到苏俄和英美,如果说苏俄的社会主义还比较明确的话,
那么所谓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制度与20世纪三、四0年代的罗
斯福新政、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就大为不同。我们无法在一个化约的层次
上作简单的分类。以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师法苏
俄”,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非所谓的”师法英美”就可以概括,需要我们
作深入的分析。
从发生学上来说,本世纪中国前半叶的自由主义与后半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最
大区别,是后者在反思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中重建,而前者是在反思19世纪资本主义
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历史上的那代自由主义,从”二张”到胡适,多多少少
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他们本人,连他们的西方老师都是如此。杜威、罗素和
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前二位五四时期
访
问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各地作过巡回演讲,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
然而,这二位在英美都是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至于拉斯基,
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陈源、王造时、储安平等留学英国期间,都是拉斯
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劢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
最为崇拜,将他看作是洛克、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
在二、三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三部重要的代
表作:《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分别由张君
劢、王造时和黄肇年翻译。此外,新月书店在1931年还出版了丘辛白所译的拉氏《
政治》一书。四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介绍翻译拉斯基的
新作依然不断。作为英国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拉斯基一生致力
于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自由主义
思潮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中国自由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化,使得
他们对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的名著《
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初版于1945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
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自由之路》中,在一条
补注中他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著作,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
对哈氏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看作是不能两立,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的观点,
潘光旦批评其为”失之偏激”,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
其弊病。潘光旦的评论尽管是个人性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