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

湖南人始终在追求一种极端的精神

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省之一。湖南人走到哪里，都很扎眼，他们的语言是我们国家最特殊的一种方言，像其邻省四川、湖北都属于北方语系，广东、广西都是粤语，而湘语系就像湖湘文化一样只属于湖南这个弹丸之地。湖南人很得意自己的语言，就是说普通话的时候，也喜欢露出一些方言的尾巴，他们觉得“很韵味”，没有哪种语言比自己的语言更加传神、生动。湖南的语言很洒脱，也很有点蛮劲，湖南的年轻人见面打招呼很有特点，他们不是很斯文或者优雅，尤其是在好朋友面前，比如“你这该死的，好久有看见你，你死哪里去了？”还有更绝的，“你这个小畜生，最近死哪里去了”，他们觉得这样很亲切。

曾经有一位刚刚尝试北京生活的长沙女孩，在和自己的同事关系处得很好以后，就有点得意忘形，有一次，一位男同事开了一句玩笑，这位湘妹子很激动地来了一句：“你这个流氓。”结果，北京人生气了。这个湘妹子也很尴尬地说：在我们长沙，这仅仅是一句寒暄用的语言，没有任何含义，因为，在湖南女人看来，流氓型的男孩是一种蛮有意思的男人气呵。还能表示欣赏或者喜欢的一种情感。但是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可能接受湖南人的文字游戏，这就是湖南的个性文化。湖南人喜欢大块吃肉，也喜欢大声骂娘，湖南人喜欢说话算数，湖南人喜欢一马当先，湖南人最敬重强者，但是湖南人不喜欢俯首称臣，湖南人能侃能吹牛，但是转眼也能把牛变成现实。

湖南人的文化一直以“辣”为特色，说到“辣妹子”，多半是指湖南妹子，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比四川、比湖北，浸润了更多的辣的风格。湖南人的辣是出了名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豪气冲天的果敢和无所不能的锐气，这是一种最自信、最有闯劲的表现，湖南人说话声音都是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

这种辣的性格使湖南人特别讲义气，湖南形容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句话叫“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坐”。有人说，湘女多情，实际上为什么说她多情，就是因为她们那种敢恨敢爱的爽直性格决定的。所以说，湖南人的辣，其实是一种达到极致的强硬刚直的性格。

湖南人不能说不崇尚高雅，它的高，它的雅，也是带着他的风采和个性，湖南的艺术家、湖南的画家、湖南的音乐家。湖南的艺术都带着一种很炽热的情感，很丰富的内涵，让人觉得“只有吃辣椒的湖南人才会有这样的激情”。谭盾的音乐不仅悦耳动听，还能展示一种湖南的乡土文化，看着他的表演，似乎就那么几个水盆，几节竹竿，就能把音乐打造得比萨克斯还能吸引老外。李谷一、宋祖英、张也等等这些爱吃辣椒的嗓子个个都是金嗓子，近年来，湖南的文化市场红遍了中国的半边天，湖南的电视节目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市场占有率也让北京人吃了一惊，说湖南的节目还真不错，有声有色，尤其是《快乐大本营》、《真情对对碰》等名牌栏目收视率特别高，他们还说，湖南人在电视里都有一种“火爆气”。至于齐白石的画，黄永玉的词，就更是出神入化，独树一帜了。最好的酒产于贵州，但第一个搞文化酒的却是湖南，“酒鬼”酒就出自湘西，价格压过茅台，让贵州人大跌眼镜。湖南人的这种性格使他们个性峰岭，痛快淋漓。很多外省人都说，你们湖南人真厉害，以前认为你们只会打仗，当大官的也很多，现在发现你们还能经营文化，还很有市场经济意识。看来吃辣椒的人什么都能干。湖南人的聪明才干是一流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光有聪明也未必成事，湖南的文

化学者一直在探索着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影响，他们发现湖南人的精神中有一种最原始、而又最先进的基因那就是“霸蛮”，这也是湖南人为什么辣，为什么大胆，为什么果敢，为什么敢干的真正答案。

解读湖南人的“蛮”

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蛮”，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的概念。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坐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出“我蛮夷也”的旗号，要挟对方。这种以蛮夷为标榜的事实，说明了楚人对蛮夷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楚人把自己推到了周人的对立面，使周人对他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像吴人那样去向周文化学习，反而使楚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蛮”的特质的方向上发展。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变，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谁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变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