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的变迁

洞庭湖的变迁
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洞庭湖的文字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

目前的洞庭湖，包括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三大湖泊及穿插于其间的密集河网，南有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汇入，北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1959年调弦口封堵以后为三口）接纳长江分泄的来水来沙，通过洞庭湖调蓄后在城陵矶注入长江。

1、面积与容积的变化
据资料记载，1852年洞庭湖天然湖面近6000平方公里。

由于泥沙淤积和人类活动影响，至1949年湖面缩小为4350平方公里，容积293亿立方米（按城陵矶水位33.5米计，下同）。

此后30年间，由于大规模开发和垦殖等原因，湖面与容积迅速缩小。

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得到控制。

至1995年，实测湖面为2623平方公里，容积167亿方米。

2、入湖泥沙淤积量
据水文资料统计，洞庭湖多年平均（1956至1995年）入湖年输沙量为1.6 7亿吨，其中1.32亿吨来自长江的入流，0.3亿吨来自湘、资、沅、澧四水。

由
城陵矶注入到长江的年均沙量为0.43亿吨。

由此所得洞庭湖年均泥沙淤积量约1.24亿吨。

洞庭湖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底平均淤高了1.7米，年均淤高3厘米多，淤积最厉害的澧水尾的七里湖最大淤高13米，完全淤积成了平原，作为湖泊从版图上彻底消失，半个世纪以来，洞庭湖区淤积而成的洲土面积将近2000平方公里，湖面因此迅速萎缩，湖容急剧下降，调蓄洪水的能力只有初期的56%。

3、洞庭湖的人工围垦
在湖区的浅滩荒州上围成的民堤堤内洲滩经过耕作，渐渐变成肥沃的良田熟地，范围大的有几万亩，小的也有几千亩，里面有村庄、集镇，看上去与普通的村庄并无不同，这种地方，在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区叫“垸”。

这种民垸，到2 0世纪40年代，最多时仅湖南部分就将近1000处，垸堤总长6000多公里。

1949年后，由于修堤并垸，进行围垦，以扩大耕地面积，仅五十年代，洞庭湖即萎缩了1209平方公里。

20世纪6、70年代，在“以粮为纲”“人定胜天”的旗号下，湖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湖垦田活动，湖面不断蚕食。

原来位于湖滨的常德、澧县、安乡、益阳等城市，现在距湖远的已有十余公里，近的也有三四公里。

人工围垦的结果是侵占了水面，降低了防洪蓄洪的能力，导致水灾频繁发生。

4、水患治理举措
鉴于洞庭湖这一长江的天然调蓄水库的蓄洪能力下降，水灾频繁发生，如何延缓它日趋萎缩以至消亡的过程？必须汲取教训，不能继续与湖争地、围湖造田，有必要采取退田还湖措施，但也不能不讲条件地一律“废田还湖”，毕竟洞庭湖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水库总容量393亿立方米。

汛期防洪限制水位145米，预留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现在洞庭湖容积的1.33倍，到2010年全部建成后，可削减长江洪峰，使荆江防洪标准由不足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保护荆江南北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防止在遭遇千年一遇或类似1870年洪水时大量人口的毁灭性伤亡。

洞庭湖的变迁图
来自《湖南省地图册》的变迁图
解放前的洞庭湖
这是根据1957年“地图出版社”（上海）根据抗日战争前的申报地图绘制的洞庭湖地图。

从这幅图来看，当时洞庭湖水域面积北至华容（三国故事中著名的“华容道”），南至益阳市，西接常德市，东压京广铁路线，还可以称得上“八百里洞庭湖”，不愧受范仲淹的名句：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图中的洞庭湖与长江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水网交错，可以依稀想见当年曹操从赤壁退兵之时，误入洞庭湖，不知何处是入口，何处是出口的情景了。

这些水网，对曹操来说非常头疼，但是对此地的居民来说，却是救命之物，君不见如今之洞庭，只剩下城陵矶一处水口与长江相接，当雨季到来，怎么会有不发洪灾的道理？
七十年代末的洞庭湖
这是“地图出版社”1979年绘制的洞庭湖地图。

经过多年的“围湖造田”，洞庭湖已经面目全非，大家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洞庭湖”这三个字，都已经仅仅只标在岳阳以西硕果仅存的“大片”水域上...
原来南边的大片湖沼，更加七零八落，被陆地侵蚀得不成形状，甚至大片成为“季节湖”（图中画虚线的水域）。

如今的洞庭湖
这是中大信息传播有限公司2000年绘制的洞庭湖地图（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

除了所谓的“东洞庭湖”，正个洞庭湖已经不再是一个大湖，而更像是一串湖泊群。

古代的云梦泽化而为三，一洞庭，二鄱阳，三为湖北境内几个大湖，如今的洞庭湖，又要重蹈云梦泽的过去吗？
原来是水的地方，现在住着人、种着田，水来了，来多了，往那里装？宋朝的时候，有人向王安石开玩笑，如果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掘渠水引走，就可以造出八百里良田。

王安石初听觉得很好，但马上问：那么梁山泊里原来的水放到那里去呢？开玩笑的人说：再挖一个八百里的水池不就成了！
Google地图中的洞庭湖
关于洞庭湖历史变迁过程
提要：关于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取得共识。

本文认为，今洞庭湖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尚处于河网沼泽平原阶段，没有形成大型湖泊；进入魏晋南朝隋唐时期，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得到快速扩展，唐后期至清前期。

今洞庭湖地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处于全盛阶段；自清中期以来，随着长江来沙量的日益增加，湖泊进入明显的萎缩阶段。

历史时期洞庭湖的形成与变迁主要取决于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和长江干流的来沙量。

关键词：洞庭湖变迁历史过程
关于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严重的分歧，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代表性的意见有二，一是张修桂先生的观点，一是卞鸿翔先生的观点。

张修桂先生认为，从全新世初到公元3世纪，今洞庭湖地区属于河网交错的平原；4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沉降扩展之中；19世纪中叶以来，洞庭湖则处于不断的淤塞萎缩之中①。

张修桂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

而卞鸿翔经过研究，对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全新世初期，洞庭湖区属于平原水网景观；全新世中期，洞庭湖重新扩大；先秦两汉时期(距今约4000年至公元3世纪)，洞庭湖已形成江湖连通的浩淼大湖；魏晋南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洞庭湖开始受到分割与缩小；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至13世纪)，洞庭湖水面积进一步缩小；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洞庭湖水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日益淤浅；清代初、中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一个由大到小的逐渐萎缩阶段；晚清、民国时期(19世纪中叶至1949年)，洞庭湖有过多次缩小与短暂扩大；1949年以来，洞
①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按：下引张修桂观点皆出此文。

不另注。

庭湖面进一步缩小②。

卞鸿翔的观点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

笔者以为，张、卞二人对洞庭湖的开始阶段(全新世初)和最近阶段(19世纪中叶以来)的看法基本上接近，分歧主要产生在全新世中期至19世纪中叶的5000—6000年中。

因此，笔者这里只就张、卞二人的分歧时段在二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资料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使洞庭湖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能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

一先秦两汉时期(距今6000年—公元2世纪)：河网沼泽平原阶段
建国以来，洞庭湖区范围内各县，尤其是位于湖区中心的沅江、南县、安乡等市、县的漉湖、钱粮湖、大通湖一带，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③。

例如，沅江市漉湖西面的南金山遗址位于一片地势稍高的湖洲上，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距地表2米，厚0．3米左右；而大通湖农场的各个分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多在地表以下5—7米。

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喜欢选择在河流旁边的二级阶地上居住，这样既利于生产、生活用水，又可以避免遭受洪水的袭击，还能够方便交通往来。

因此，单从今洞庭湖区中心地带分布有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一点，我们就大体可以知道当时的洞庭湖地区应当不存在一个浩淼的巨大水体。

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尚不知道建造堤防设施防洪，如果当时真存在一个多条大河交汇形成的浩淼的巨大水体，那么，靠近这个巨大水体的边缘居住将是很不安全的，而选择其中心地带居住，更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关于可能的平原景观文献材料：
《庄子·天运》：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庄子·至乐》：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

②卞鸿翔等：《洞庭湖的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43—93页。

按：下引卞鸿翔观点皆出此书，除少数必须注明处，不另注。

③据邓企华、肖皓夫编著《沅江风情画》(广州出版社，2000年)及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有关资料。

“野”(古文本作“野”)在先秦时代，既可指郊外④，也可指偏鄙之区⑤。

因此，庄子(约前369年一前280年)所谓“洞庭之野”者，有可能是指今洞庭湖一带的平野景象，也有可能是指当时位置偏远的洞庭地区。

关于湘资沅澧诸水交汇分流入江的文献材料：
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铭文：
自鄂往：逾沽(湖)，……上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澹]。

⑥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湘水……北至(酃)[下隽]
⑦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澧
水……东至下隽入沅。

⑧
东汉桑钦(?)《水经》：
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

⑨
上引文中，“鄂”指今湖北鄂城，“下隽”县治在今湖北通城县西，“益阳”县治在今湖南益阳市东80里⑩。

可见，三种文献关于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河道走向情况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与湖沼相关的文献资料：
《山海经·中山经》(战国作品)：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楚辞·九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山海经·海内东经》(汉初作品)：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

④按：《说文》：“野，郊外也。

从里，予声。

茔，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 ⑤按；《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何休注：“野，鄙也。

”
⑥转引自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见氏著《长水集》(下)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按：谭文从罗长铭先生释“”作“油”当误，应依商承祚先生作“澹”(参见《长水集》(下)第201页引)，即后引《水经·澧水注》中的“澹水”，该水上中游段为今澧阳平原北侧的涔水、澹水，下游段已为今松滋河袭夺。

因为，一则油水是长江支流，无须“入湘”后再入之；二则油水不像澹水一样因沟通新石器时代以来经济文化发达的澧阳平原而具有较高的航运价值。

⑦据下文引《水经》改。

按：汉酃县在今湖南衡阳市南，不在湘江下游。

此“酃”当为“下隽”之误，当因古时直书“下隽”与“酃”字形状相近所致。

⑧分别见《汉书·地理志》零陵郡、武陵郡、长沙国条。

⑨分别见《水经》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篇。

⑩《太平寰宇记》卷114“益阳县”。

《水经》：
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综合上引文献来看，早期洞庭湖大体有一个从“渊”到“泽”再到“湖”的发展过程。

在上古文献中，“渊”、“泽”、“湖”三者在表现水体概念时，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

《说文》：“渊，回水也。

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

”也就是说，“渊”是河流中的回水处，后引申为河流中深潭。

《释名·释地》：“下而有水曰泽”；《风俗通·山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

”这是说“泽”为地势低平而水草丰茂的地区。

《说文》：“湖，大陂也”；《风俗通·山泽》：“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隈都也。

”就是说“湖”为四周被陆地包围着的巨大水体，与今之湖泊概念略同。

因此，笔者以为，其一，战国时期，在湘水下游，存在二个较庞大的河流回水区，即所谓“潇湘之渊”和“江渊”。

在河流交汇处形成较宽广的回水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水文现象。

“潇湘之渊”、“江渊”还不能完全解释为湖泊，尽管后来它发展成为
了青草湖和洞庭湖。

其二，秦汉时期，今洞庭湖地区存在面积较大的沼泽区，即所谓“东南西泽”。

“东南西泽”，是指洞庭地区当时形成的东、南、西三泽。

前引卞鸿翔书标点为“东南‘西泽”’，是不正确的，上古文献中没有这样的称呼习惯。

东、南、西三泽大约分别为后来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的前身。

其三，到汉代，今岳阳西面的东洞庭湖一带，在“东泽”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已形成为文献中的“洞庭(湖)”。

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上述文献中的湘、沅、澧“入江”和“入湘”后再入资、沅、澧、澹的矛盾问题?笔者以为，由于其时“洞庭(湖)”有“江渊”之称，所以，前引文献中有湘、沅、澧皆“入江”之说；又由于其时人们可能最熟悉湘江，所以“洞庭(湖)”中的“洞庭之山”、“巴丘山”很早以来就有“湘山”11之名，甚至洞庭(湖)也被作为湘江的一段，于是，由长江进入洞庭自然就可称之为“入湘”了。

应该指出的是，今洞庭湖地区此间虽然已经开始有湖泊景观出现，但显然还没有形成大型而统一的湖泊水体，总体上是属于河网沼泽平原景观。

(参见图1)
顺便说，卞鸿翔根据有关战国的文献中有“洞庭五渚江南”一说12，而认为“五渚江”即先秦两汉时期荆江分洪入洞庭的虎渡河，也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一则先秦时期单独一条河流没有“××江”这样的说法；二则更重要的是，此所谓“五渚”者是地域名，而不是河流名。

这从《战国策》的最早作注者东汉高诱“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之注，以及现存战国官印中有“五渚正鉨”一印13就可得到坚强而明确的证明。

“洞庭五渚江南”是指的“洞庭”、“五渚”、“江南”三个区域，大约分别为今洞庭湖地区在内的湖南省北部区域、湖北省武汉东南地区14和汉江以南的江汉平原地区。

“洞庭”、“五渚”、“江南”连在一起大体是指当时楚国的整个汉水、长江以南区域。

二魏晋南朝隋唐时期(3世纪—9世纪初)：湖泊迅速扩展阶段
关于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情况，由于有郦道元《水经注》一书的存在，我们今天能够有较多的了解。

首先，看看《水经注》中关于四水下游的有关记载：
《水经·湘水注》：
湘水自汨罗口，西北径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

……湘水又东
11 《史记》卷1《五帝本纪》：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益阳”条：“湘山在北”。

12 《战国策》卷3《秦一》：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荆王亡奔走。

东伏于陈”。

《史记·苏秦传》：苏代约燕王曰：“……告楚曰：‘蜀地之甲。

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寡人积甲宛东下随。

”这两段话较利于我们研究“五渚”的位置。

13 见罗福颐编《古玺汇编》第60页0343号，文物出版社，1981年。

按：“渚”字古印文字形作“”，编者未能识出。

14按：“五渚”一名，《水经·湘水注》以为乃因湘、资、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

郦注之说，实属附会。

如依此说，则“洞庭”被包括在“五渚”之中，这明显与“洞庭”、“五渚”、“江南”三者的并列关系不合。

其实，“五渚”就是《楚辞》中的“鄂渚”，因为，上古“五”、“鄂”二字，韵部分别为相邻的鱼部、铎部，声部皆为疑母，可以假借。

“鄂渚”，准确地说，指今湖北武汉东南的古长江江段。

先秦时期，这一江段两岸低平，容易泛滥成湖。

定“五渚”在此，与注12所引《史记·苏秦传》正合。

北，为青草湖口。

……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

……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

……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

……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水经·资水注》：
(东与沅水合于湖中)：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水经·沅水注》：
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氾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其上。

……沅水又东径龙阳县北，城侧沅水。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

《水经·澧水注》：
澧水又东径南安县南，……澹水注之。

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径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

……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

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盖其枝渎耳。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也。

《水经·江水注》：
(江水)又东，又合油口，又东径公安县北。

……县有油水，水东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

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东通澧水及诸陂湖。

……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迤也。

……大江右径石首山北，……江之右岸则清水口，……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

《水经·江水注》：
凡此诸水(指澧水、沅水、资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上引文中，“汨罗口”在今汨罗江口之南，“磊石山”在今湖南汨罗市西屈原农场一带，青草山无疑指今湖南湘阴县北青漂乡严家山(海拔51米)，“微湖”当在今汨罗江口、新墙河口之间；“龙阳县”治即今湖南汉寿县城；今之涔水、澹水即古“澹水”西段，“南安县”即隋唐华容县前身，治所约在今湖南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作唐县”治约当今湖南澧县西新安镇左近；“赤沙湖”大约即今大通湖及其附近地区；“公安县”治即今湖北公安县城西南20千米的旧公安(今名南平镇)，“石首山”即指今湖北石首市城区附近的南岳山，而“油水”、“景水”、“沦水”、“龙穴水”四水依次在今公安县城左近至石首市城区之间沟通长江。

此“油水”与先秦时期的“油水”相比，下游河道因受江水壅堵影响，可能开始有支汊南流．“景水”、“沦水”南走今荆江分洪区、虎渡河一段后，东注赤沙湖；“龙穴水”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存在15，也就是后来的宋穴水，大体相当于今藕池河中支河道。

“生江水”本是长江南岸的一条小支流，应有今华容河之一段。

生江水与澧浦虽相距甚近但原不相连，由于晋太康元年(280年)杜预“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陵)、桂(林)之漕”的开凿之功16，才使二水沟通起来。

由此可见，魏晋南朝时期今洞庭湖区的情况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在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地区形成了不少湖泊。

最大的为“广圆五百余里”的洞庭湖。

按南朝时“五百余里”，
15按：《楚辞·哀郢》记郢都(今湖北荆州市)入东迁时有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此或可作江湖沟通的最早记载。

16《晋书·杜预传》，并参《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岳州府华容县“澧水”条。

约当今220千米以上17。

因为这里的洞庭湖应包括青草湖的面积在内(参下文)，所以，从上引《水经注》所载洞庭湖地区当时的水道走向情况分析，洞庭湖连青草湖为长形的可能性较大，若设长80千米，宽30千米，则面积当在2400平方千米左右。

据盛弘之说，当时的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18。

郦道元并没有来过南方，上引《水经·湘水注》所谓“(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显然是对盛弘之关于青草湖的记载以及他人关于洞庭湖的记载的综合改写。

青草湖既称“周回数百里”，至少应不会小于二百里，至多又当不会超过五百里，估计在三百里左右较为可信。

因此，若以三百里估计，依前例则青草湖的面积当在1000平方千米左右．赤沙湖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记载，估计其面积已有不小。

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应该分别就是在汉初的东、南、西三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其他像“微湖”等相对较小的湖还有一些。

把当时洞庭湖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加起来，估计约在3000平方千米左右。

其二是荆江开始有多口与四水中的澧水沟通。

上荆江段有景水、沦水、龙穴水经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下荆江段亦有生江水经生江湖、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

上荆江段江流经景口、沦口、龙穴口进赤沙湖转入澧水河道的出现时间不得而知，但应在280年杜预开凿运河之后，因为，如果当时江、澧之间已有通道，杜预大可不必兴开凿之功了。

景口、沦口大体位于今湖北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家厂镇一带，龙穴口即后来宋穴、藕池口的前身。

下荆江段的生江口也可以分流一部分江流入澧水。

不过，由于今华容、石首二县之间地势略高，当时江水由该口南入澧水的流量可能还很有限。

生江口即清近以来湖北石首县(市)调弦口的前身。

进入唐代，尽管洞庭湖区地面仍处于沉降状态，但是由于洞庭湖地区的泥沙沉积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洞庭湖、青草湖的面积较南朝时的“广圆五百余里”变化不大，可能只是略有增加。

到8世纪的唐中期时，据《元和郡县图志》说，洞庭湖为“周回二百六十里”19，而青草湖也不过“周回二百六十五里”20．按唐1尺约等于今0．31米，则洞庭湖的“周回二百六十里”约为121千米，青草湖的“周回二百六十五里”约为123千米：二湖相加周回达244千米。

至于赤沙湖，唐时又称“赤亭湖”，其周回里数文献中仍然没有记载，故无从估算其面积，不过，从其仍在“(华容)县南八十里”21来看，唐中期时其面积较南朝时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这应当是因该湖接纳含沙量较高的江水(所谓“沙口”)而
为泥沙淤浅所导致的结果。

所以，如果把洞庭湖、青草湖以及赤沙湖等边缘小湖的面积加在一起，唐中期今洞庭湖的水体面积估计在3500平方千米左右。

(参见图2)
17 按：此据南朝刘宋现存骨尺长度(1尺=0．247米)计算。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8 (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初学记》卷7引、《太平御览》卷66引。

19 《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20 《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21 按《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按：由于江湖水害的影响，历史时期华容县治数有迁徙。

隋华容县即吴南安县(或作安南，治今华容县城，见《岳阳风土记》)，约于唐神龙二年(705年)迁于岳州西16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7，《太平寰宇记》卷113
作166里)。

其地当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因水害而复迁今治(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附陈仕元论)，东距岳州125里(《元丰九域志》卷6)。

故705年—1054年间(唐中期至宋前期)华容县治当在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

张修桂、卞鸿翔等以今华容县治当唐宋华容县治，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