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颢 与 心 学

程颢与心学

作者：壶公评论QQ1924190279

冯友兰是离我们最近的理学家。近代中国，在国学与西学的互动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或主张全盘西化，或主张固守国粹，或主张引西学入国学，现在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是这种争论的一个分支。

引西学入国学的主张始自国学大师王国维，冯友兰是最有建树的大师之一。在冯友兰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学术的自由，据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七卷，而我们所能看到其实只有六巻。据冯先生的弟子介绍：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离他去世只有四个月。写第七卷时作者双目已不能视，全凭口述，一切考据、文献、辩析全靠记忆，而全书展开条理谨然，文辞优美，让人惊叹。晚年冯友兰的思想进入化境，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他自感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自度“照我所见到的写”难以见容于出版审查，因此想起了理学先哲王夫之：“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1）

在这里，笔者看到了程颢宽和的影子，更看到了先哲们面临的困局和自身的无奈。其实，冯友兰所面对的困局和无奈，在他所敬仰的孔子时代已经发生了――还可以向古远上溯――这是先知者必然遭遇的困境。孔子在阐明大同思想的时候，表现出那一份坚定中透出的悲哀和悲哀中透出的真诚，足以感动读者。继孔子之后的孟子所面对的处境更为冷酷了，百家萧索，唯迎合强权的荀、韩之流独存，孟子的性善论只是信念的固守。因此孟子较之孔子有了更多的迷惘，虽然没有如同后世的大科学家牛顿寻求上帝的支持，在孟子学说中也不免生出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即是一种保护色，也是对现实的迷离。之后的董仲舒即不掩饰这种无奈了，他举起了“天人感应”的旗帜，明确地告诉人们“天”是来自大自然又是一种超越大自然的力量――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包裹起人类的不可知与恐惧。自董仲舒时代开始，中国逐步浸入道、佛及玄学，这一个特点与西方教会文化的形成以及统治地位的巩固相似，因为具有相类似的历史背景。这种状况在中国一直维持到现代，即便以高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代，汹涌的个人崇拜和“思想深处闹革命”不都是一种完整的唯心主义形态？反映着革命者的无奈和迷失。有人批判冯友兰是唯心主义者，批判者又如何解答冯友兰的困境？有谁能够解答现代中国的困境？我们行进在追求终极理念的道路上，都存留着一份迷惘――没有迷惘，又何以思考？

程颢、冯友兰的那份宽和正是承认了历史赋于思想的局限，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步入不可知论――只有那些狂悖之徒才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主宰。以此观点来分析“心学”观，自然多了一份底蕴。

1、程颢与心学

一般认为，心学的谱系自孟子始，经程颢，至陆九渊、王阳明，近代新心学的代表者则是贺麟。冯友兰先生就这样写到：宋理学“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 （2）。但是，笔者并不认同冯友兰先生的这一个观点。

程颢、程颐兄弟是理学之初“北宋五子”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他们的学说属于北宋道

学中以“理”为本的一个哲学学派。后世广义的理学又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本分别为“理”与“心”。如果追溯心学之源，则不能不觅踪于程颢，也不能不承认程氏兄弟的哲学观存在分歧。但是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程颢、程颐兄弟就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只是让他们寻找“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是求“道”的境界，也就是寻求实现“人性”的完善以达于“仁”的道路，这是二程的起点，也是共性。至于二程思想的分歧，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它只是说明，对于思想者而言既然追求逻辑的严密和思维的完善，自然乐于探索。在这个问题，后人有多种判断，举其二：

或认为与存世的时间有关。程颢比程颐出生早一年，但是去世则早了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显然有很重要的意义。程颐在纪念其兄的时候写到：“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周敦颐）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六经而后得之。”（3）也就是说二程在“泛滥于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间是一致的，都受到“诸家”、“老、释”的深刻的影响――后来的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程颢与程颐比较，“返求六经”的时间显然就少了整整二十二年，也就是说程颢只是处于程颐思想初期的阶段。“返求六经”的现象后来也出现在朱熹、王阳明等人的经历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观点。当然观察冯友兰先生的生平，同样可以的到早、中、晚三个时期思想上的连续和演变。

对于一个成熟的理念的出现，历程是如此重要，我们不能不珍惜生命的价值。

或认为是二者的感悟的差别。朱熹认为程颢、程颐的学术师承主要的是周敦颐，但是后世与朱熹分道扬镳者却不认同这个说法，以为既然承认洛学与濂学之别，也就承认了洛学的独创性――强调的是差异。于是认为，程颢受到周敦颐的影响比程颐更大，也就是更热衷于援佛、道会儒。

二程同时也受到“北宋五子”之一的邵康节的影响，邵康节是象数派易学的代表人物，与周敦颐的援佛、道会儒相比较，邵康节则重于“易”，也就有了对佛学的攻辟。后来程颐精于易学，当然可以认为他受到邵康节更多的陶融。事实上，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定论，一般认为洛学的独创性功在程颐，而程颢只是濂学与洛学之间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探讨两种议论，笔者认为程颢、程颐兄弟其实并没有发生过值得关注的分歧。例如程颢主张“道即性”。“道即性”出于程颢对韩持国的解说：“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程颢的这段言论是为了说明“禅学者总是强生事”，并且批评禅学者的自以为是。他认为人性是客观的存在，是“自家原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如果自己的品性没有什么“污坏即当直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 。因此论证，之“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原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

程颢否定的是禅学者通过苦修以达于悟的修练法，或者说是在否定近代出现的思想改造论――笔者少年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慈禧的时候就说到：“你们如果不注意听课，就把你们的脑壳锯开，再塞进棉花。。。。”孩子们都跟老师滑稽的动作笑起来，可是后来长大后，再回忆起此事却心有余悸了――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都不会承认思想改造的，程颢的“道即性”表达的是人性的自适和修养的快乐。

一般用以证明程颢心学观的是：“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但是这一节的言论见之于《程氏遗书》巻二，写明是“二先生”的言论，无法证明出自于程颢，虽然后来的《宋元学案－明道学案》肯定了此节出自程颢，终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