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华《胭脂扣》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李碧华《胭脂扣》所体现的寻根意识，兼论文学经典化的标准问题。

关键词：《胭脂扣》；李碧华；经典化
一、香港意识
香港在20、30年代开始人口激增，移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那时的香港人并不存在香港意识，也不存在文化认同的危机，他们的文化意识来自于他们出生的地方。

从大陆来的，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文化上是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延续。

可以说，他们虽然居住在香港，但是他们并不是香港人。

70、80年代，是本土出生的香港人成长起来的年代，他们对于自身的身份定位是模糊的，从他们父辈那里，他们可能获得了朦胧的大陆文化意识碎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大陆无疑是抽象的，中华文明无疑是飘渺的，他们迫切的需要回答“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将来要到哪里去？”等等问题，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的临近，香港人的这些问题越发被激发了，由于不知道97年被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共产党政权接手之后香港的未来走向，香港人就越发想回答这些问题。

李碧华的《胭脂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处产生的，可以说李碧华对香港意识的呼唤并非是她个人性的，而是整个香港人这一群体的呼唤，并且被1997这一时间概念催化。

《胭脂扣》从人和物两方面设置了50年前和50年后的巨大反差。

人，如花和十二少、袁永定和凌楚娟，同样是一对情侣，50年前后爱情模式、爱情观念截然不同；物，50年前的香港和如今的香港亦是天翻地覆、截然不同，以致如花这一香港人不认识香港。

在对50年前香港的追
忆中，李碧华实际上是对香港人实际上的历史疏离和政治冷感的一种反抗，她力图唤起人们已被麻痹的群体意识。

怀旧只是目的，人们在怀旧之中可以获得一种现实的解脱，《胭脂扣》中怀念的50年代前的香港，确实带有美化的嫌疑，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当时香港意识的缺失。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胭脂扣》构建的是香港的精神之城，是对文化断裂的一种创造性修复的尝试。

二、女性意识
在《胭脂扣》中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是又一大寻根的主题。

现代女性脱离了两千多年甚至更久的男权社会，取得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身份，但是在思想上这种身份的确认却远未完成。

在对如花的叙写中，包含了对如花的认同，即执着的爱情追求和美好的品质，这是传统妇女观念的体现。

但是又包含了对如花的反思，如花在《胭脂扣》中提到：“女人，命好的一生跟一个男人，命不好一生跟许多个男人”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女性对男性过于依赖的心理，希望女性拿得起也放得下，这又是现代女性主义的观念。

在传统与现代，扬与弃之间，香港女性甚至中国女性需要回答的群体性问题是：女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女人。

而这样的问题，在《胭脂扣》中又回归为一种怀旧，在怀旧之中找寻过去的女性身份，在这种找寻过程中思考自己的性别定位。

三、人生思考
香港意识、女性意识的寻根是对人精神的关照，解决的是香港人的精神危机，而这样的尝试不可避免的会触及人生的思考问题。

50
年前，如花为了自己的爱情、信念选择了以死相争，而十二少则选择了苟且偷生，50年后相遇的时候，如花虽然身为鬼魂，但是还是一样的美丽、美好，而十二少已经变为了一个饱经沧桑、形如枯槁的老头，在这样的反差之中，人们的心绪激荡着，价值的尺度震颤着，什么是值得的，高下立现。

袁永定和凌楚娟的冷漠恋爱关系、现代社会的淑女甚至不如50年前的妓女懂礼节有操守等等，这些现代香港的冷漠与精神退步在《胭脂扣》中都有所体现，而对于这些人生的无奈与冲突，李碧华没有找到答案和出路，只能归结为悲剧和宿命，毕竟作为个体的作者，无力左右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甚至作为群体的香港人，也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只能力求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人生思考，让自己的心中多一份坦然。

其实无答案也恰恰是人生的一种答案，毕竟真实的人生就是有很多的无奈，注定带着很多的问题和遗憾走向终结。

四、经典化视角下的《胭脂扣》
我个人认为《胭脂扣》可以接受历史的考验，成为一部经典。

一部经典，一定不是一元的，一定体现了多元典律的构建。

我不认可从香港意识、女性意识、寻根文学、消费娱乐文学等单个视角出发去认识《胭脂扣》，任何试图给一部文学作品贴标签的尝试都是有待商榷的。

《胭脂扣》中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式多元的，其中的人物都是多面、丰富的，展示的生活是苦乐并行又充斥着无奈的，而这恰恰是生活的真实，作者没有强加给读者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只是忠实的展示这种历史的错位和对立，意识的断裂与缺失，而它的切入点又是平民化的，
是能够代表一个群体真正的文化精神的，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体现了时代和群体的召唤，或许这也是《胭脂扣》引发一股历史怀旧、文化寻根创作潮的原因。

当代文学的研究，应避免以研究者本身的文化定位去解释其他国家、的确文学的倾向，站在文学作品所根治的人群、文化去解析，才能更好领会作品的精神内涵，更好的认定什么是经典。

铅华洗尽似水流年——析李碧华《胭脂扣》的女性意识和怀旧情结摘要：李碧华是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香港文坛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被誉为“香港奇情才女”。

《胭脂扣》被称为她女性意识觉醒之作。

本文将通过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性爱情观的分析和对旧时香港的回忆来探究李碧华的女性意识、怀旧情结以及写作特色。

关键字：女性意识；怀旧情结；传奇性叙事
李碧华，广东台山人，生于香港。

是上个世纪末至20世纪香港文坛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香港奇情才女”“文妖”。

她所的代表作品有《胭脂扣》《霸王别姬》《青蛇》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这些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后，在影坛上盛极一时，好评如潮，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卖点。

作为香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位奇情才女，她在香港文学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界，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她文风诡异、冷峻、别具一格，清丽而又不拘常理。

她擅长写情，但又不止言情。

评论界认为：“李碧华的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纯言情小说，它们有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面上所给人的思考，是一般言情小说所不能比的”[1]她的传奇性的叙述方式，也使整部作品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小说《胭脂扣》是她的成名作，充分显示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艺术风格的趋于成熟。

小说叙述了一个“誓言化作烟云字，痴心枉倾注”的人鬼殊途的凄美爱情故事。

作品的女主角虽为娼妓，但是却表现了痴情女主角对爱的极度渴望和坚定，让我们不再冷嗤娼妓无情。

作者以传奇性的叙述方式，从自身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本文将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爱情观和对往昔香港的回忆来探究李碧华的女性意识、怀旧情结以及写作特色。

一
《胭脂扣》所写故事开始于八十年代的香港。

在一家报馆女鬼如花出现在它的广告部，于是她认识了报馆的袁永定，以及袁永定的女友凌楚娟，并在袁、凌二人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寻人的历程。

五十年前的倚红楼红牌阿姑和富家子弟陈十二少倾心相爱，一个是“花运正红，颠倒众生”的红牌阿姑，一个是“眉目英挺，细致温文”的南北
行三间中药海味铺少东陈十二少，二人于彼时彼地郎才女貌一见钟情致命相逢。

从此开始了他们抵死缠绵的爱情之旅。

因为身份悬殊，他们的爱情遭到了陈家的极力反对，十二少不惜一切离家出走，跟如花在摆花街另筑“爱巢”。

但是，阔少和妓女之间这种无法逾越的身份差距是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的。

即使他们的爱是出自真心也难逃厄运，难为世俗道德观念所容。

“如花的惆怅，便是封建时代的家长，自视清白人家，祖宗三代，有纳妾之风，无容青楼妓女入宫之例” [2]一切便如水中花，镜中月。

于是当爱情又遭遇残酷的现实，生计无路时，终于贫贱夫妻百事哀，且“又不敢捱穷”落魄的十二少，心灰意冷，深染烟霞癖，借吞云吐雾来忘忧。

阔少终于尝到为爱付出沉重代价的苦涩滋味，牺牲了自己锦衣玉食，风流潇洒的生活，他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于是爱情不过是飘渺绮梦，“两个人，不知如何，化成一堆粉，化不成像样的汤圆一样，终不能团圆” [3]最终走上一起吞鸦片的殉情之路，并约好“三八七七”作为他们日后投胎相认的密码。

可惜这一切未能为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爱情画上圆满的句号，生不能同衾，死亦不能同穴。

“名妓痴缠，一顿烟霞永诀；阔少梦醒，安眠药散偷生”如花在地府苦苦等不到十二少，便以减寿的代价来到阳间寻找十二少，最终在袁、凌的帮助下在片场找到了一辈子饱受心灵折磨已变得丑陋龌龊的十二少。

昔日爱情浪漫已不复存在，这让如花大失所望，也明白“拼了一条命，什么都换不到”“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

最终无可留恋，飘然而归。

这是一个消解了爱情的凄美爱情故事，李碧华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了爱之深、恨之切
的刻骨铭心。

她通过一个女鬼对爱情的坚贞来对比当代的一些年轻人爱情的苍白的摇摆不定，以此表达自己独特的女性意识。

在西方男权文化传统中，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后吃下了禁果，又让人类的始祖亚当也吃下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背负原罪。

在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是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诱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人走上歧途。

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度凝练概括为一个“色”，即以长相蛊惑人心，而这一类以风月场的女人最为典型，这类女人都是背负原罪的，并一直为此付出代价的。

李碧华看到了这类女性，并将这类女性形象作为自己刻画和表达女性意识的主体。

她自己也曾说过：“我觉得好女人只有一种姿态—通常是很柔顺的样子，坏女人有很多面的，她可以阴柔，也可以讨巧……探讨她们复杂的心理，这过程本身就像推理剧，案中有案。

”［4］李碧华试图以这种“坏女人”的形象的变形来颠覆男性眼中欲望化的形象。

她笔下的女性并非大奸大恶、十恶不赦之流，只是不符合封建传统贤良淑德的女性品德的要求而被迫被纳入到
“坏女人”的行列。

有人评论李碧华笔下女性形象是“自由穿梭在现实与灵界的精灵” 。

[5]她的作品多以女人为主角，探讨女人、爱情与命运的奇妙关系。

《胭脂扣》中的两位女主角如花和凌楚娟分别代表了传统女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

通过这两位女性爱情观的对比，彰显了作为香港当代女作家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女主角如花虽为塘西倚红楼娼妓，最遵守着“虽身为河下人，亦有大
方礼仪” 她温婉冷艳，资质美丽，不仅有情，而且痴情敢于不顾一切追求爱情。

妓院历来就是一个研究两性的绝佳场所。

在这里，男人与女人之间纯粹是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

女性是最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没有作为女性的主体地位。

昔日她是阿姑，他是恩客，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

本来他们逢场作戏，不想却弄假成真。

这样的爱情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典型的家族社会中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身份和地位的悬殊注定了这就是一场悲剧爱情。

可如花依旧飞蛾扑火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游戏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父权夫权的统治下，女人没有话语，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

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娼妓更是男人的附庸。

不管她们曾有过多么艳治的生命，都无可避免的被历史的尘埃无情的湮灭，她们的生命轨迹注定无人关注、无人怜惜同情。

如花的妓女身份注定要和命运做一番殊死搏斗。

如花的抗争，开始带着宿命，依然指望依附于父权夫权社会的接纳。

她说：“女人命好的，一生跟一个男人；命不好的，便跟很多个男人。

”她自是渴望十二少会是那最后一个男人，所以大家在安分守己的扮演各自角色的时候，她妄图摆脱从前。

她推拒其他的客人，她希冀嫁入豪门。

所以她是十足的家人模样去拜见十二少的母亲，却遭受陈老太拿出掘头扫把特殊“礼遇”，她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却听陈老太提起了乳前龙井的讽刺；她满心的忍耐期待陈老太的改观，却见陈老太拿出了与十二少定亲女子淑贤做的衣服料子，请她帮着比试，如花自此方才彻底明白，要想让大户人家接纳妓女出身的媳妇儿根本是痴人说梦。

这一幕彻底道出了妓女的心酸，述说了当时社会女性的无权、无用以及在现实生
活中的艰难处境。

如花虽然悲情但绝不悲观，因此即使此番会见遭受莫大的屈辱，她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爱情。

他让十二少摆脱家庭，学会独立；她以情感、鸦片，妄图将十二少留在身边；她在十二少的酒中放下安眠药，不让十二少有后退的余地，好与他殉情以待来生再续前缘。

李碧华说：“最强的女人会最弱，最弱的女人最强。

女人就像一颗泪珠，从来不痛，却禁不住一阵风，一点点灰尘叫它流泪，遇上酷热严寒竟不畏惧。

”[6]如花即是这样一个烈性女子，聪慧而毒辣，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试图以自己的抗争来换取期待的爱情。

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天长地久的相守。

当一切争取都变的毫无意义的时候，如花最终决定两个人吞鸦片共赴黄泉，如花的死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父权夫权制度的绝望和反抗。

如花选择自杀，不是成全爱情，而是拯救命运。

她甚至清楚作为公子哥的十二少无法承担改变命运的重责，她甚至不能确信他是否真的爱她。

“如果他有一点真心，便死于殉情；如果掉头他去，也死于被杀。

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豪赌”。

[7]如花此时成为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企图用一场豪赌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

如花最终失败了，因为十二少的落荒而逃。

但如花又没有真的败，作者又让痴情的女鬼重返人间，不惜折寿来换取还阳十天追寻前世的姻缘，但最终她看到了一个苟活于世的糟老头。

她却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永恒。

如花的爱情是一种误解，最终是指向虚无和幻灭的，但如花的自杀是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生命的主动权，是打破了男权意识的认识模式，获得了生命意义上的永恒。

作者笔下的如花，具备了传统的女性道德，
符合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审美要求，表达的作者对女性传统美德的认同。

但如花对宿命的反抗，体现了作者传统的女性意识：即主张以永恒的爱情观和传统美德，寻找女性所有美好的人性，以来反思现代女性的精神内核。

与如花的爱情构成鲜明对比的是80年代香港袁永定和凌楚娟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同于如花与十二少的爱情，如花的爱情是李碧华构筑的理想的爱情，写了一个天长地久的神话。

李碧华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角痴情。

我和现代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

但是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这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

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女子。

”［8］与如花天长地久的爱情相比，袁、凌二人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切自然。

凌楚娟是典型的现代洒脱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体现的是现代女性意识。

她对婚姻并不热衷，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像如花要依附于十二少，十二少要依附于家庭，但袁、凌二人都具有明显的主体性意识，凌楚娟没有如花痴情，也不会像如花用尽心思，曲意逢迎；相反，她更任性，更自我。

比如，在她吃如花醋时，竟可以指着永定对饭馆伙计说：“伙计，账单交这色魔！”完全不给永定面子，并且“顺手再扫跌一个茶壶以及两个茶杯：‘破烂的也算在内’然后扬长而去。

”她并不依附于永定，即使与男友相交多年也没有出现逼婚的事
情，她与男友在一起更多是出于方便，毕竟有些事还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做得到。

凌楚娟对如花说：“你别以为时代女性会像以前的女人一般忍让，如今男女平等。

”［9］这让我们彻底知晓，李碧华通过凌楚娟这个角色鼓励同胞们解放自己，让个性独立起来，不要成为爱情的牺牲品。

作者借两位女性的情爱观念对比体现了对现代女性意识的思考。

如花是为爱而死，为爱魂归寻情，执着的追求一种天长地久的真爱，体现了传统的永恒的爱情观和她的女性美德，是传统女性意识的体现。

凌楚娟虽对婚姻并不热衷，但如花的出现引起了女子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作为现代女性的她无论如何像男人般拼搏，但她内心仍旧渴求传统意义上的永恒真爱。

作者借如花对爱的执着，寻找女性的所有美好人性，以此来反思现代女性的精神内核。

旧时传统的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缺乏独立自主。

但现代女性却又拥有了过度的独立自主，反而间接导致了精神的虚无。

《胭脂扣》虽在追怀传统的女性意识的种种美好，也对现代女性意识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在这里：作者也突出了一个新的主题，一个获得解放的现代女性，若摒弃了如花们对爱的执着精神，是一种精神与意识上的缺失。

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既有反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文化和传统认同的一面。

在追寻女性价值的历程中，李碧华亮出了“做一个好女人”的旗帜。

在她看来，女性的永恒美德是完善女性人格，改进人类生活的精神至宝。

李碧华能够更加完整的认识女性，更加真实的去塑造女性，开启了女性自我寻找与自我审视的序幕。

从中寻觅永恒的女性，弘扬一种永恒的女性美德，这
正是李碧华言情小说的进步和独特之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视角，体现了李碧华新的女性意识。

二
与《胭脂扣》的女性意识相契合的是它的怀旧意识。

《胭脂扣》被认为是一批‘塘西风月’小说、电影的滥觞者，在80年代后期带起整个怀旧潮.怀旧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是旧日历史的意识追踪。

小说中李碧华大段大段的对上个世纪30年代的香港“塘西”历史做了不遗余力的叙述，更透过作为文本叙述主人公袁永定的评价流露出作者对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深深怀念。

小说在历史叙述的展开与现实场景的铺陈中，开始把一些有关旧风俗的记载移植进小说，在历史（如花）和当下（袁永定）的时间错位，把过去与现在、回忆与联想、幻觉与现实揉和在一起，使小说的怀旧气息浓烈却不浮躁，自然而和谐的体现出来。

重回现世的名妓向历史一无所知的现代人讲解50年前的香港，不过她讲解的内容并不是官方的政治史，也不是经济史，而是从一个22岁殉情的年轻妓女的
‘小’角度观察到的香港到的风貌。

构成了细碎但却详尽的塘西娼妓史。

在袁永定帮如花寻找十二少的过程中，袁永定跑去图书馆、去历史悠久的药材批发商集中地，文咸西街寻找，俨然一位追查“升斗小市民”祖源的乡土史学家。

借如花的回忆，袁永定追查十二少的过程，也是他走进了50年前的香港的风土人情的过程。

这是特殊视角下的一页香港风月史，周蕾对《胭脂扣》的分析也表达和验证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在众多可能的文化生产空间中，妓院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用一些被社会鄙视，从事被社会鄙视的行业的人物，来创造一段既具魅力又琐碎不堪，既惊天动地又一文不值的历史。

”[10]这既是对传统历史书写的颠覆，又是对香港本身的恋爱历史的省觉。

《胭脂扣》的怀旧意识承袭了西方世纪末风潮，又因“香港制造”而显得有寓意。

怀旧潮可以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反射出作家对香港自身历史的兴趣，是一种自我找寻，它揭示当下社会所感到的缺失，它美化过去，给过去时期感到压抑和焦虑的公众提供安慰。

80年代以来的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处处呈现一种盛世繁华之势，但是在繁华的背后出现了一种浮躁不安，九七之前的香港经历了长达多年的殖民统治，这种统治使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出现了一种“无历史”的文化现象，作为香港人在面临回归的考验中，本土文化身份变得不明确，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冲击，一方面使它兼容并蓄，另一方面却是难以确定。

香港在融合和冲撞中边缘生长，在《胭脂扣》发表的时候，香港回归已成定局，香港殖民地身份即将消失，香港人在与大陆的对比下，香港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土的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着差异，香港人突然生出了对本土文化意识的追寻，表现出一种集体的迷惘与焦虑，他们开始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寻找自己的历史，确认自己的身份。

《胭脂扣》的出现迎合了九七临近时港人对香港历史的重新想象，它从一个边缘的角度完成了对香港历史的还原。

让香港人在这种不太沉重的塘西风月历史中怀念过去，寻找并再现历史、追寻并确认身份。

这正是寄托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情怀，以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被遗忘甚或被抛弃的传统文化的重忆，它反射出了作者对香港自身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