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的特色

经济观察报/2012年/12月/3日/第049版

观察家

晚清外交的特色

丁力

历史常常重复。这让我们有必要多回顾些往事，多做一点思考。晚清曾被涂抹得很黑，仿佛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颟顸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等词汇被常用来描述晚清状况。这些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现在回过头去看，晚清政治并不是一无是处，外交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错误的遗产更持久，直到今天。笛卡尔问：“有那么多新的错误可以犯，为什么还要重复旧的错误呢？”答曰：路径依赖。

开始讨论之前先“正名”。本文题目中的“外交”和“特色”是常用词，不必多说；“晚清”的定义有些模糊。在“全盘西化”浪潮中，不少人挥舞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用西方材料打造的刀片，恣意切割中国历史，“历史分期”成为显学。操刀手们杀死了中国历史。不过，讨论历史仍需一个起点。唐德刚先生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晚清”之始，他的《晚清七十年》实际上始于太平天国起事的1850年。

本文只为行文方便，为“晚清”规定一个期限。主体是慈禧太后掌权的日子，即1861-1908年间。期间太后两次撤帘还政于皇帝，退居二线，但仍大权在握。向前延伸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1856年，未来的慈禧太后为咸丰帝生子，母以子贵，渐多干预朝政；向后延伸至1912年初清朝之灭亡，这是权贵继承太后遗志的时期。因此晚清共有56年（1856-1912）。

从自大到自卑

满清统治者是骄傲的军事征服者。他们秉承北方野蛮人的血气，在东亚大地上开疆拓土。大局初定之后，“康乾盛世”之盛仍在军事，后来才有了戴震等人的“乾嘉之学”。那时的学术不繁盛，只是与我们的时代相比才显珍贵。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但在他的统治后期，衰败的景象已经显著。皇帝向往“万邦来朝”的盛世盛景，奴仆们为此重大政治任务不惜一切代价。

1793年是乾隆皇帝83岁的大寿。同年，英国使臣马戞尔尼来到中国。他一心要完成扩大通商的外交使命，清廷则把他当作前来祝寿的下国贡臣，只想向他展示大清盛世的豪奢。

英国使团为商业利益而来，却没有和清廷发生利益纠纷，他们因拒绝向皇帝叩头而陷入礼仪纠纷，“宰相”和珅的立场尤为坚定。使团离去时，乾隆帝“赐”给英国国王敕书，曰：“恣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纳。”皇帝表扬了一通之后，一一拒绝了英国的请求：遣使、通商、传教，理由都是“与天朝体制不合”（原文如此）。多么强大的满清“体制”！

满清官府糜费万金，款待英国使团，还让他们从陆地行走，以展示盛世。使团看到了民间的聪明才智，也看到了贫穷、落后和专制。他们第一手的见闻录和写真绘画，打破了17-18世纪欧洲人文学者对中国的美妙幻想。到了1820年代，黑格尔严厉批判停滞的东方。马克思继承了他对中国的蔑视，却不会想到他的思想如今在中国硕果仅存——至少表面上如此。

在英国使团到来之前一年，福康安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乾隆帝满意地凑齐了他的“十全武功”，却又担心进入印度的英国对西藏构成新的威胁。马戞尔尼看到了清兵的训练和武器，认定他们不堪一击。这一年，法国向英国宣战，英国将打败拿破仑，赢得战争。

进入19世纪，中国各地动荡不安，“盛世”不再。扩大通商未遂的英国人转而向中国贩运鸦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没有对满清官场造成明显冲击，倒让洪秀全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官僚们才有所警醒。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皇室逃走，圆明园被焚。次年，咸丰帝死在热河（承德）——乾隆接见马戞尔尼使团的地方。

在危急时刻，咸丰帝的贵妃、年仅27的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清除了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走上领导岗位。她就是慈禧太后、小皇帝的生母。朝廷由两位皇太后实行集体领导，慈禧是副职。由于慈安太后性格懦弱，慈禧太后成为主人翁，她开启了本文的“晚清”时代。

晚清统治者的心态是极度扭曲的。皇帝仓皇出逃，朝廷完成了从自大到自卑的平稳过渡，近似于从主子到奴才的身份转变——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人”。当然，只在面对船坚炮利的“洋人”之时，他们才感到卑下和畏惧。他们对内残酷镇压，肆意践踏愚民；对外献媚，又暗中仇视。在如此不和谐的两端之间，统治者严重心理变态，国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同治中兴和太后的重要思想

但是，晚清还是回光返照了。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大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大好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同治（1862-1874）是慈禧的儿皇帝载淳的年号。今年正好是同治元年的150周年。

晚清人才辈出。在庙堂上，有道光帝第六子、议政王奕 ，他因推动洋务运动而被称为“鬼子六”。在地方上，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干部，后来又有张之洞等人。他们忠于大清，勇于任事。在他们的努力下，朝廷平定了多年来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边疆的反叛，维护了原本不存在的稳定。

在维稳过程中，大清坚持改革开放，大搞洋务运动，建立起一整套近代工业体系，用短短30多年走完了西方用了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又以相近的速度重新走了两次，至今仍在走着。太后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虽然后来打了大败仗。

皇帝的“盛世”往往是百姓的哀世。“盛世”之后的“中兴”境况更差。清廷的高压统治为历史罕见，煌煌华夏文明的继承人只剩下吃饭这一要务。百姓甚至谈不上“生存”，只是在“载舟”的重负中苟且偷生而已。太后没有能够挽救大清。王朝一直摇摇欲坠，终于坠毁。

为逃避外敌入侵，慈禧太后两次从北京仓皇逃走，终于领教了洋人的可怖。戊戌政变时，权贵们的原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出自军机大臣刚毅（因为鼓动“家奴”排外，义和团之后，刚毅是“友邦”要求处死的12名满清高官之一，幸好他已病死），他深入领会了太后的重要思想——国家及国家的一切都是统治者的私产，可以私相赠送外国友人甚至反华人士，就是不给“家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提出《议和大纲》12条，没有要求太后下台的内容。于是太后以被囚禁的光绪帝的名义下诏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明文规定了晚清第一项涉外基本国策是讨友邦的“欢心”。列强既然给了她“悔祸之机”，太后就完全顾不上“家奴”，只关心她的权力基础“中华之物力”了。

这就是太后的重要思想。英国人约翰・濮兰德曾长时间近距离观察晚清政治运作。他总结说：“官僚统治集团准备丢弃金钱和土地，除了代表显贵们社会等级的傲慢自大之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丢弃。”是的，除了傲慢和私利，权贵们可以丢弃一切，毁灭一切——包括国家和人民。

紧紧追随俄国

自卑者没有自己的目标，必然跟随他人。中国以俄国为师已有100多年，两国交往之始更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之前。17世纪中叶清兵南下之时，俄国正向他们的东北老家突进。1689年，康熙28年，双方在边境冲突之后签署《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在这一年，彼得大帝独掌大权，将开始改革。双方在100多年后再次相遇时，力量对比已经非常悬殊。

领土扩张并不总是国家政策，很多时候还依赖个人的英雄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是一位有强烈进取心的俄国人。他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期间（1847-1861），发生了俄国与英法的克里米亚战争。他不仅尽力抵挡英法在远东沿海地区向俄国目标的进攻，还向东南方向推进俄国势力，侵占土地。

克里米亚战争在1856年结束，英法获胜，遏制了俄国向土耳其方向的扩张。双方的敌意没有因战争结束而减少。俄国既受挫于西亚，便转向东方扩张。英国也再接再厉，于1856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随后加入英国。英法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竟然是它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