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外交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立足于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它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也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本文将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使命、机遇、性质和体系等基本问题，在分析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学界参考。

历史任务与现实机遇

早在60多年前的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伟大任务。遗憾的是，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和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外交学中国化的研究才开始提上日程。世纪之交，国内出版了若干初步总结新中国外交经验的外交学著作。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为完成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而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忧虑，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流行于世界。这种思潮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崛起现象，在世界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获得相对于西方的话语权优势，中国也必须大力推进自身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和一系列新理念，为外交学者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展开争夺外交理论话语权的强大攻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焦点是特殊性与普世性的关系。

有的学者反对创建带有国别特色的外交理论，认为理论都是普世性的，不应有特殊性。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古今中外已有的理论，比如中国古代的儒、法、墨、道，美国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都没有国籍，都认为自己是普世性的。第二，理论研究区别于政策研究，前者没有国家特色，因为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的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两种目的之间的差别就决定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普遍性原则。第三，虽然不同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国别理论。第四，中国学界可以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个别理论，但无法创建出系统的理论，即使中国创建了有系统的外交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这种观点建立在科学一元论的基础之上，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属科学，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都是科学理论，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只具有普世性，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具有本国特殊性。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能只强调一种性质，而否认另一种性质。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既有同一性，也有本质上的重大差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研究主体和客体都是人类本身。社会科学不仅要探索客观规律，还要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自然科学没有后一种目的。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其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带有国别特色。因此，必须建立反映人类社会特殊性的科学理论，这是由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思维特征和文化基因所决定。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不例外，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基础之上。

任何具有国别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同时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普世价值。这种普世性主要体现在目的和实质上的同一，而非具体内容和形式以及实现手段等方面的一致。比如，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但是，各国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解就有很大差别，而在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策略选择上的差别就更明显。

强调外交理论建设的国别或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特殊性对于普世性

的极端重要意义。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遍性”，正如没有纯粹的“国家”一样，国家是由千差万别的个人和机构所组成。科学理论也是如此，普世性理论是由各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理论组成的。此外，研究特殊性，可以为理论发展注入无穷的创造力。北京大学教授梁守德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说明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极大价值。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还指出了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包括落实“中国化”的途径以及“系统化”和“科学化”等基本要求。

第一，落实“中国化”或“中国特色”，是最根本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外交实践中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以奠定牢固的实践基础。我们要以中国外交历史和现实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以中国外交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为素材。在总结外交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还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倡导中国式外交理念和价值观，这是实现外交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基础。周恩来在1963年曾对外国客人说，中国领导人办外交的哲学思想，许多来自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全来自马列主义。

第二，在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过程中，还必须落实“系统化”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系统方法来全面地总结外交实践经验，构建完整的而不是片断的、互相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系统化还要求我们在大力发掘中国优秀思想宝库的同时，能够海纳百川，具有开放性，充分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外交学的积极成果，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更加深厚丰富。

第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符合“科学化”的要求，理论概念和范畴要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