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情教观”与“三言”中的女性形象

1998年3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 ar.,1998第27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 o r m al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 o1.27N o.1冯梦龙“情教观”与“三言”中的女性形象
刘军华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西安710062;作者,女,27岁,文学硕士)
摘　要　冯梦龙作为通俗文学家和小说理论家,首次提出了“情教观”的文艺思想。

“三言”的
编纂及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不反映他对真情的追求和通过真情教诲众生、改良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　冯梦龙　三言　情教观　女性形象
分类号　I207141
到90年代,对“三言”的研究趋于专题化,分析“三言”中女性形象的文章时有所见,诸如对“三言”中妇女反封建精神的专题讨论,有很大影响。

然而,从冯梦龙“情教观”文艺思想的角度透视“三言”中的女性形象,以及这种思想在众多女性形象塑造中的渗透和体现都缺乏深入的探讨。

冯梦龙在塑造这些占据作品全集1 3以上的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时,不仅深刻反映了广大妇女的生活和心态,而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情教观”的强调,可以说,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冯梦龙“情教观”思想的艺术实践。

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情教观”的观点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共收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120篇。

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凌氵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言里说,“三言”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

冯梦龙在选择作品和题材时,“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古今小说序》),进行加工、修订,作品中深深地渗透着冯梦龙个人的文艺观。

无论他是对人物事件的加工和改写,还是对主题思想的提炼,都表达了“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吴人龙子犹叙《情史序》)的编纂目的。

这点冯梦龙在“三言”序言中也有清楚地表达:“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他明确指出,“三言”是做为六经国史之辅来喻世、警世、醒世的,也就是说,以适俗的方式使人们明晓事理,从而达到长久地教育世人、一心向善的目的。

那么,用什么作为劝戒的工具和手段呢?他认为只有“情”,即以情来劝导世人,教诲众生,从而使世人皆有情,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情。

所以说,“情教观”是冯梦龙编写“三言”的主导思想。

具体讲,“情教观”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冯梦龙认为“情”是高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没有“情”就没有一切。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

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

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情史序》),“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然必曰草木可以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

吾
收稿日期:1997-08-08
未见其可也”《情史・孙化》)。

这些都表明冯梦龙对天地间情爱的本源、力量、表现及其永恒精神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

而且,冯梦龙将“情”与作为最高伦理道德准则的“理”对立,将“情”置于“理”之上。

如“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
其二,冯梦龙认为“情”是维系世界万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和纽带,“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

散线就索穿,天涯成眷属”(《情史序》)。

不仅如此,它还有陶冶人性,转移世风的巨大功用。

“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

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情史序》)。

“情”作用于个人身上,体现为“有情则勇,无情则怯”(《情史序》),如果“情”作用于人类社会,则能感化恶,使恶变善,扶正压邪。

在“情”的面前,佛与圣的慈悲与仁义也黯然失色。

靠“情”的力量可以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建立有情的社会。

反之,“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情史序》)。

其三,冯梦龙认为“情”必须是真情、至情。

所谓“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

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

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情史序》)。

关于真情问题,早于冯梦龙的李梦阳就提出过,认为“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梅园先生诗序》),人的感情之根,存在于外物,“情者,动乎遇者也。

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梅园先生诗序》),而“真”乃“情”的第一要素。

冯梦龙超越李梦阳的贡献在于把真情自觉地纳入他的“情教观”的理论中,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来对待,并对情与真的辩证关系进行阐述。

“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冯梦龙《太霞新奏序》),这可说是对他自己所有作品的总评价,也是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审美要求。

文学作品中只有表现了真情,才真正能达到长久的教诲众生的目的。

从“情教观”出发,冯梦龙力主文学必须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物要成为有血有肉,具有真情的“情种”。

冯梦龙认为,最能表现这种真性情的是通俗文学,所以,“谐于里耳”的“三言”,其字里行间的真情“感人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当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表现,其内容与形式是由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

明中后期,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以及徐渭、李贽、袁宏道等一批勇士向“存天理”教条发起的猛烈冲击,都影响着当时作家的创作。

而急剧变革的时代给予女性的震憾与影响也很强烈。

因此,为市民“写心”“画像”的进步作家,便塑造出众多的妇女形象,并通过女性主题的开拓,揭露纲常名教及封建制度抹煞人性,践踏妇女尊严的本质和罪行。

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不啻是一部展示女性、颂扬女性的歌集。

二、“一情为线索,天涯成眷属”
——婚姻自主问题上对“情教”的肯定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观念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冯梦龙《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

封建婚姻观念对广大妇女还施以“三从四德”的具体禁锢,使她们的整个人生过程,都没有任何的自主权。

对男子来讲,娶一个女子为妻是获得了一个“传宗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对女子来讲,只能“嫁鸡随鸡”,听凭命运的摆布。

这就完全把妇女排除在人的界限之外。

因此,“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
物。

”①然而在晚明社会现实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封建婚姻观逐渐改变。

冯梦龙“情教观”同封建礼教的背离,集中地表现在对妇女婚姻问题的态度上。

他在“三言”中充分展示了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真情和至情。

我们从“三言”中的妇女在追求自由幸福婚姻中看到,她们选择婚恋对象的条件与封建婚姻观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她们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平等互爱,要以真情作为结合的基础,已逐步摒弃掉那种“媒约之言”、“门第相当”等旧婚姻原则的约束,代之以“知情知趣”、“忠厚志诚”等新标准。

比如《警世通言》卷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

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著大胆而且勇于斗争。

作品写出身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素心”。

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知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亲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知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结婚的父母改变了态度,然后又“取纸作状,径至河南府讼府之下”,把自己和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状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媒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

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

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

《警世通言》卷34《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

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子弟乐和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

“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强调的是“情”的巨大力量,宣扬的是当事人爱情应高于一切的恋爱观。

“仅仅为了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出生命作孤注”②。

《乐小舍拼生觅偶》中乐和的真情能使潮王感动,而在《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爱爱的真情却能使全能道士在其面前无能为力。

爱爱与吴清一见钟情,因不得结合抑郁而死,死后变为鬼,继续追随吴清。

当吴清的父母发现后,便请道士皇甫真人前来斩鬼驱邪。

尽管道士足智多谋,但最终仍被变了鬼的爱爱识破并击败,那“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自去入山修道去了”。

描写道士与鬼相斗的作品古已有之,然而像这类鬼魅战胜道士的作品实不多见。

“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

”这个鬼魅击败道士的故事,暗示了真情对名教的胜利。

在“三言”中,妓女追求婚姻幸福所表现出的执著和抗争精神,也令人为之震动,作者在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以同情,对封建势力、市侩势力进行无情鞭挞之外,对不幸落入风尘的女子还持着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态度。

《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寻夫》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妓女生活的小说。

玉堂春和王景隆之间真心相爱,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

王景隆钱财用尽,玉堂春仍不舍弃他。

后来玉堂春被人强娶而不从,被官冤判而不屈,历尽千辛万苦,都是为了维护她和王景隆之间纯洁的爱情。

王景隆作为出身上层,才貌双全的年轻公子,为了完成一段信誓旦旦、地久天长的恋情,从未放弃红尘知己玉堂春,这种坚贞不渝的选择和义无反顾的追求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0页。

②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显得可贵。

朋友劝说:“顺卿兄,功名是大事,婊子是末节,哪里有为婊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公子说:“列位不知,我奋志勤学,皆为玉堂春的言语激我。

冤家为我受了千辛万苦,我怎肯轻舍?”当他“官声大著,得取到京,候选之际,依然以旧约为念”。

这就是王景隆,一个纯真透明而又执着热情的恋人,一个为寻找风尘知己才去承担社会责任的男人。

塑造这一形象,表现了作者对真情,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在真情面前,人与人之间没有十等之分,没有高低贵贱。

《喻世明言》卷17《单符郎全州佳偶》中单符郎作为一个“山盟海誓虽更迁,却向青楼认旧缘”的有情人,对娶娼为妻的行为不仅自己认同,而且得到官场人物和市井小人的一致认同。

《情史单飞英》篇末评云:“单郎邢娘真道学也,岂惟单郎哉;单之父以及太守通判,无一而非真道学也。

”这种论调,将真道学的内涵剖示给读者。

一般男人比较重视女人的贞操守节,既使女人本身,也很在乎很珍惜自己作为贞女的尊严。

单符郎及其亲友们的心胸气度实在很有点不凡,似乎有一种挑战的势头,它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在冯梦龙时代,人们在婚姻价值选择上已有了新的取向。

许多人已不再是尊崇理、礼的戴面纱的人,而是真实的人,活着就要有真情、有至情、有亲情的人。

其二,金钱在婚姻中起着某种决定作用,成为婚姻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身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冯梦龙深刻体会了时代的变革。

弃农经商,弃官经商,种种对金钱的追求在“三言”中比比皆是。

过去,商人赚了钱便千方百计跻身于官宦行列。

而在此时,做官的“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遂“告脱了官职去经商”;当读书人并不想穷经皓首或“读书不就”时,便另图门路,“凑此资本,买办货物,图几分利息”。

因此,人们在婚姻的选择上,在贵族与商人、门第与财富之间,“以富贵相交,而左旧族”。

如在《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的入话中所讲,王奉的侄女琼真与女儿琼英,自幼聘定,一个许“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一个许“萧别驾之子萧雅”。

但到及笄之年,“王奉忽起不良之心”,暗想“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余积。

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何不把二女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

可见,商人用金钱击败了封建权贵的门第观念,出现了“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大夫,而转见于商贾”(清沈　《落帆楼文集》卷24)的新现象。

这充分说明明代中后期人们择婚配偶时,开始以金钱为法码来决定婚配对象,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们同样清醒看到,金钱只有与“真情”相结合,才能在婚配中发挥真正的价值。

金钱不能决定一切,“真情”仍是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法码。

《警世通言》卷22《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宋金与刘宜春的悲欢离合,便给我们充分展示了金钱和“真情”的关系。

小说描述了宋金由于连遭荒欠,落到“日间街坊乞食,夜间古庙栖身”的境地后被父亲契友刘有才收留,在船上做买卖,宋金自此朝夕辛勤做活,兼之写算精通,刘公心里喜欢,便答应将女儿刘宜春许配给他。

谁想不久,宋金得病难愈,刘公便定下计策,把宋金一人弃在孤岛。

但宋金死里逃生,并意外得财,成为家有万金的钱员外。

他“虽则锦衣还,难忘旧毡笠”。

刘宜春也是夫妻情重,四处寻找宋小官。

小说写宋小官夫妇之所以能够团圆,是因宋小官发了财,金钱调解了婚姻的矛盾,但正是刘宜春与宋小官之间的坚贞不喻的爱,才维系了他们的婚姻。

宋小官穷时,刘宜春为他缝旧衣,缝毡笠;宋小官富时,她不显贵。

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真情维系着。

小说的结局根据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顺情顺理,真实可信。

三、“有情则勇,无情则怯”
——在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上对“情教”的展示
“三言”中除表现男女坚贞爱情之外,我们还可看到体现在众多妇女形象中的普遍人情,一种具有更广、更深意义上的真、善、美的情感。

在冯梦龙笔下,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女性的美德和才智更被热情的赞美。

自古以来,人们虽对聪明才智不亚于男子或超过男子的妇女给以美誉,但在进一步联系具体社会生活,以真正改善和提高妇女实际地位为创作目的这点上,却是在“三言”中得到比较早的具体体现。

“有智妇人,赛过男子”,“有志女子,胜如男子”等等,这是跳动在“三言”中的强有力的音符,而且这些有智女子,个个皆因情至、义激,才做出奇事来。

从孔子《论语・阳货》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谬论开始,女子就永远被推在“男尊女卑”的地位上,而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冯梦龙大胆为妇女正名,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对轻视妇女的封建礼教及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嘲弄:“语有之‘男之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其然,岂其然乎?……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　,无才可以为德,则天下之 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冯梦龙《智囊补・闺智都》序)这一观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喻世明言》卷40《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其性格特色远远超出一般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的贤惠,俨然是智斗邪恶的女勇士。

这个故事反映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

沈链以攻严而获罪,故难免被斩,这是当时一个重大惨案。

明人江盈科的《十六家小说》中《沈小霞妾》记述了这个题材,但描写简单。

冯梦龙在改写这个故事时,让地位卑微的闻氏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她因对沈小霞的挚情而甘冒生命危险陪同上路。

小说着力渲染了在途中闻氏智斗解差的细节,充分赞颂了妇女的才智,肯定了妇女的胆识。

冯梦龙在眉批中赞美闻淑女:“把闻氏做题目,妙绝,妙绝。

”并连批七处“快意”,“大快意”,对这一女性形象的喜爱、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可见,在那个把女人当作男人附庸和玩偶的时代,冯梦龙塑造了这个目光敏锐,谋略胆识在男人之上的妇女形象,的确是富有深意的。

他曾叹道:“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危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

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

岂谢希孟所云:‘光岳气氛,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者邪?”(冯梦龙《情史・昆仑奴》)真可谓“情不至,义不激,事不奇。

”(《情史・昆仑奴》)《警世通言》卷37《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万秀娘也是一位不甘受人欺凌,立志为兄为自己报仇雪耻的女性。

大难当头,她临危不惧,闻变不惊,在仇敌面前强颜奉承,凭自己的胆识和才智与其巧妙周旋,以便伺机报仇,最终惩罚了凶手。

作者对她的胆识和毅力表示了称赞:“生报仇秀娘坚忍”。

对女性的才能、过人见识与智慧的肯定和赞颂,在“三言”中占相当比例。

众多感人的艺术形象无不说明,冯梦龙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女子无论是在文才、胆识、谋略、口才、艺才、管理才能等方面,都不低于男子,甚至超过男子。

这种从不同角度热情地颂扬和肯定妇女的至情,直接为妇女地位鸣不平的思想,我们在以前的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中是少见的。

〔责任编辑　杜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