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解析

古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解析

刘子亮【内容摘要】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在法的本体、法的状况、法的价值、政体形式、治国方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土壤培养出了不同的法观念。

【关键词】法观念；差异；文化

法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法这种现象进行接触、传播、遵守、适用进而进行研究探索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观点、认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是人对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法观念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社会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各自的社会经历、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法观念。但从宏观上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受特定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和特定文化的熏陶，其整体上的法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而是可以把握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和西方对法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法观念。古代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庞杂宽泛，很难用一两个人的观点代表全部。但它们在发展进程中，总是围绕着某些不变的内容和某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展开的。就西方来说，主要是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文化因素，就中国来说，儒法思想家的理论占主导地位。基于此，可以从文化角度对中西方法观念的主流思想进行比较。

一、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

（一）法的本体——二元与一元

西方持二元法律观，把法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自然法在西方被奉为最高原则和人定法的模本。中国持一元法律观，一般把法律看作就是人制定的法，仅有的自然法观念也只是昙花一现。

古代西方人认为自然是不可侵犯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和秩序，个人之间、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客观存在的规则和秩序，这种规则和秩序就叫做自然法。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直至今天，自然法在西方法学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严存生先生在谈到自然法时说：“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指的是一种法，这种法不同于国家制定法，它是自然产生的和客观存在的，而且初期的自然法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从实际上看它所指的并不是一种法，而是对法的一种基本看法或一种法律观。”〔1〕在西方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自然法”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人们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着，在不同的法学家看来，自然法的涵义也不相同。但自然法这种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却经久不衰，对整个西方

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极大。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把法归结为所谓的人或神的理性，或者客观法则之类的在人类之上的东西。西周时期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周礼”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神权思想，使人们从人类社会自身来思考法律，割裂了法与超越人类的自然力量和神灵的关系。孔孟基本上继承了周礼的原则，主张用礼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因而他们不会相信在产生于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法存在。法家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由专制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律在全国进行统治。在他们看来，法自君出，更不会相信在人定法之外还有其它法的存在。道家的老庄被认为是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从总体上说，在法的本体论上，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一元的法律观。

（二）法的状况——良善、神圣与中性、低下

西方的法观念多含有正义、善等因素，强调“良法之治”，因而能产生对法的崇敬感，法往往带有神圣的光环。中国的法观念则不区分法的善恶，法不过是统治工具罢了，法的地位非常低下。

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认为，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那种代表理性的、统治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由于这种法律代表理性，遍及世界万物，它的命令就体现着公正、客观。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的善。他说：“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2〕罗马法学家如西塞罗、赛尔苏斯，中世纪思想家阿奎那等都持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法应当是善良之法，正义之法，法治就是良法之治，法与善、正义是统一的。恶法虽具有法的外在形式，但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因而也就不具有法的效力。由于西方人心目中的法往往是正义之法，他们自然会崇敬和向往这种法，因而会形成法律信仰，把法奉为行动的指南，法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中国的法观念并不注意区分法的善和恶。在儒家看来，礼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准则，法不过是保障礼的实现的手段罢了。因此法律不具有神圣性，自然也就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法家虽然重视法的作用，但对法并无崇敬感。“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3〕表明法家的思想家在内心深处是蔑视法律的。“在中国固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实践中，等同于刑的法律只能是操之于统治者之手的统治工具而已，而绝不同于将法律奉为至上，视法律近乎目的的西方法观念和法实践，因此，很难使人们形成对法的信仰。”〔4〕统治者视法律为统治工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法律进行立、改、废，被统治者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在外在行动上符合法律的要求。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会真正信仰法律，法律的地位不仅在人们的心目中，而且在现实社会中都是很低下的。

（三）法的价值——平等、自由、权利本位与等级、秩序、义务本位

西方的法观念一般都带有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渗透有浓厚的权利观念，承认个体的利益。中国的法观念则注重维护等级秩序，充斥着义务意识，否认个体利益。

尽管西方文化中也有等级观念，但更多的是平等思想。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法是把一切人联结为共同体的纽带，一切人都被神赋予了同样的理性，因而都是平等的。即使他们有天赋、地位、财富等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要求维护其作为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这种希腊哲学法理化、人文化的观念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之活力的基因。”〔5〕平等和自由总是连在一起，共同发展的，西方的自由思想同样发达，思想家们也在论证着人的自由。西赛罗有一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以至于后来深受传统平等自由文化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高唱平等自由，如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卢梭说：“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6〕他设计了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保护自由和平等。平等和自由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尊重个人的权利，承认和维护个体的利益。

中国自古有强烈的等级观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7〕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等级原则。西周的法律就公然宣布“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8〕。孔子虽然宣扬“仁者爱人”，但他的“爱人”既有亲疏之分又有等级之别。即使主张打击贵族特权阶层的法家也不是一概地反对特权，只是反对各级贵族世袭这种特权，而要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新兴的地主阶级有同等机会享有这些特权。中国的等级观念最终是在维护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这种没有平等的秩序必然会剥夺人们的自由，限制、否认甚至剥夺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个人的权利意识极其淡漠，而且每个人权利的行使总是以其充分履行义务为前提的，义务是首要的、神圣的和绝对的，是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神圣使命；法观念重视的是义务而非权利，是义务的正当性而非权利的正当性，是整体的利益而非个体的利益。在儒家法律文化中，“法律的价值并不是指向个人，即法律并不确认和维护个体自然人的对于他人或社会的权利，而是指向人的集体——宗法家族。法律用强制的威力要求个人服从宗法家族的整体利益。”〔9〕法家甚至否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提出“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之向背也”，〔10〕把个人利益同君主利益、国家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个人权利不仅仅是与法难以相容，更是势不两立。为了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和君主利益的神圣性，必须剥夺个人权利。在这种观念下，臣民不能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更不能向君主施加压力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依赖君主的恩典。

（四）政体形式——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

西方的法观念带有民主色彩，主张建立共和政体。中国的法观念只强调维护专制独裁。

西方很早就有民主传统，奴隶制民主制度非常发达。亚里士多德深入研究了古希腊的各种政体，认为只有共和政体是符合美德和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代表的人数多，意见、智慧、美德和财富的总和最多，而且多数人参与政治，每项决定反映的都是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减少纷争和内乱。这种思想渗透到法律中，就使得法具有民主性和公意性，注重保护权利。西塞罗主张建立共和政府，体现权利、义务和职能的平衡。可见，西方古代的民主共和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到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许多理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渊源。

在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成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立法基石，其实质就是设定臣民的义务，排斥臣民的权利，把权利都集中到君主的手中，形成专制制度。儒家所提倡的无论是礼治还是德治，实质上都是人治，这种人治最终会归结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君主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集所有的国家大权于一身，运用法律作为赏罚机制进行独裁统治。先秦的儒法两家各持人治与法治之说，其区别仅仅在于儒家主张君主“以德治国”，用道德宣传进行教化，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忠于君主因而在外在行动上服从君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用严刑酷法进行制裁，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害怕君主因而在外在行动上服从君主。但在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方面，儒法两家是如出一辙的。汉时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合法家一些思想和阴阳五行之说，创造出一套神学政治法律观，用以加强封建专制，控制人民的思想，形成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正统思想。所谓的民主之类的观念，都是舶来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就不存在。

（五）治国方略——法治与人治

西方的法观念有明显的“法治”精神，中国的法观念突出“人治”思想，所谓的“法治”也不过是人治的工具而已。

西方的法治思想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梦幻破灭之后转而研究法治，认识到由于人性总是贪婪和自私，所以需要用法律来支配人的行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随后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法治思想。他说：“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11〕这是因为法律是经过众人的经验审慎地制定的，众人的意见比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正确性；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法律借助文字表达，具有明确性。阿奎那认为，对人类而言，服从法律是很自然的事，并非高尚德性的反映，即使是君主也应服从法律。在十七、十八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深受传统法治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这种法治主要指民主制、共和制，反对君主专制和等级特权。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与其传统文化中浓厚

的法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儒家鼻祖孔子极力否定法的重要作用，鼓吹道德的教化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孔子极力主张贤人治国，强调“为政在人”，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13〕在儒家看来，即使在不得不适用法律的时候，也应明白，法不过是人的附属物，“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14〕法家坚持法治论，但法家所说的法治绝不同于西方的法治。“西方的‘法治’保护人民的权利和限制行政权力，而中国法家的‘法治’则不是这样，它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把法律视为皇帝的‘治民之具’。”〔15〕这种思想是以法律表现出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在本质上还是封建专制式的人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找不到西方人所说的法治思想。

二、法观念差异的文化解析

勒内·达维德指出：“立法者大笔一挥，法律条文就可以变更，但此外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能随意变更的其他要素，因为他们是同我们的文明和思维方式密切联系着的：立法者对它们象对我们的语言或我们的推理方式一样，无法施加影响。”〔16〕这些不变的因素正是文化因素。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因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模式，各自文化中所内含的价值观也必然有很大差异。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任何文化都不能脱离社会及社会化的人而存在，同样，社会离开了文化就不能进步，人离开了文化就不能进入文明状态。没有人类就没有文化，而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作为人类行为模式的集大成者，文化不是人存在的装饰品，而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人类全部生活的意义和存在价值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既有维护社会体系的功能，又是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文化愈发达，愈进步，就愈能促使人类社会脱离纯粹自然的属性而成为社会化的人，成为共享一种文化的动物。文化不是风俗、惯例、传统、习惯等具体模式的复合体，而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它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就可以反过来控制人的行为，因为它一旦被模式化之后，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会被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在传递过程中影响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行为，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控制力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都深受文化的制约，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是文化熏陶、感染和教化的结果。“当文化被看作是控制行为的一套符号装置，看作是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时，在人的天生的变化能力和人的实际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文化提供了联结。变成人类就是变成个体的人，而我们是在文化模式指导下变成个体的人的；文化模式是历史地创立的有意义的系统，据此我们将形式、秩序、意义、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17〕人非常明显地会依赖于超出其遗传的、自然特

征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行动。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史，而不存在全人类统一的文化史。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精神、象征和观念。法律是人造物，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想法的支配下制定出来的。人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必然会把自己的信仰、好恶、情感渗透到法律当中。法律不仅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同时还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不同文化下的法律有不同的意蕴。法律因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部分。法观念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对于法律的有关认识和思考，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而出的，是这种文化现象的重要内容，因而必然深受文化的熏陶，先天性地带有特定文化的印迹，带有特定文化上的某种价值取向。“文化类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仅表明了人们的好恶，而且表明了他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则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制度就不仅仅是安排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它们同时也是特定人群价值追求的某种显现。”〔18〕

古希腊社会处在半岛之上，主要从事商业和海运活动，是打破了血缘氏族关系的商业社会。商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发达，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理性的契约关系。承传古希腊文化的罗马文化建立在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文化不仅对当时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近代资本主义商品进经济的确立和发展。高度发达的罗马文化进一步巩固了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方面以个人自主平权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这种契约关系，滋润着人们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发达。所以，这就为高扬个人价值的制度及观念体系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19〕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自然法学、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近代古典自然法学还是现代自然法学，都产生在西方这种特定的社会基础之上，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是自私的，邪恶的，如果不受到约束特别是法律的约束，会干出各种坏事。因而，在治国方略上提倡法治，认为法治是人类理性智慧的反映，是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反对人治，认为人治易导致偏私，往往与专制合谋。法治必然要求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国家和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与利益。人们重视个人价值，崇尚自由和平等，“不自由，毋宁死”，讲求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西方文化肯定个人利益，更注重保护个人私利，特别是财产权，主张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追求个人利益，保护私有财产。西方的文化使西方的法观念成为一种崇尚正义、重视权利、限制权力、弘扬法治的观念。

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它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所组成的家庭内独立进行的。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人的行为和利益分配都服从家长的决

定，人缺乏独立性。由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法观念只能是人身依附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意识。因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一种家族伦理的文化基础之上，家是国的根本基础，国是家的放大。黑格尔曾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女儿。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20〕传统的中华文化讲究“三纲五常”，要求人们服从统治，要求人们和睦谦让，而不是讲什么民主和自由。即使有道家等少数人追求自由，追求的也是内在的非现实化的精神自由，使内心不至于沦为物欲的奴隶，是心灵上的自由感，而不是西方追求的那种外在的现实化的政治自由。这种文化不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孔孟之道一再强调“重义轻利”，忽视个人利益，甚至把公利与私利绝对对立起来，强调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抵制物欲，仗义疏财。中国文化中即使有孟子所谓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不足以证明统治者对个人和人民的重视，那只不过是统治者出于稳固社稷确保其家族的统治地位而提出的漂亮口号和自我警惕罢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难产生权利的要求。“可以说，中国文化里的个体人，是内省的、让与的、利他的、与人谐和的道德主体，不是外制的、索取的、利己的、与人争斗的利益主体。这种个体容易成为普遍的义务主体，不大可能成为普遍的权利主体。”〔21〕中国以儒家为主、儒法结合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法观念是一种维护等级秩序、抑制平等自由、强调义务、宣扬人治的观念，这种观念被封建统治者加以利用，从思想上控制人民。

林喆女士在谈及中西方传统的法文化时指出：就法文化的意识形态部分看，两者的价值取向似乎有一致之处，都注重法的道德性。但中西哲学家对道德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哲学中的德高于法，是“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其道德概念与权利概念相联系，道德被等同于以平等为内核的自然权利。中华法文化对道德的理解几乎不涉及权利问题，而以礼为核心，所谓的德主刑辅实际上是“天道观＋等级主义”，强调的是法律维护国家权力和宗法等级的意义。〔22〕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根源于其不同的文化选择，而它们各自所作出的选择都不是偶然的或者凭空产生的。在当时的生产力比较落后、人们只能更多地依赖自然的条件下，这种选择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由各自的客观环境所导致的各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各自的文化，各自的文化又决定了各自的法观念，最终带来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法观念的差异。

〔1〕严存生：《自然法、规则法、活的法》，见严存生：《法的理念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9页。

〔3〕《韩非子·有度》

〔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

〔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9页。

〔7〕《礼记·曲礼》

〔8〕《周礼·秋官·司寇》

〔9〕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0〕《韩非子·五蠹》

〔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169页。

〔12〕《论语·为政》

〔13〕《礼记·中庸》

〔14〕《荀子·君道》

〔15〕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6〕[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1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修订版，再版前言Ⅲ。

〔19〕公丕祥主编：《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20〕转引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21〕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第192页。

〔22〕参见林喆：《权利的法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