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
■樊美筠
学习《邓小平文选》,我的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我党领导人的思想已日趋成熟。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突破。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工作者。受苏联的影响,人们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计划经济是姓“社”的。二者之间壁垒森严,隔着一条万里长城。这种理论上的误区严重阻碍了实践中的探索。首先突破这一对立思维的是邓小平同志。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
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美国学者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10月,他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又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只
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1990年12月在上海、1992年初
在南方视察时,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么回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同志就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实践从此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开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想一下中国人民囿于姓资姓社之争所带来的生产的停滞和物质的匮乏,环顾一下今日中国举世嘱目的发展势头,我们不能不感佩小平同志的理论勇气。
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是另一个思维误区。从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开始,人们就将市场经济看作与精神文明对立的东西。直到今日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有问题,就有人把板子打到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屁股上。似乎今日社会生活中的以权
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理论研究
谋私、贪污腐化以至毒
、黄、
赌等丑恶现象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便冲破了这一思维误区,全方位地、辩证地阐明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决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关于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决议》的回答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际格局的变动中,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
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有赖于精神文明的建设,而精神文明的提高又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这样一个辩证的思路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鼓励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从而抛弃“九斤老太”式的怀旧思绪,鼓励人们开拓创新,而不是因循守旧。
具体到理论研究工作,我认为在帮助人们解除思想束缚,建立开拓创新意识方面,我们理论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决议》一再强调要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否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势必是一纸空文。所谓“人类一切优秀遗产”自然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正像毛泽东谈到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无疑,西方传统和当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在我们吸收之列。对此《决议》也谈到了:“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
识。”我认为“研究”、“分析”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从中发现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中国的现代化,对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有益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肩上。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
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