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就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些经济动员机构、发布有关经济动员命令。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条例称：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发行定额为国币60万元。同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训令分11条，从兵员动员、财政金融动员、物资动员、劳动力动员，到动员的方式和组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领导经济、财政、劳动、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工作。同年10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12号)，要求动员根据地的全体工农群众储备粮食、食盐等生活消费品，节省粮食的消耗，努力种植杂粮、蔬菜，争取在战争中为红军提供更多的粮食等供给品。1933年2月26日，中央政府召开36次常务会议，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广泛开展经济动员等问题。3月4日即发布第39号令：《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命令中决定成立“粮食调济局”，其任务是：开展粮食的购、销、调、存等业务活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换取食盐、药材、布匹等根据地稀缺的物资。同年4月，又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部”，专管经济动员工作；成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苏区的对外贸易事务，打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商品的正常交换。粮食始终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动员的主要物资，中央特别重视。1933年12月，中央又决定成立“粮食人民委员部”，由陈潭秋任部长。1934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详细列举经济动员的项目和动员的方法。同年6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号召各级党部和苏维埃广泛开展“节省三升米运动”，为红军筹措粮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动员，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抗日高潮。为了加强经济、政治、军事动员，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之下建立了各级“动员委员会”。其主要的经济政策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废除原苏维埃时期的劳动保护法，实行在政府领导下的“劳资两利”政策；开办公营事业，欢迎私人投资……在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动员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军队和地方政府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40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中指出：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生死问题，……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党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动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给军队以极大支持，但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贫脊、人口不多、经济落后，能够动员出来的经济资源相当有限。另外，有的部队由于缺乏群众观点，出现了滥动员和竭泽而渔的情况。因此，在动员民众的同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将经济动员方向转向军队和党政机关本身。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发出命令或指示，例如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及指示，对于动员军队开展生产运动，有明确而翔实的规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极其伟大而英明的。为了使经济动员落到实处，1941年5月9日，陕首宁边区还专门颁发了《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共6章20条。规程规定：在边区政府、分区专员公署、县政府分别组织“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由各级党政军领导5至9人组成。其任务主要是：关于工程动员、‘关于运输动员、关于其它财力、物力、人力动员。同一天还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物资办法》。其宗旨是：为了统一物资动员、保证战时供给、调节人民负担、避免物资浪费。办法分4章共23条，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器材的征用、粮食草料的征用、土地房屋的占用等等，都规定得相当细致。
除了征税和募债之外，苏区政府还发行了一些货币。据史料记载，第五次反“围剿”中，根据地的经济日益萎缩，散碎银子没有来源，铸币厂铸造的银元日益下降，银行供兑换的现洋日益缺少，以至后来完全停兑，这是由于财政日益困难，向银行透支日多，发行纸币也日益增加的结果。这说明，发行货币已经作为当时财政金融动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是本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深化理论不易，具体操作则更难。
第六章 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长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但并未卷入全面战争，尚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动员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过波澜壮阔的经济动员活动，有着丰富的经济动员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共产党未掌握全国政权，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然而，建国以来，我们进行过广泛而长期的经济动员准备，也进行过多次局部战争，仍有大量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归纳。本章的任务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概略地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全面情况，以便后面从各个部门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与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风格、习惯、制度等紧密相关，所以我们还必须首先追溯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二、经济动员的基本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在经济动员方面做过大量工作。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其动员规模之大、品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这些动员的基本内容，仍主要是财政金融、粮食草料、运输能力等。
l、财政金融动员。在财政金融动员方面，革命战争年代的各革命政府大都采用征税、发行公债、发行货币、募捐等方法。例如，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对一般农民征1—16．5％；对富农征1—20．5％。商业税则按盈利多少计征，1931年税率为2—18．5%，1932年为6—24．3%。对于进出边区的物资，分别征收不同的“关税”。进口的布、盐、药材等不征税，鼓励进口；一般物资为2—3％；出口物资则为5—15％。
第二篇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
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既包括工业、农业等各经济部门，也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法律等各经济系统。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本书的骨干部分，共11章，本篇的研究，也是从抽象到具体逐渐展开的。第6章是本篇的绪论部分。它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开始，到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为止，分阶段进行概括性叙述，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动员的发展脉络。第7至16章涉及经济动员的10个方面。在每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说明这一方面动员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地位、作用、制约因素等等。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各个领域，展开分桥这个方面经济动员的准备和实施，力图从中找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据地人民政府开展过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既是我国经济动员历史的延续，又是新中国经济动员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动员机构、政策、法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因此，只要条件具备，就建立经济动员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条令，广泛开展经济动员活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长，物资需求越来越多，仅靠原来经济动员的组织形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要求。经过实践和总结，中共中央在经济动员方面作了两大改革：第一，建立党政军一体的统一筹措、统一调度、统一供给的动员体制。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赋予各战略区民主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各区解放军全力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1947年6月，党中央指示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动员经济力量支持解放战争。中央转发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草案》指出：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障了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就算完成了财政任务。因此，各地民主政府实际是各战略司令部的“经济动员部”，由政府负责从各地筹集各种物资，然后转给大军区的后勤部门，或者通过地方政府的“支前委员会”转给大军区的后勤部门，再通过后勤部门按一定的标准供应部队。支前委员会的组织规模也很庞大，例如1948年 l1月4日为支援淮海战役而成立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为主任，委员7人，下设政治部、人力部、粮食部、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兵站部、秘书处等机构。另外还有“中原支前委员会”、“华中支前司令部”等支前机构。第二，筹集物资的政策有重大改革，由过去的“征发”、“没收”，改为“预借”。这一改革，大大消除了地主、富农阶级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使地主从想尽各种办法对抗经济动员，逐渐转向比较容易接受政府的经济动员要求。另外，对中农是否借粮草的问题。也是重大的政策问题。实践证明，由于军需物资数量的巨大，光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借，无法满足军队需求，而且不向中农借粮也易引起地主富农的不良反应，所以后来确定的政策是：对地主先借多借，对富农后借少借，对中农再后借、再少借，对贫农不借。
为了进一步贯彻上述指导思想，相继制定了一些实施的规章制度，例如1947年7月10日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布了《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共7章33条。其宗旨为：为了保卫爱国自卫战争的供应，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和使用民力，合理负担，节省民力，尽量避免耽误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特制定本办法。这个办法主要是动员人力、畜力等支援战争。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大兵团运动必须有现代化的铁路运输作后盾，因此又于1949年4月10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铁路军运暂行条例》的命令。条例共10章41条，从动员的宗旨、定义、范围、手续、费用、纪律等等，规定得一清二楚。从这些条例、办法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动员的方法和技巧。
募捐也是财政金融动员的重要形式。据《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统计，仅1937年7月到1938年底，边区共直接收到国内外捐款200余万元，另收到宋庆龄从菲津宾汇回的6万元，从香港、重庆、西安转给边区的116万元。到1940年，边区共接收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款计812万余元。
2、物资动员。在战争年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物资动员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粮食动员。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政府以“秋收借谷运动”的名义进行粮食动员，动员的结果是：我们对于秋收粮食动员的要求是借谷60万担，土地税20万担，红军公谷5000招。而动员的成绩是：借谷动员68．8万担，……经济动员超额完成了动员任务。在战争年代，有时物资动员与财政动员并没有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资金是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折算的。
发行公债是革命政府广泛采用的经济动员手段。1932年6月起，中央苏区发行三期公债。第一期60万元，一个月即如期完成；第二期120万元，到12月超额完成，达128万元；第三期发行300万元。为发行第三期公债，中央苏区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7月同时发布了两个文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议指出：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当时的苏区政府为动员这些公债，确实花费了很大力气，而这些公债为支援红军反“围剿”也确实出了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