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第二篇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

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既包括工业、农业等各经济部门，也包括经济体制、经济法律等各经济系统。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本书的骨干部分，共11章，本篇的研究，也是从抽象到具体逐渐展开的。第6章是本篇的绪论部分。它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开始，到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为止，分阶段进行概括性叙述，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动员的发展脉络。第7至16章涉及经济动员的10个方面。在每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说明这一方面动员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地位、作用、制约因素等等。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到各个领域，展开分桥这个方面经济动员的准备和实施，力图从中找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是本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深化理论不易，具体操作则更难。

第六章 新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长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但并未卷入全面战争，尚未进行过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动员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进行过波澜壮阔的经济动员活动，有着丰富的经济动员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共产党未掌握全国政权，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然而，建国以来，我们进行过广泛而长期的经济动员准备，也进行过多次局部战争，仍有大量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归纳。本章的任务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概略地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全面情况，以便后面从各个部门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与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风格、习惯、制度等紧密相关，所以我们还必须首先追溯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第一节 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开展过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既是我国经济动员历史的延续，又是新中国经济动员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动员机构、政策、法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因此，只要条件具备，就建立经济动员机构、制定有关政策、条令，广泛开展经济动员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就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建立了一些经济动员机构、发布有关经济动员命令。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条例称

：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发行定额为国币60万元。同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训令分11条，从兵员动员、财政金融动员、物资动员、劳动力动员，到动员的方式和组织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领导经济、财政、劳动、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工作。同年10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12号)，要求动员根据地的全体工农群众储备粮食、食盐等生活消费品，节省粮食的消耗，努力种植杂粮、蔬菜，争取在战争中为红军提供更多的粮食等供给品。1933年2月26日，中央政府召开36次常务会议，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广泛开展经济动员等问题。3月4日即发布第39号令：《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命令中决定成立“粮食调济局”，其任务是：开展粮食的购、销、调、存等业务活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换取食盐、药材、布匹等根据地稀缺的物资。同年4月，又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部”，专管经济动员工作；成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苏区的对外贸易事务，打破敌人的封锁，保证商品的正常交换。粮食始终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动员的主要物资，中央特别重视。1933年12月，中央又决定成立“粮食人民委员部”，由陈潭秋任部长。1934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详细列举经济动员的项目和动员的方法。同年6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号召各级党部和苏维埃广泛开展“节省三升米运动”，为红军筹措粮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动员，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抗日高潮。为了加强经济、政治、军事动员，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之下建立了各级“动员委员会”。其主要的经济政策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废除原苏维埃时期的劳动保护法，实行在政府领导下的“劳资两利”政策；开办公营事业，欢迎私人投资……在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动员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

封锁和“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军队和地方政府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1940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中指出：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生死问题，……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党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动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给军队以极大支持，但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贫脊、人口不多、经济落后，能够动员出来的经济资源相当有限。另外，有的部队由于缺乏群众观点，出现了滥动员和竭泽而渔的情况。因此，在动员民众的同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将经济动员方向转向军队和党政机关本身。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发出命令或指示，例如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及指示，对于动员军队开展生产运动，有明确而翔实的规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极其伟大而英明的。为了使经济动员落到实处，1941年5月9日，陕首宁边区还专门颁发了《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共6章20条。规程规定：在边区政府、分区专员公署、县政府分别组织“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由各级党政军领导5至9人组成。其任务主要是：关于工程动员、‘关于运输动员、关于其它财力、物力、人力动员。同一天还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物资办法》。其宗旨是：为了统一物资动员、保证战时供给、调节人民负担、避免物资浪费。办法分4章共23条，对一些具体问题如器材的征用、粮食草料的征用、土地房屋的占用等等，都规定得相当细致。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长，物资需求越来越多，仅靠原来经济动员的组织形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要求。经过实践和总结，中共中央在经济动员方面作了两大改革：第一，建立党政军一体的统一筹措、统一调度、统一供给的动员体制。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赋予各战略区民主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各区解放军全力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1947年6月，党中央指示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动员经济力量支持解放战争。中央转发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草案》指出：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障了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

、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就算完成了财政任务。因此，各地民主政府实际是各战略司令部的“经济动员部”，由政府负责从各地筹集各种物资，然后转给大军区的后勤部门，或者通过地方政府的“支前委员会”转给大军区的后勤部门，再通过后勤部门按一定的标准供应部队。支前委员会的组织规模也很庞大，例如1948年 l1月4日为支援淮海战役而成立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为主任，委员7人，下设政治部、人力部、粮食部、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兵站部、秘书处等机构。另外还有“中原支前委员会”、“华中支前司令部”等支前机构。第二，筹集物资的政策有重大改革，由过去的“征发”、“没收”，改为“预借”。这一改革，大大消除了地主、富农阶级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使地主从想尽各种办法对抗经济动员，逐渐转向比较容易接受政府的经济动员要求。另外，对中农是否借粮草的问题。也是重大的政策问题。实践证明，由于军需物资数量的巨大，光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借，无法满足军队需求，而且不向中农借粮也易引起地主富农的不良反应，所以后来确定的政策是：对地主先借多借，对富农后借少借，对中农再后借、再少借，对贫农不借。
为了进一步贯彻上述指导思想，相继制定了一些实施的规章制度，例如1947年7月10日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布了《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共7章33条。其宗旨为：为了保卫爱国自卫战争的供应，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和使用民力，合理负担，节省民力，尽量避免耽误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特制定本办法。这个办法主要是动员人力、畜力等支援战争。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大兵团运动必须有现代化的铁路运输作后盾，因此又于1949年4月10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铁路军运暂行条例》的命令。条例共10章41条，从动员的宗旨、定义、范围、手续、费用、纪律等等，规定得一清二楚。从这些条例、办法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动员的方法和技巧。

二、经济动员的基本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在经济动员方面做过大量工作。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其动员规模之大、品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这些动员的基本内容，仍主要是财政金融、粮食草料、运输能力等。
l、财政金融动员。在财政金融动员方面，革命战争年代的各革命政府大都采用征税、发行公债、发行货币、募捐等方法。例如，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

则》规定，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对一般农民征1—16．5％；对富农征1—20．5％。商业税则按盈利多少计征，1931年税率为2—18．5%，1932年为6—24．3%。对于进出边区的物资，分别征收不同的“关税”。进口的布、盐、药材等不征税，鼓励进口；一般物资为2—3％；出口物资则为5—15％。
发行公债是革命政府广泛采用的经济动员手段。1932年6月起，中央苏区发行三期公债。第一期60万元，一个月即如期完成；第二期120万元，到12月超额完成，达128万元；第三期发行300万元。为发行第三期公债，中央苏区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7月同时发布了两个文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议指出：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当时的苏区政府为动员这些公债，确实花费了很大力气，而这些公债为支援红军反“围剿”也确实出了大力。
除了征税和募债之外，苏区政府还发行了一些货币。据史料记载，第五次反“围剿”中，根据地的经济日益萎缩，散碎银子没有来源，铸币厂铸造的银元日益下降，银行供兑换的现洋日益缺少，以至后来完全停兑，这是由于财政日益困难，向银行透支日多，发行纸币也日益增加的结果。这说明，发行货币已经作为当时财政金融动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募捐也是财政金融动员的重要形式。据《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统计，仅1937年7月到1938年底，边区共直接收到国内外捐款200余万元，另收到宋庆龄从菲津宾汇回的6万元，从香港、重庆、西安转给边区的116万元。到1940年，边区共接收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款计812万余元。
2、物资动员。在战争年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物资动员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粮食动员。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政府以“秋收借谷运动”的名义进行粮食动员，动员的结果是：我们对于秋收粮食动员的要求是借谷60万担，土地税20万担，红军公谷5000招。而动员的成绩是：借谷动员68．8万担，……经济动员超额完成了动员任务。在战争年代，有时物资动员与财政动员并没有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资金是以粮食、布匹等实物折算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在晋西北地区依靠人民政府动员群众，渡过了极其艰苦的年代，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政府筹措了军队所用黑豆的80％、小米的20％。陕甘宁边区在不断遭受敌人侵袭的情况下，每年动员5万大石(每石300斤)粮食、十几万

双军鞋支援军队。
在解放战争时期，物资动员的量更大。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东北行政委员会(即人民政府)为军队筹集了大量物资，仅军粮一项即达7000万斤，其它马料、柴草、副食品等不计其数。淮海战役中，后方人民在“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粮食5. 7亿多斤。在战役的准备阶段，华东局组织群众在1948年10月为军队赶制全部冬装和50万双军鞋，并为战役第一阶段准备了血衣被4万套、裹尸布18万尺、俘虏被装近10万套。平津战役发起前，华北地方政府共约动员粮食6亿斤、柴草8亿多斤。战役进行过程中，仅冀中地区即向前方调运粮食1．2亿斤、饲草3168万斤、柴火6100万斤、食油231万斤、食盐 l12万斤、蔬菜1767万斤、干粉条33万斤、咸菜20万斤、肉220万斤。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三大战役共取得消灭敌人154．5万人的辉煌胜利。
3、人力和运输动员。战争离不开支前人力和运输力的动员，如运送粮食、柴草、伤员等都需要劳动力、畜力或其它运输工具。在抗日战争的1939至1940年，冀中人民政府动员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次)，大车拉、小车推、肩挑人扛，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为八路军运送粮食1900万斤。
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共出动支前民工160余万人，其中随军支前民工9．6万人，担架1．38万副，大车3．67万辆。政府为了抢运军队和物资，动员火车车皮19．56万节。在战争过程中，还动员当地民工21.4万人次，抢修公路4370公里，架设桥梁383座。还动员铁路职工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修复机车850辆。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是历史上少有的。在各级政府的动员下，共出动战勤民工225万人，民工与指战员之比达到4：1。还动员小车41万辆，大车3000多辆，担架7．4万副，挑子4．2万副，牲畜6千多头，船只1．4万艘。这些民工和运力，除满足前线物资需要之外，还将10多万伤员不分昼夜地送往后方。在平津战役中。华北和东北的人民政府共动员民工154万人，大车38万辆，小车2万辆，马匹100余万匹，船只1800余艘，担架2万副。动员民工修理道路6898公里，桥梁372座。
上述大规模的经济动员活动和组织，为我党我军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动员经验，为建国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动员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济凋敝，百废待兴。1950年全国的战争基本结束，为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精神，确定分批复员和转业100万，军队员额由建国初的550万下降为460万人

左右。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停止了精减，反而逐步增加，于1951年10月扩充为611万人，成为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与此同时，经济动员也广泛地展开。

一、经济动员的有关机构和政策法规
1950年夏，朝鲜战争发展迅速，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做好交通运输动员准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50年7月25日试行经过修改的《铁路军运暂行条例》。条例分9章57条，详细说明了动员铁路进行军事运输的目的、意义、方法、纪律等事项。条例称：铁路是国家企业，又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本条例的实施，以保证铁路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及合理使用铁路运输预不浪费运输力为主要的目的。条例明确规定：铁路对于一切军运，应与一般商运有所区别，单独建立承运簿，按优先配车，优先运送办理之。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命令，命令志愿军赴朝作战。26日成立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951年12月24日，彭真代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说：由于动员了广大群众，所以抗美援朝一年来，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运输工人志愿赴朝担任各种战地勤务；各地医务工作者志愿组织了50多个医疗队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服务；人民群众做了几百万件慰问品、慰问袋等送到前线；群众不断捐献大批款项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该会成立后，在动员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在经济动员方面的工作成绩龙为突出。它主要从事了三个方面的经济动员工作：一是号召全国人民普遍推行爱国公约。广泛认购公债；二是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从1951年6月1日到1952年5月止，全国人民共捐款55656．623亿元(旧币)，折合购买战斗机3710架，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三是广泛开展优待烈军属的活动，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志愿军。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我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管制外国企业、资产的条例或命令。例如，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以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命令说：美国政府已于12月16日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鉴于美国政府这种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

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护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须的费用，亦需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以上命令，从公布之日起立即实施。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9日又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在这些条例、命令的指导下，人民政府分别不同情况对在华的外资企业、事业进行了管制、征购、征用、代管，使在华的一千多个外资企业、事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大有利于经济动员。
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做好经济动员工作，中央又于12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指示除了要求做好思想、政治动员之外，还要求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党的组织等单位，广泛开展签订爱国公约活动，巩固财政、市场、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动员了大批民工参加支前。为保护民工的利益，1950年12月11日，经政务院批准，由内务部公布了《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详细规定了抚恤的范围、标准和注意事项等，为民兵、民工恿跃参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经济动员的内容和情况
1950年6月，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在我国台湾等海边防地区进行挑衅，我国政府立即针对这种紧张的形势进行了相应的动员准备。首先是组建“东北边防军”，下辖4个军、3个炮兵师及其它装甲、防空、空军部队。同时，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行政区为东北边防军的后勤基地，并立即协助东北边防军作好物资动员准备。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为东北边防军筹措30多万套被装；准备3个月的粮秣、副食、油料等物资；调拨1千台运输汽车，招收 l千名汽车司机，培训 l千名司机助手；储备半年的作战油料；准备10万张床位的医院和20个手术队；为部队补充各种武器、装备、器材及修理设备。二是在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再筹措棉衣34万套，棉皮鞋36万双，棉帽、棉背心、绒裤、棉大衣各40万件，棉手套、袜子各70万双，并从各地调运弹药、武器。在志愿军入朝之前，东北地区已经准备

了大批物资和装备。当然，这与后来的实际需要有很大的差距。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的是高度机械化的美国军队，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克服困难，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动员工作。到三次战役结束，共动员民工13万人，其中6万多人到达朝鲜；动员担架2．3万副；为了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对炒面的质量、包装、运输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一时间，东北城乡呈现一派“男女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动人景象。1950年11月中旬动员，月底即有2千吨炒面送到前线。
由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军队后勤人员的努力，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经济动员卓有成效。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消耗主食、副食、马料约180万吨，消耗被服、装具约7万吨，消耗日用品约8万吨，供应车辆材料约1．3万吨，消耗建筑材料5.6万吨，供应弹药约26万吨，供应油料约33万吨。这些物资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的国防工业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动员。1950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的同时，以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决定加快兵器工业的动员和调整。总体设想是将沈阳地区的兵器工厂转移到哈尔滨以北地区，同时进行配套成龙的建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开战争前线的干扰，背靠苏联，就近获得技术、人力、器材方面的支持。进行战略转移时，正值寒冬，广大干部、职工、家属克服一切困难，开进北大荒，利用日军留下的兵营、仓库、马棚等，因陋就简地安装设备，摆开了军工生产的大战场。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有的工厂一分为四，并很快进入生产过程。例如某厂的一个火炮研究所，从工厂分离出来后另组建成一个工厂，利用齐齐哈尔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农具厂的厂房、场址，在很短的时间里建起了新工厂，赶制出大批武器弹药，并研制出当时急需的新型反坦克武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紧迫需求，对我国的航空工业动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朝鲜战场，敌军的飞机性能好、数量多，飞行员大都是飞行过许多小时的“老油条”。中国的空军刚刚建立，飞机性能也比较差，因此，航空工业的修理、装配、生产任务极为繁重。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12月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航空工业的动员和建设。周总理在作结论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

，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为了朝鲜前线的需要，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响应中央的号召，千方百计地抢修战争中损坏的飞机。1951年修理飞机70架、发动机336台，1952年上升为284架、2027台，1953年则为475架、1626台。修理的飞机包括强击机、歼击机、轰炸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共16个型号，发动机包括活塞式、喷气式等10个型号。这对于刚刚建立的航空工业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17—21页)
抗美援朝开始，国家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需的通讯装备，不依赖进口，而由国内组织生产。这对新生的中国电子工业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朱德总司令亲自动员电子工业战线的职工，为抗美援朝战争作贡献。为此，当时的电信工业局采取三项措施：充分利用当时接管的国民党仓库的物资，组织技术员和工人进行清理、修理和改装；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进口部分电子管、元器件；动员、组织南京电子管厂和其它整机厂自行研制紧缺的元器件，为整机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南京无线电厂试制、生产的150瓦发报机和12灯收讯机，在战争中几乎承担了所有远距离通信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厂生产的“71型”2瓦短波调幅电台，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很受志愿军欢迎。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702型”步谈机是志愿军中装备最多的一种电台。只有100来人的雷达研究所，利用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器材物资，修复了三种雷达，为军队组成了第一个雷达营，开赴朝鲜前线。电子工业在基本满足战争动员需要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1952年全国电子工业的产值达到了2691.5万元，比1949年增长6．5倍，职工发展到1．3万人。3年生产无线电通信设备13种、1．7万台，这为后来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29—31页)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国的国防建设出现了新的问题：国防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不少工人无事可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多次研究对策。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兵器工业要贯彻“两重任务、两套本领、平战结合”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家将一些军工生产能力转为动员生产能力，很多兵器工业企业开始生产民品。但因为当时对“平战结合”的认识还不深，加上后来国际

、国内形势的变化，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执行。

第三节 60至70年代的经济动员准备
在60至7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许多重大国际国内问题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1962年，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大规模侵入中国领土，中国军队被迫还击；苏联领导人借口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上给我国施加压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1964年8月美国突然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跨过了“战争边缘”，印支战争进一步扩大……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作出“加强战备”的决策，并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加紧进行经济动员准备。这一阶段经济动员准备的内容很多，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就是加强战略后方建设，即“三线建设”。

一、经济动员准备的组织、计划和政策
为了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备战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于1962年制定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纲要。纲要对当时经济动员的任务、准备的措施、将来实施的方案等，作了一些粗线条的规划。同时，还制定了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工作暂行简则，对于当时的国防工业转产民品、民用工业转产军品，对于各级计划部门的计划工作程序等都作了一些规定。与此相配套，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还对动员经费、交通运输、物资储备、人防工程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作了一些规定和安排。
1963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语录：“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这段话的发表不是偶然的，它标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也说明我们正加速经济动员准备，防止敌对势力突然袭击。
1964年，毛泽东主席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和战备的考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多种场合，向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重点加强三线建设，以利战备。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的内陆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13省区，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线以西，甘肃乌峭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二线则是除一、三线以外的地区。三线处于中国内陆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建设好三线，在未来战争中，我们将有所依托。因此，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于1964年8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一全国的战略大后方。这一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国家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由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为中心。?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发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4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战备。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个方面做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准备。
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国家计委于1965年9月21日拟出国民经济发展的“三五”计划，并写出了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主席。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我国的工业布局。提纲设想在“三五”期间国家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计划开工的大中型项目1475个，到1970年全国粮产量为4000—4800亿斤，钢16O0万吨，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7％左右。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志找彭德怀同志谈话，请他到西南去，负责西南三线建设的组织和指挥。
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发出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见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同意了“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三五”计划方针。1970年初，在部署第四个五年计划时，国防建设的摊子仍铺得很大，仍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计划会议决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在1千余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中，三线建设的项目占一大半。
1973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文章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我国60至70年代的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就是在上述政策、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民经济结束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状态。1979年，国家计委根据中央关于“清理、整顿动员生产线

”的指示，对军品动员生产线进行了封存或复员，对人民防空、交通战备等也进行了调整。

二、经济动员准备的基本情况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备战的精神，国务院各部、委曾于60年代初对经济动员准备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如组织建设、计划制订、物资储备等等，但其规模远不及后来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展开以后，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作了调整，资金、运输、原材料、技术力量等，都向三线倾斜，都向国防工业倾斜。
兵器工业是国防工业动员中的主要力量，国家在兵器动员方面所花的力量相当大。1965年中央批准在西南地区建立兵器工业生产基地，要求在三线建设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用几年的时间建成我国重要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为了使新厂建设的速度加快，当时的第五机械工业部决定，凡是在西南地区确立一个项目，就由一个沿海地区的老厂“对口承包”，包新厂的领导班子配备、职工调配、厂房建设、机器设备安装……在施工中，打破了以往甲、乙方承包、发包的传统制度，成立了由筹建厂、地方政府、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单位等共同组成的现场工程指挥部，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现场施工、统一组织物资供应的办法。这种“四到现场”、“四统一”的建设方法，确实减少了扯皮现象，加快了建设进度。后来不少其它工地和其它部门也采取了同样的施工方法。除了全国的这种“三线建设”(俗称“大三线”)外，各省、市、自治区从1959年开始，也搞了一些三线(俗称“小三线”)建设。这些“小三线”工程大都建在本地区的战略腹地，由各地方政府领导。从1962年生产出第一批步枪开始，共建成动员生产线数百条。由于这些工厂主要是生产兵器，规模较小，且又大都建在山沟沟里，所以在平时的生存能力较差。在全国实行国防建设的战略转变之后，这些厂不少被拆散了或搬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把持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领导权，他们不顾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使三线建设规模盲目地扩大，一批项目未完，另一批项目又上马，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航空工业也在1965年初，根据中央关于调整一线、建设三线的指示，有计划地停建了一批在一、二线的项目，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并将一线的一些工厂，有计划地搬向三线。仅1965年“就完成了处于沿海地区的航空电器、灯具、降落伞、发动机附件等6个机载设备厂的搬迁任务，另有9个工厂、3个研究所也在三线开始动工兴建。”(《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 l版，第72—73页)航空工业

三线建设在60年代的重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70年代初又转向陕西、江西、湖北。这些三线工厂，有的进了大山沟，有的进了大溶洞。广大职工为三线建设而奋发图强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三线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花费了大量投资。航空工业在“三五”期间的投资，有93．4％用于三线建设；“四五”期间的投资，有83．2％用于三线建设。至70年代末，航空工业不仅在东北、华北、华东有了比较强的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的生产能力，而且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地的三线地区建立起能够制造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的成套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布局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同上，第73至74页)
电子工业的动员准备在60至70年代如火如荼。川北地区处于中国腹地，多山利于战备，气候较好，宜于电子工业发展，有宝成铁路线经过，交通比较方便，因此，电子工业部将川北的广元等地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自1965至1978年，国家在四川对电子工业投资6．5亿元，约占全国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总额的22％。共兴建起22个大中型企业，6个研究所，1个设计院，5个医院， l所技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电子生产基地(《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477页)。同期，国家在陕西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建成电子工业企业12个，研究所7个，医院、仓库各3个，形成了生产电台、雷达、识别器、导弹地面控制站等产品的综合基地。贵州的电子工业起步于1965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其中，最大的企业是083基地(1984年改建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先后建成工厂18个及其它一些配套设施，成为贵州电子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为我国的雷达、计算机、卫星地面接收站、电子元件等产品的研究和生产，作出了贡献。
其它国防工业部门及交通通讯、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也相应地在三线地区进行了建设。总体来看，我国的三线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建成2000个大中型企业、科研事业单位，形成了45个重大产品专业生产基地和30个新型工业城市，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使我国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的比重，由50年代的7：3调整为后来的6：4。同时，这段时间的三线建设，实际也是一次“真刀实枪”的动员演习。但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工程上马过于仓促，也带来很多遗留问题，如进山太深，交通不便，生活、生产条件较差；部分工厂的厂址选择不当，泥石流、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工厂过于分散，不利于协作配套等等。到80年代，经过国务院三线办公室的全面综

合评价，认为在这些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建设成功、发挥重大作用、经济效益好的，占总数的48％；基本成功、经过改造可以巩固下来的占45％；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址有问题的约占7％。

第四节 国防建设实行战略转变后的经济动员准备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重点逐渐发生了转变。经济建设已经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各项工作的中心位置。1985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国防建设实行战略转变，国防建设的重点也随之转移。

一、战略转变使经济动员准备步入和平轨道
我国国防建设的战略转变是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的，但实际工作在1978年前后就已经展开。1978年邓小平曾指示，要对军品动员生产线进行整顿、整理。1979年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对军品动员生产线采取了“保留、封存、撤销”三种方式进行清理。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全会决定我国国防建设实行战略转变。战略转变就是改变我国过去长时期内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利用现在比较长的相对的和平时期，集中力量加强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以有限的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积聚力量，为应付未来高技术的现代化的战争作好准备，为维持国际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这次战略转变的依据和方针问题。邓小平于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得相当精辟。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6—128页)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一百万，国防建设转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在这一战略决策之下，国民经济动员准备也随之进入和平时期的正常轨道。
尽管直到现在我们在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正在沿着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道路，逐步进行组织、体

制、法制、物资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二、战略防御国家的经济动员准备
海湾战争是比较典型的现代高技术战争，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战略、战役、战术等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济动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伊拉克，更有大量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国是一贯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的国家，对照海湾战争，我国在经济动员准备方面似乎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
1、经济动员准备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军内外有些同志，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现代战争是突发性、短期性的战争，没等动员起来，战争就结束了。”“原有的军工企业还要调整，动员线也已经封存，还搞什么动员准备?”海湾战争已经清楚地表明，连经济实力、运输能力如此强大的美国，前后花了近半年时间才把50多万兵力和相应的物资装备运往指定位置，至于一般经济能力的国家就可想面知了。这说明，现代战争不可能是连动员也来不及的战争。当前，我国的国防工业已经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保留的军工企业很少，这正好说明要加强经济动员准备。军工生产实行“小常备，大动员”，正是我们在和平时期所应该走的道路。
2、把经济动员准备的重点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一提起经济动员准备，人们往往会想起过去“三线建设”中大兴土木的情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经济动员准备包括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两个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我们可以采取“软件”、“硬件”建设相结合，以“软件”建设为主的方针。“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制定经济动员预案、计划、法规，理顺组织体制，摸清动员潜力等等。与此同时，结合经济建设适当进行一些“硬件”建设，如结合公路、桥梁、工程建设，加入一些国防建设的项目；对某些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储备等等。这种“软硬结合，以软为主”的方法，可以达到“平时投入微，战时收益巨”的效果。
3、加强法制建设，使经济动员准备走向“法制化”。无庸讳言，我国在经济动员准备方面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现在正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母法”性质的《国防法》，正加紧制订。其它如“国防动员法”、“国防生产法”、“海上民船动员法”、“国防交通工作条例”等等，都在紧罗密鼓地制订之中。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我国在经济动员法规方面，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4、建立科学的经济动员组织机构，使经济动员走向“有序化”。在和平时期建立经济动员组织机构，既不能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使平时的经济动员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并不是办不到的。现在我国成立了主管全国动员工作的机构----“国家动员委员会”，下面分设四个专业动员机构：“兵员动员办公室”、“经济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交通战备办公室”。这些机构的重建和新建，无疑会大大加强我国经济动员准备方面的工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探索和平时期经济动员机构设置的最佳方式。
5、要把经济动员准备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我们在修建公路时，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一段的路基加厚，并相应建造少量必要的设施，在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以扩大战时飞机的机动能力；在建造大型船舶时，适当在某些地方加上接口，或预留某些焊口，一旦有事，可以利用预先准备好的接口，将商船改装成军事运输船。还可以把军工厂开发民品与经济动员准备结合起来，如某厂利用军工生产设备的优势，为钢厂生产大型轧机的卷筒，替代了进口，降低了成本，节省了外汇，同时使军品生产的能力得以保存。
这些新的认识，是在我国长期动员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动员准备将更加成熟，更有成效。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动员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研究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时，必须考虑市场经济因素。所以在此我们着重谈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民经济动员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动员准备创造了新的条件
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员准备，尽管只涉及某些部门的某些企业，但仍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物质技术基础的强弱，环境的好坏，对经济动员准备有很大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新的经济环境。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搞活企业，增强经济动员潜力。企业是经济动员的主要对象。企业本身的好坏，与经济动员准备关系极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企业改革管理体制，而且要求改革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活力。过去的工业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都十分被动。转换经营机制以后，企业有了自主权，生产经营可以日益发展，企业能够越办越活，国家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其动员的潜力也就随之增强。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促进国家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动员准备的效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家机关的职能

发生了变化，可以较大幅度地精减机构，从而可以减少机关之间的扯皮现象，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经济动员准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国家减轻“包袱”，增加动员准备的财力资源。过去实行的经济体制，使国家背上了很多“包袱”。例如，每年几百亿元的外贸补贴就是国家的大包袱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外贸体制改革之后，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外贸补贴基本取销。财政收入增加了，就有可能为平时的经济动员准备提供更多的财力资源。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动员准备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竞争。竞争既是企业科技进步的外在压力，又是企业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企业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有利于经济动员准备。企业和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增强了，经济动员准备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法，可以为经济动员准备提供更加灵活的手段。国民经济动员准备，要有一定的手段，其中主要是资源配置问题。把用于经济动员准备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于各动员准备活动之中，这就是动员准备的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有计划方式、市场方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方式等类型。过去我国的经济动员准备的资源配置，基本是计划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物资比较贫乏、国际局势紧张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计划配置方式还将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当前国内经济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市场配置方式可以在我国经济动员准备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优势。其中特别是中、微观层次更是如此。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引入了竞争机制，把资源引向更能发挥效益的企业、部门、领域。第二，克服资源自由合理流动的人为障碍，使资源减少闲置、提高使用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动员准备面临的新问题
在战争时期，国民经济处于经济统制状态，国民经济动员可以较少考虑市场因素。最高当局可以根据战争需要灵活处理一切经济事务。而和平时期则不然，国家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和利益关系，加上过去某些体制上不相适应的因素，因此，在动员和市场之间，还存在某些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
1、动员目标的政治性与经济利益的多重性的矛盾。国民经济动员是经济活动，但这一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战争的需求和社会的稳定。其“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动员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一切动员

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政治利益。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们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原来那种强调“企业属于国家”、“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状况大不一样。在利益多重的状况下，动员就不能用“平调”的方法，而要用“经济”的方法，使被动员者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2、动员手段的计划性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矛盾。动员是为战争服务的，它关系国家的存亡，对抗性、时效性特别强。因此要求计划周密、衔接紧凑。这只有采取强有力的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物价的涨落、物流的波动、人才的进出等等，都有比较强的自发性。国家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的，往往要通过比较迂回曲折的形式才能如愿。这就要求我们摸索一些可靠的方法，把计划和市场恰当地联系起来。
3、动员时间的紧迫性与市场调节的时滞性的矛盾。动员活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时间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而市场调节，由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活动，其结果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花费较多的时间。例如，某军工厂家，要生产出某种军工产品，过去是由国家直接下达生产任务并直接调拨原材料，时间比较紧凑。在市场条件下，需要到市场上去采购原料材料。原材料品种繁多，有一种采购不到，就会延误时日。
总之，目标的政治性、手段的计划性、时间的紧迫性，是动员活动的特点；经济利益的多重性、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市场调节的时滞性，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调节。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动员准备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只是初步建立，有很多东西还不完善，不少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还无法拿出一套成熟的政策。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实际情况，逐步采取一些对策或措施，以不断完善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动员准备体制。
l、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在国民经济动员准备中采取若干经济措施。过去的经济动员准备，往往是强制地在山沟里建设一些军品生产线。这样做虽然起过一些作用，但经济效益很差，动员的作用也不大。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我们在平时的动员准备是否可以考虑如下几种方式：一是资金引导。例如，我们修建高速公路时，可以再投入少量的动员经费，公路就可以成为一条飞行跑道，战争动员时可以作为临

时机场。在建造船舶时，可以留下必要的焊口，一旦战时需要，很快就可以改装成为军用运输船或作战舰只。只要我们在平时留心去做动员准备工作，有很多事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可以收到很大效果；二是技术引导。即运用某一先进技术，改变某种军品的生产工艺。而这种生产工艺在一般的机械厂家都可以广泛采用。这一引导，即在大批的机械厂家中储备了大量的这一军品的生产能力。这一经济动员准备形式，既省钱，又管用；三是建立必要的动员基金。平时的动员基金，可以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每年积累一点，积腋成裘。一有风吹草动，可以派上大用场。
2、制定、颁布和深入贯彻国民经济功员法规，规范国家、部门、行业、企业及个人在动员中的责任、权力和义务。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公民和企业的行为，这是发达国家战争动员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自发性、自主性比较大，只有法规才能使国民经济动员的准备工作落到实处并井井有条。
3、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紧密地结合起来，凡是通过市场可以办而且能够办好的事，尽量运用市场调节的方法去办。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免引起制度和秩序上的混乱；以免引起部分人的对抗情绪；以便把精力集中到更重要的动员项目上。而在宏观领域，在一些关键项目上，则主要采用计划调节的方式。
4、制定国民经济动员预案，把动员准备工作与平时的国防经济建设项目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对现有经济部门、企业等进行一次普查，将与动员有关的机械厂、汽车队、船舶等登记造册，根据动员的要求分成若干类型，为动员作好准备。
5、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防教育，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族的国防意识。国防是全民族的大事，关系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和个人的商品观念、金钱观念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因此，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防教育、强化国防观念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