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辛弃疾的咏史词【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试论辛弃疾的咏史词
专业班级：汉语言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
辛弃疾（1140—1207），初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

南宋爱国将领，著名词人，著有《稼轩词》。

他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以抗金为己仁，却屡遭打击，壮志难酬。

于是一腔忠愤，满腹幽怨郁结于怀，发泄于词。

他继苏轼“以诗为词”之后，大胆革新，“以文为词”，开创了风格独特的“稼轩体”。

他的词才气纵横、笔力超拔、题材广泛、表现力极强。

其传世之作有620多首，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是数量最多的一家，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也是词史上熠熠闪光的伟大词人之一。

辛弃疾的一生可以说是失意英雄的一生。

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是汉民族生存与发展遭遇极大危机的时代。

在他青年时期祖父辛赞就常引领其“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1]，这在辛弃疾的幼小心灵里种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还曾多次赴京应试，谛观形式，为抗金作准备。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22岁的他应和耿京也揭竿而起，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以50名骑兵直奔有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活捉张安国。

他不仅有着英雄胆略，也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不顾官职低微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全方位地陈述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富国中兴的大计，显示出非凡的济世才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家，一个战略家。

加上他还生在宋金双方持续不断斗争之时，依照正常的道理来说，他应当为南宋亟需的人才，南宋王朝应当把他拔擢到对金的军事决策的机构当中，使之运筹帷幄，大显身手。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都是具有许多曲折和波澜。

辛弃疾是在南宋政权建立了三十多年之后才从金国投奔南宋的，是被南宋的最高统治视为归正人而加以歧视，乃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挤抑制。

因此，他在23岁南归前十年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广德军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农主簿等职，无缘筹措抗
金恢复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开始南归的第二个十年，他由滁州知州而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而晋升安抚使。

辛弃疾每任时间都不长，从29岁到42岁，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这些都使他无法在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从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内，只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年）又出任福建路提刑、太府寺卿和福建路安抚使，由于他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使他常常遭人妒忌谗言和排挤因而其余十数年全是投闲置散，居处在上饶的带湖之滨和铅山的瓢泉之旁，“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2]，穷年累月流连光景，藉写作歌词作为倾吐胸臆之具，于是积成数以百计的大小篇章。

从嘉泰三年（1203年）夏到开禧元年（1205年）秋，他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先后被用为绍兴和镇江两地的知府，但却并未得到重用。

开禧元年秋他怀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3]的绝望心情回到铅山，开禧三年（1207年）秋含恨而逝。

本论文选取了辛弃疾词中比较独特的咏史词作为研究对象。

那首先对它的相关概念作出较明确的界说。

目前学术界对于“咏史”、“怀古”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因它们之间既有差别，又有某种重叠。

依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主张怀古与咏史分立，更多关注两者的不同之处。

如：降大任在其《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中概括道：“咏史诗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材料发端来创作的，怀古诗则需有历史遗迹、遗址或某一地点、地域为依托，连及吟咏与之有关的历史题材。

”[4]即持此说。

韩国学者车柱环在其《北宋怀古词小考》文中就主张把咏史词与怀古词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题材内容看待。

另一种主张模糊二者界限，将之统一为“咏史”，沈祖棻也认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其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

”[5]刘扬忠认为怀古词和咏史词在“发思古之幽情和借古言怀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致的”。

[6]咏史与怀古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想做过细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就如施蛰存在论咏史与怀古诗的微妙关系时所言：“游览古迹而触发感慨的，属于怀古。

只有客观地赋咏历史人物或事实，或加以评论，或给前人的史论提出翻案意见。

这才是本色的咏史诗。

但这样的咏史诗，也还很难与咏怀或怀古分清界限。

诗人笔下总有感情，绝对客观的咏史诗，毫无意义，
恐怕许多诗人都不屑下笔。

”[7]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咏史与怀古词很有借鉴作用的。

钱仲年论词之咏史说得最好：“吊古之作要能寄寓作者自身深远的思想感情，才算是上乘。

否则只是为吊古而吊古，填砌一些历史故实，看不出有时代的面貌与作者的我在内，就没有多大意义。

”[8]本文研究之咏史词就采取比较宽泛意义上的界定，既有广义的咏史词定义，即除了那种以直接写古人古事，以抒发怀抱之外，也有对历史兴亡的哲理思考、或借古咏怀，或化用前任诗句表达历史议论，或不见具体史事，只是抒发了物是人非，古今如梦之感，都划归咏史词的范畴，这些不同的类别主要是历史兴亡之感的触发物不同而导致的分别。

而他们共同点都在于以古代历史人物，时间等作为生命情绪的寄托。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
诗歌以咏史名篇者，始于班固，班固的是咏缇莹救父的，语言枯燥，缺乏形象性，所以被锺嵘讥为“质木无文”。

[9]到了西晋的左思，才打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开创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10]的先河。

咏史词的发展，起步比咏史诗高得多，这是因为它借助了咏史诗的写作经验．跳过了“质木无文”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使它一出现在词坛，便不同凡响。

咏史词是在唐代产生，而后发扬广大的。

从现存的唐五代词来看，题名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尽管这首词的作者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唐怀古词的开山之作。

唐代的咏史词还有刘禹锡《杨柳枝》，薛绍蕴的《浣溪沙》等。

唐五代的词由于主要是小令，限制了咏史词的发展，使其内容终显单薄，艺术表现力度不够，但是这种尝试为后来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摸索。

到了宋代，由于宋代士大夫对历史的重视，并由此形成的强烈历史意识和培养的充沛的文化底气，影响及于咏史词，提高了咏史词的境界，在内容深度和广度以及风格多样性方面都有着空前的开拓。

从体制上来看，唐五代咏史词皆为小令，到宋代随着词体的逐步开拓，字数较多的长调渐次出现，并为词家广泛采用。

从作者群来看，极为广泛，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将领和爱国志士等。

从内容上来说，十分丰富，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强了现实性，作者们自觉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引亢高歌，从不同角度借古喻今，关心时事。

具体来看北宋由于政治比较安定，咏史词数量不是很多。

在题材上除了沿袭唐五
代的楚汉争霸、吴越旧事、六朝事、天宝遗事，同时也拓展了三国史实、汉朝史实、隋朝史实、商周朝史实以及一部分文人诗文作品中的题材，在初期时多是对历史的追忆，很少与现实相联系，如李冠的《六州歌头》。

到了中后期词人开始结合自身遭遇使得创作更加深入，但只是和个人有联系而已。

如王安石的《桂枝香》，周邦彦的《西河》（大石·金陵），《西河》（长安道），秦观的《望海潮》（星分斗牛），贺铸的《台城游》（水调歌头）等，贺铸是北宋写咏史词最多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开了宋词的新路，突破了音乐的束缚，变唱词为文学的词。

时至南宋，统治阶层异常软弱，加之外患连连、内部倾轧不断，文人施展抱负的机会比北宋少了很多。

来自于内忧外患和自身价值实现需要的忧患意识更浓厚。

因而，南宋咏史词作者善于选取那些对当政者有所激励、鞭策、启发的题材入词，借和南宋有某种相通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来达到借古喻今、借古鉴今的目的，空叹兴亡的少了，与时局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感慨也更加深沉，是整个宋代咏史词发展的一个高潮。

有名的有抗金名将李纲的《六么令》（长江千里），《雨霖铃》(明皇幸西蜀)等。

到了辛弃疾他用咏史词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是咏史词最多成就最大的，如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还有吴文英的《木兰花慢·重游虎丘》等，也有了隐逸题材的咏史词。

宋以后的咏史词，有继承也有发展。

金元时期较为突出的有金代元好问的《江城子》(众人皆罪屈原醒)和仆散汝弼的《风流子》(三郎年少客)。

八百多年来，辛弃疾研究的工作从未间断。

大体说来，南宋较盛，元明衰而不废，清代复兴，现代显著，解放后则更加广泛深入。

从建国初至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对辛弃疾词的“爱国思想”的赞颂上，此时的研究方法机械、单一，只有少数文章较有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方法多样化了，视角也广了，如对稼轩体的研究, 对辛词意象的研究, 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 辛词的用典特色, 苏辛词的异同, 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关于词词作的版本，关于其年谱的研究等。

对于辛词的语言、用韵等方面也多有关注, 辛词对后世词坛的影响, 辛派词人、辛词的美学特征等。

也有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如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

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

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指出摧刚为揉，
心危词苦，尤为辛词中的独创的风格。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认为，稼轩体“雄豪、博大、隽峭”，[11]并从审美角度提出了“高峰体验”说。

杨海明从创作主体入手，深刻分析了其内在气质对创作形式及风格的影响。

其《唐宋词史》认为，稼轩词最突出的个性是“充满着一股无处不有的生气，这股生气既是一种狂放的精神，而表现形式便是“以气入词”，这股生气导致了稼轩词艺术形式的“解放”与语言的“换班”，词风“亦刚亦柔”、“亦庄亦谐”以及“男子汉”的风格，“悲凉”和富有“野性”的美感。

[12]
在辛词分类研究方面成果也较多。

如顾之京《辛弃疾农村词篇什探究》，薛祥生《稼轩词物词刍议》，张忠刚、董利伟《论辛弃疾的恋情词》，李晋棠、陈北祥先生《稼轩祝寿词思想内容评析》，陆永品《论辛弃疾的哲理诗词》，郭太安《社会·人·瞬间—读辛弃疾的怀古词》，也对送别词、隐逸词、酬唱词等进行了分析、论述，各有价值。

对辛弃疾咏史词的研究
就辛弃疾所写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题材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其人所不能比拟的。

”[13]现就今人研究的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对咏史词内容的研究
八十年代后除了辛弃疾的爱国词，豪放词，婉约词等研究之后，辛词的咏史还是很新鲜的。

可以说80年代是它的萌芽期，郭太安《社会·人·瞬间—读辛弃疾的怀古词》一文论述了稼轩的怀古词，他称它们为珍品，认为这些数量不多的怀古词体现了稼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功败垂成，一切都取决于人的自身的功过”[14]、“人生的价值就在人今生今世的生命历程中”[15]这种观念具有扩张性和外向性，不仅使其词具有并吞八荒的气魄,而且也是多种典型意向和典型情绪构成的统一体。

并且出现了研究宋代咏史词的论文王锡九的《宋代民族斗争和咏史怀古词》，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咏史词提供了资料。

到了九十年代他的名篇《念奴娇》（我来吊古）、《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归来）、《永遇乐》（千古江山）依旧火热，还有了浦经州的《壮怀悲慨发长歌—论两宋咏史怀古词》，还有1997年台湾学者郑淑玲硕士论文《两宋咏史词研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