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1月 Vol. 2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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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6-26 作者简介：李璐（1981-），女，河北邯郸人，浙江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 96 -

中国近代三次教育改革述论

李 璐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都不同程度地对教育进行了改革。这三次教育改革，内容不断丰富，体系渐趋完善，并对当时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终于完成由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

关键词：教育改革；近代教育；封建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6-0096-04

一

19世纪60年代初期，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再一次被“夷人”所打败，惨痛的教训使得一些封建官吏和士大夫们感到了学习西方、研究西方的迫切需要，以求得正确的对策。于是晚清政府进行了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这其中洋务教育也随之兴起。其内容主要包括创办以培养近代人才为目的的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包括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对于兴办新式学堂的初衷，清政府说得很明白“自五口通商，英法联军入京后，朝廷鉴于外交挫衄，非兴学不足以图强。先是交涉重任，率假手无识牟利之通事，往往以小嫌酿大衅，至是始悟通事之不可恃。又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之人才。”[1](P23)可以看出其目的：（1）为了应付频繁的对外交涉的需要，认识到了培养本国自己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的重要性；（2）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要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及与军事相关的“制造船械”的军事技术人才。在这里，洋务派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必然联系；认识到了“兴学”在中国近代这个特殊环境中所具有的以往历朝历代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时期的“兴学”已不再囿于传统的四书五经的范围内，不再是像以往朝代那样回归到先贤圣哲的教导之中去寻找兴国安邦的途径，而是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之外，另设一批以往所没有出现过的新式学堂。学习英、法、俄、德等语言文字，学习天文、算学、代数、几何、化学等自然科学，学习航海、制炮、行军布阵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及电报、矿务、医学等实用技术知识。并且这些学堂的创立及课程的设置，都是从军事方面考虑，为军事服务的：“如

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1](P112)这种情况自然源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对于西方“船坚炮利”的直观认识及应对。在当时情况下，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派急于寻找一种能立竿见影的图强、御侮的方法。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洋务派来不及更不可能深刻思考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本质内容。因此“强兵”自然成为洋务运动赤裸裸的目标。不论洋务派开设工厂，设立电报，开办医院，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李鸿章在《请设南北电报片》中明确表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1](P101-102)洋务教育作为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具体实施上，自然无一不与其相联系。即使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也是希望他们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P112)

同时洋务教育作为一场以往所没有出现过的新式教育改革，又是处于近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它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动摇传统的科举取仕的教育考试制度。在1866年奕訢提出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规定“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

考。”

[1](P182)

原来读儒家经典的科举人员入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接受洋教习的传授，这就动摇了传统教育的思想观念。在1887年，江南御使陈琇莹上奏建议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甲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与“中学”同考。这又冲击了科举取仕的唯一性。

作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教育，从它诞生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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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起，就带有种种缺陷：教育内容与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技术层面相对应，只局限于一才一艺的语言、技术方面；在教育体系上，学堂的设置也只是督抚大员根据需要而临时奏请设立，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划；就连它的出现，也并不源于主动与自觉的改革，是近代化的活动驱动了教育的发展。今天，后人通过研究尽可以指责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措施是只布新而不除旧，可以指责在教育改革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面临着西方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背负着振兴、图强的沉重的历史使命；身处于儒家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中国人中只有极少数知道西学、西艺为何物的环境中，能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人仍坚信“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氛围里，能顶住重重压力，开办了新式学堂，聘请外国人当教习，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及一直被嗤之以鼻的“奇巧淫技”；并首次以政府名义派遣留学生，从而拉开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无论是对传统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让“西学”得以正大光明地进入，并在不自觉中播下了新式教育的种子。

而这颗小小的种子在当时所收获的，不仅仅是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更是随着“西学”“西艺”的传入，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涌入，最终不但是促进了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是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

由洋务运动发轫的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戊戌时期的教育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并由于有新的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参与、领导，而更具有新的特点。

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豆分瓜剖的危机。维新派把教育提高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须先改革教育。康有为在探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盛的原因后就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2](P148)梁启超也多次指出“中国之大患，在教育不兴，人才不足”。[2](P21)因此，他们主张“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2](P9)在教育内容上，维新派从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出发，主张建立有关工商、矿务、农桑、医学、声光化电等多项内容的专业学堂。在学制建构上，维新派也积极提出自己的设想，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曾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3]还提出了一个包括8年小学、2年中学、4年大学，并对各级学校有着具体培养目标的蓝图。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像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之类的旁系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上，

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维新派从男女平权的基本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妇女同样应当享受教育的权利。从郑观应的《女教》，到梁启超的《论女学》，再到严复的《论沪上创兴女堂》，都积极提倡女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1897年，梁启超与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特设学校——经正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因此，维新派的教育思想在内容上具有全面性；在教育体制上更具系统性；在教育主体上，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对新式人才的培养仅着眼于“科举正途人员”的局限，主张“开民智，育新民”，认为从事农、工、商等各业各阶层的国民及妇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具有教育主体上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可以说维新派的教育宗旨较之洋务派有了明显的进步：洋务派有感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奋然抗争，办学以采西学、制洋器。而维新派则从中西悬殊的对比中，看到了人的重要性，看到了教育对于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还在更深的层面上思考着教育改革的问题。

在百日维新期间，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关于教育改革的种种美好设想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在这期间，主要的教育改革措施有：将书院改为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建立各种专业学堂和实业学堂；成立京师大学堂。

这些措施，比起维新派的教育思想来，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与洋务教育改革相比，显然更加深入地触动了传统教育。最为明显的是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在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达谕旨“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4](P82)其后又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增添了考中国历史、政治、时务的内容。这无疑是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手术；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取仕的制度，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1898年8月6日《申报》上发表的评论中就写道：“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曰：八股无用，八股无用。”[4](P101)既然代表科举制度最本质的内容已被人们所否定，那离科举制度被彻底摒弃的年代还远吗？而科举制度对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又具有重要的维系作用，当科举制已一步步走向灭亡，难道它所支撑的社会还会一成不变吗？

关于将书院改为学堂，并改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在维新变法之前，早有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而在百日维新期间这项教育措施的颁布，则代表了最高层对这种行为的肯定与鼓励。并以政府权威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更是推广了西学的普及，促进了各种专门实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而且还提出“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

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

[1](P422)

其中已经略显近代学制建构之端倪。

在这期间所设立的新式学堂，已经超出了洋务运动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