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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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化的原因、弊端及对策
（柳曦男 1986.10 汉族北京硕士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
京 100088）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但是高校权力不断扩大，高校的领导级别不断提高，从而导致高我国高校的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高校越来越像个官府、衙门，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

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使得学术创发能力日渐削弱，学术精神渐渐沦丧。

高校的官僚化现象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最大阻力。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解决措施
一高校行政化的表现
（一）高校管理人员职级、待遇套用行政机构模式
高校本来是一个教育、科研机构，并非行政机构。

但我国（大陆地区）套用行政机构模式定位高校管理人员的职级和待遇。

比如：各高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高的至副部级，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副部级高校 31 所、一般的高校也是正厅级。

而高校的级别也就是该高校党政一把手的行政级别。

一把手下面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是按照行政机关规格：即一般都有处、科等机构和相应级别的管理人员。

高校管理人员的薪资、待遇也是按照其相应行政级别配给，如校领导一般都配有专车、秘书等。

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不同级别的待遇。

校的党政机关，除了几个自己独有的部门外，基本上也是按照政府的模式设置的，例如党办、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处、审计处、基建处、保卫处、工会、团委等。

（二）高校领导干部任免方式行政化
国际上，高校领导一般都是由高校教职工群体民主选举产生。

但我国高校的校级领导却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任，省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由省教育厅掌控，例如，河北大学的校长的任免权掌控在河北省教育厅手中。

部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则由教育部掌控，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校长任免权掌控在教育部手中。

甚至有的地方，地方高校的中层领导干部的任免都得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由于高校被当作行政部门，所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级别待遇问题，就把一些根本不懂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任命为高校的校级、院级领导。

（三）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
我认为，高校管理运行行政化有两个体现：一是高校运行管理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一是高校内部也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

政府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运行，例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专业的开设等，都由政府决定。

总之，事无巨细，政府部门都向高校发号施令；事无巨细，高校都向政府部门请示
汇报。

政府对高校如此，高校内部管理亦然。

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组成，院（系）学术委员会由院（系）领导和教研室主任组成。

没有行政职级的普通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再高、学术研究成果再多、社会影响再大也很少有话语权。

由于我国高校体制的官本位，必然导致行政权力至上，行政权力垄断学术，形成“谁的官大谁水平高，谁官大谁真理多，谁官大服从谁”的局面。

（四）教学人员屈从、听命于行政机构
我认为，高校本应是一个搞学术研究，做学问的地方。

在这里，教学人员、学生应该是主体，而行政人员应该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如果没有教学人员、学生的存在，那么学校和学校的管理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本应是高校主体的教学人员、学生却成为行政人员的附庸。

在现在的高校中，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而在这些资源中，就有教学人员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资源。

教学人员为了我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得不依附于行政人员。

甚至在有的高校中，教学人员完成的学术任务完全符合学术标准，但是行政人员依然以未符合行政标准为由对教学人员加以批评。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术权威依附于行政权威。

（五）高校在许多资源、利益分配过程中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我认为，高校应该根据高校自身的长远发展合理的分配校内资源。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高校的行政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取向来分配这些资源。

这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发展。

不仅如此，高校的利益分配也常常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

就拿高校中最常见但却是争议最多的年终奖为例。

我在《南方周末》读到一位大学讲师题为《年终奖，我不满》的来信。

来信说：“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划发放2009年度年终奖：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金额保密。

”［1］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该校的年终奖分配直接和行政级别挂钩。

我想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不利于高校学术研究的发展和高校水平的提高。

二高校行政化的危害
（一）争权夺利，无心治学
高校机构设置的泛行政化，不同职级的人员享受不同待遇，从而造成大学的行政人员，教师甚至一些在校领导机构、院领导机构工作的学生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用于权利和利益的明争暗斗中，从而忽视了对学校、学生以及教学的管理。

甚至在一些行政化严重的高校，其行政工作人员、教师甚至学生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甚至仰视、顺从。

其中不少教师把做“校官”作为人生的信条和行为取向，而对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的兴趣在下降，做学问的直接动因往往是以此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

甚至一些教授也渴望当官，他们可以不当教授，但非去竞聘一个校行政官员不可。

当然，这些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大学里开会，哪
怕是学术性的会议，也要按级别说话。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做校行政官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就是在为自身赚面子、赚资本。

而且更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我们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以校长，校党委书记为首的校领导主管行政，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主抓教学。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教授们对校长、校党委书记甚至院长，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俯首恭听、唯唯诺诺。

这种不良风气令很多学术上有极大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就此停步不前，损害了大学的学术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大陆地区）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新能力的下降，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泛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滋生浮躁，在学校里形成了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导向。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

是什么使学术衰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

”
［2］
（二）对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的影响
在中国现在的高校中，从一名普通的讲师升到副教授乃至教授，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

这就使得教师们热衷于论文的撰写，从而忽视了教学。

而且教师在撰写论文时偏重于数量，忽视了质量，生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

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学术任务，采取学术剽窃的方式。

在当今的高校中学术抄袭事件屡见不鲜。

由于现在的大学生著作所有权意识不强，再加上自己的老师掌握着自己学习成绩、毕业的生杀大权，从而使得有的教授剽窃勾当成功，这些固然是重要因素。

但我看来它们对“抄导”们而言充其量只是外因，即是抄谁不抄谁的选择问题，并非抄与不抄的动机问题。

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抄导”们剽窃的内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老师将大量时间用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学术研究，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天职为兼职，视神圣的学术为进入权力场、名利场的敲门砖。

当平静书桌前的青灯变成推杯换盏的霓虹灯，当学富五车变成肠肥脑满，如果不剽窃，怎能完成一堆打着权力烙印的学术基金项目？如果不剽窃，又怎能保证自己“名利双收”呢？看来，有了在大学行政化浪潮中极少有教授能心静如水的前因，大学学术腐化、抄袭剽窃成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

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3］
（三）导致高校的官僚风气浓重
其一，高校已经形成封建社会的家长制。

例如，高校的党务方面，校党委书记说了算；高校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

校领导的话就是圣旨。

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党委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凭添了官老爷的霸气。

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等。

其二，财、物按权分配。

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

无行政职级的教师必须完成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才能拿到津贴奖金，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

其三，近亲繁殖，排斥异己。

高校在提拔干部、引进人才上，标准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

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其四，单纯追求个人经济效益，而不顾学校发展。

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

其五，有些高校领导为了政绩，盲目扩张，搞大而全，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作表面文章。

（四）挫伤教师，学生积极性，降低学校凝聚力
高校泛行政化很容易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或是非专业指导专业的局面出现。

本应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学生及其组织基本上没有关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维护切身利益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甚至校内的行政官员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做到少劳多得或者不劳多得。

而高校的普通教师辛辛苦苦一年却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和一小部分奖金。

这有违社会主义国家按劳分配的原则，自然会挫伤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挥、道德人格的形成，不利于教师潜心科研和教学，师生缺乏对学校的认同感，学校缺乏凝聚力、创造力和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我在全校召开了中层干部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许多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实验室主任都没有参会。

办公室同志告诉我，因为这些教师都不是副处级以上，所以未能参会。

这是典型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

教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他们却不能听到校长布置的新学期任务，这怎么行？当然，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

”［4］
（五）激化高校的内部矛盾
在高校泛行政化下，高校的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倾斜。

在一些高校，教授奖金、津贴还不如所谓的处长高。

在分房子、分办公室方面，普通教师一个等级，教授一个等级，然后是副院长、院长，等级都不一样。

普通教师一旦当了校行政官员，便可以享有诸多实惠，获得课题经费更容易，享受职务津贴更高，房子分得更大。

一个教授即使当上一个副处长，其争取学术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当上校领导再反过来做教授，则更容易。

我们在学校中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经常有些学术上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被评上了与其自身实际学术研究水平不相称的教授职称。

一个没有多少学术成果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很短时间里会积累出诸多论文、著作，由此而获得学术地位。

因为他有权力，他拉来了课题，自有人会帮他做；他没有论文，自有人会帮他写；他没有书，自有人来替他编写。

这种一旦有了权力便会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现象使普通教师愤愤不平，造成很多矛盾冲突。

下面就是一个高校内部矛盾激化的鲜明例子：“一篇题为《学术首骗——12亿元大清史课题负责人成崇德调查报告》的文章，近日在网上流传。

文章作者米辰峰，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副教授。

文中的主人公成崇德，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所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并于1993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清史所所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在近2.5万字的《调查报告》里，米辰峰对成崇德的博士文凭以及博士论文的水平提出质疑，称其为‘自封博士伪教授’，并呼吁将其从大清史课题组清除出去。

”［5］米辰峰说，自己必须赶在退休之前，对成崇德进行申诉。

米辰峰举报成崇德不是为了当打假英雄，而是为了报7年来的“血海深仇”。

因为，成崇德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在处理篡改考卷案、年终业绩考核等事情时，对米辰峰诬陷。

米辰峰形容这是“血海深仇”。

从“血海深仇”可以看出，米辰峰是愤怒到了何种程度。

而且米辰峰于
6月26日在新语丝网站公开举报成崇德后，又于6月28日在网上发表了《人大历史系副主任许海云疯狂伪造系列学术著作》一文，又公开举报同事许海云。

被举报事件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单从米辰峰的言行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被“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激怒了，即将退休的人已无发展前途，退休前进行“报复性申诉”就成了他不得不做的选择。

那么，米辰峰何以有如此猛烈的报复行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是曾经的上司对他压制太过分了。

年终业绩考核上司说了算，因此教授无望，只能以副教授终结自己一生的事业。

虽然，此时依然有成崇德的上司——副校长要求米辰峰撤文，答应尽量让他今年评上教授。

但闹到这一步，吃尽了高校行政化的苦头的米辰峰，决不会相信行政化在这个时候给自己“甜头”。

在高校，上司对你不满意，你就晋升不了职称。

相反，你答应了上司的要求，他就可以让你晋升职称。

（六）导致高校盲目升格和扩大办学规模
高校泛行政化使得高校领导常通过大学取得“政绩”，为获取政绩，大搞“观赏型”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于是，我国高校（大陆地区）出现了非理性的基建狂潮，豪华高楼拔地而起，广场、绿地越建越大，有的大学仅建校门就投资上亿元。

更有甚者，用奥运冠军来做形象工程。

近年来，奥运冠军到高校深造成为一股潮流，很多奥运冠军都是知名高校的学生。

平心而论，上名校对于奥运冠军增长文化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将来的更大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而且有不少奥运冠军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了人生新的飞跃，邓亚萍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不少奥运冠军的文化程度偏低，甚至最高学历仅仅停留在初中，而即便是这初中的知识也因多年的训练而忘得差不多了。

而现在一下子进入了知名学府，学业上能否跟得上就成了大问题。

更何况不少奥运冠军还有繁重的训练比赛任务，又能抽出多少时间来上课呢？对于知名学府来说，其对奥运冠军一般是免试入学，这样做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更重要的是能否结合奥运冠军低文化程度的实际制订出合理的教学方案来。

也许学校会专门抽调教师为奥运冠军进行补习，但这些教大学的教师就一定能教好高中甚至是初中课程吗？加之，奥运冠军来的时间少，教师即便有好办法也难以施展。

那么，什么众多知名高校仍然争相邀请奥运冠军来自己的学校读书呢？原因在于用奥运冠军做形象工程。

但是，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奥运冠军进高校这个“形象工程”，也终会自食其恶果。

即明星拿到了高校的文凭，可能只是镀了一层金而没增长多少文化知识；而高校固然利用明星的知名度提高了自身形象，但不一定就为社会培养出了合格人才。

高校行政化还使高校领导热衷于“升格”。

中等专业学校谋求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谋求升格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力争进入省重点以及全国重点院校行列。

因此，基于上述目的很多学校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增设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

更有甚者还热衷把教研室做大为系、把系做大为学院、把学院做大为大学。

重视数量甚于重视质量，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声誉和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七）助长学术腐败
高校行政化导致官场博士群。

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

［6］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

从中央到地方，高学历成了进入仕途的“通行证”。

这里我可以举两个鲜明的例子：例一，众所周知，现在进入仕途主要的途径是参加国家或各个地区的公务员考试。

但是，事情总会有例外的。

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就将一名清华大学博士直接任命为唐山市新技术开发区的区长；例二，2010年河北省唐山市政府直接录用了61名“211”全国重
点大学博士研究生。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高学历已经成为进入仕途的“通行证”，而且还可以看出，政府录用、选择干部的学历门坎也越来越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

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越发成为官场“灾难”。

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结果却有违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知识化，人才化强国的初衷。

而且，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

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关群众意见，只要文凭高的“文凭崇拜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根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

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

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的扩招也属正常。

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

学术行政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

学术成了行政权利的附庸，学术和行政权利已形成了“双向互补”关系。

教授可以通过讨好自己的上级，而谋求行政权力；一些行政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来换取高学历，以弥补自己学历上的遗憾。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

学术以权威谋资源，官员以权力谋学位。

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的指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行政化。

如果没有学术的自治，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

三高校行政化的成因分析
高校泛行政化的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

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过多，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力量不平衡。

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师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都由政府规定。

高校内部也按政府机构来设置相应层级，连系和教研室也搞成行政任命，表现出“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

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教师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对学术事务的自决权也受到行政人员的干涉。

我认为，其成因大体有以下几种：（一）受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的行政集权国家，在中国只要有权力就好办事。

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被大多数行业所借鉴，同样也延伸到了高校内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出发，到海外取经，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管理模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行政权力运行模式被高校移植的局面。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封建集权思想严重，加之过大的变革会损害一些当权者的利益。

阻力之大，效果并不明显，还不足以扫清两千多年以来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