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文献综述

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文献综述
背景概述
温总理在２０１０年春节团拜会上讲到“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

这是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首先要做到让人民的生活无后顾之忧，人们不再为房子、升学、看病、养老、所困惑。

“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这是一个长远的命题，也是政府要长期付诸实施的伟大工程。

GDP(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核心指标，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指标。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民生活幸福度并没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差距在扩大，生活的成本逐渐提高，生活压力也与日俱增，就会导致社会问题及心理疾病的蔓延，幸福感自然就会下降。

如果单纯看到经济的乐观增长，而忽视了了人民的幸福水平，就会背离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最终只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所以衡量国家的生活条件状况，不能单以GDP来作为衡量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的由来与发展
对于幸福的理解,古今中外的圣哲先贤均有精辟论述。

中国《尚书》中有五福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但是关于幸福的评价计算方式却出现在近代。

最早提出者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

这就是说,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就越幸福。

他列出影响效用的因素有:物质财富、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社会公平、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实现;影响欲望的因素为: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

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

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不丹国王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

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

“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当前国内外国民幸福研究包括:(1)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

不丹模式的NHI指标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典型代表,它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增长与幸福快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2)城市幸福研究领域。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它是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

在我国,蒋薇发现1985年至2000年的GDP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后,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5%。

2004年奚恺元与《望东方周刊》对中国六大城市幸福指数的测试,以及2004年10月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
村的调查,都支持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的观点。

盖洛普发现,从1994年起,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非货币因素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前列。

面对这些困境,迫切需要我国学者认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观。

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完成“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

2006年初,由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评价问卷组成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在深圳社会科学院完成了设计。

(3)微观幸福研究领域。

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来描述国民幸福,他们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

陈惠雄、吴丽民在《国民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设计的理论机理结构与测量学特性分析》中编制了第一套测量我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国民幸福研究为国外新兴热点课题,国内起步较晚,目前定量研究的成果较少。

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幸福研究领域,2004年5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大卫·布兰奇劳尔和英国瓦维克大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了幸福模型：r=h[u(y,s,z,l)] +e，其中r代表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或主观满意度水平u代表一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h是关联实际效用与报告福利的函数y为实际收入s为亲情z是一系列统计上的与个人相关的特性t为时间段e为误差项。

经济学视角量表所采用的各个维度都是人们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条件的测量达到评价幸福的目的。

美国联邦政府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等，致力于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的研究，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一文中，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提出了DRM这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

日重现法(DRM)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

日重现法(DRM)结合“时间一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

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

日重现法(DRM) 为福利社会计量体制的发展和社会政策提供有意义的工具，是一种融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之中的后现代会科方法。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其结论通过对受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

采访问题很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国内研究状况
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因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国内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宏观幸福研究领域。

周四军、庄成杰在《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NHI测评》中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水平四个方面构建国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我国1998~2006年国民幸福指数NHI进行了
测度和评价。

研究发现,历年来我国NHI连续增长,2002年以后的增长速度较2002年以前的快.但我国国民幸福现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最后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蔺丰奇在《新坐标-国民幸福指数》中给出了GNH量化的计算方法，从社会健康、福利、文明和环保的角度定义幸福，通过设置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对幸福加以间接的计量。

GNH
核算体系由以下四大指数构成:即GNH=生产总值指数*a%十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
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庄连平李晶在《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广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中将影响人类幸福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综合起来,从幸福与财富、心理、人格、文化、社会、家庭等角度出发,借助于已有的一些权威性的综合数据或微观数据,通过类型内部相关性分析和与核心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构建一套广义的幸福指数体系, 定义广义幸福指数的类型包括:人类发展指数,包括身体健康/文化程度和物质福利的各基本方面、工作条件、休闲条件、不平等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福利、心理福利(即个人心理状态)、授权(特别是被剥削阶层)、政治自由、经济稳定(即避免经济波动)、政治安全(即避免政治暴力或不稳定)、环境条件。

为了能够确定一套能代表人类福利的更广泛概念的指标,我们将各类型代表性的指标与国际上通用的评估国家绩效的三种核心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这些核心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人均收入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周四军、庄成杰、刘红、袁鹏在《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的统计测度与评价》中按照国民幸福指数NHI的基本内涵和相关理论，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成指标体系, 选取人均GDP、(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人均教育经费、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单位GDP能源消耗、(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15岁以上文盲比重、人均预期寿命、人均住房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医师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等16个指标，采用影响因子计算法对NHI进行统计测度与评价。

以各因子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

将方差贡献率做归一化处理得权重集为w = ( 0·5586, 0·1840, 0·1418,0·1156),得到NHI的测度公式:NHI=经济因子指数×w1+环境因子指数×w2+人口因子指数×w3+社会因子指数×w4，测度出2006年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为36·28%。

并对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的发展趋势及与人均GDP的关系做了相关探讨。

总结及相关措施提出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不妨将幸福指数作如下理解:幸福指数就是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或者说是生活质量的高低值。

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来对自身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

它是生活事业的满足感、心态情绪的快乐感、人际社会的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人民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

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

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尽管现在国内外学者对国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方法不尽一致，但国民幸福指数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相信以后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丰富，最终会达成共识，形成标准化的可量化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全面发展水平，从而替代只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核算体系。

本人认为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一要转变观念，改变传统的单纯以GDP来作为衡量指标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形成综合考查的可量化国民幸福指数体系。

二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提高经济、环境、人口、环境的发展水平,发挥各自优势。

目前应采取的措施有: (1)经济发展方面,坚持不懈地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三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提升农业产业化、促进城镇化。

(2)环境改善方面,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努力降低生产能耗,积极植树造林,减少“三废”排放量,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集约使用,倡导生态文明,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3)人口发展方面针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现的总抚养比增加等问题,应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消费质量。

(4)社会发展方面,应积极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以县域经济为新的增长点,辐射广大农村,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