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浅析“孔子删《诗》”之争

浅析“孔子删《诗》”之争

众所周知，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先秦文献并无明确记载，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乃是《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尽管早在唐代就有孔颖达提出怀疑，但是真正将其定为伪说，并在学术界达成所谓共识，则是五四之后的事。那么，司马迁的记载果真有误吗? 其实如果我们稍稍翻检一下旧说，就不难发现否定论者在每一方面所作的论证都是很薄弱的。孔子是否有删《诗》之举，这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对全面衡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显然是很不利的。也正基此，笔者认为对于前人在孔子删《诗》说上的争论，我们很有必要作一疏理。通过梳理以弄清争论双方的是非曲直、优劣得失，这对我们进一步摆正对孔子地位的认识，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术态度，无疑都是很有助益的。

一、关于古诗三千问题的争论

古诗是否如司马迁所说有三千余篇，这是前人对孔子删《诗》所提出的第一个质疑。这一质疑的最早提出者，也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最早对司马迁之说产生怀疑的孔颖达。其《诗谱序》谓之变风变雅正义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共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取《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通观孔颖达这段论述，不难发现它主要包涵以下两层意思: 一方面他并不否认孔子删《诗》，另一方面对司马迁三千之说却又充满怀疑。在他看来，今本《诗经》仅三百余篇，假若古诗真有三千之多，则孔子删去的就有 2700 多首，占全部古诗总量的十分之九。可是通览各种文献典籍所载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不见于今本《诗经》者少，这与司马迁所说的十去其九显然是矛盾的。

孔颖达之后对司马迁三千之说提出质疑的学者还有很多，不过依照他们对于孔子删《诗》的不同态度又可把他们的观点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仍像孔颖达一样，只怀疑古诗三千，而并不否定孔子删《诗》，如朱熹说: 太史公说古《诗》三千篇，孔子删定三百，怕不曾删得如此多。另外一类，也可以说是其中的大多数，则更进一步把孔子删《诗》也一并否定了。如崔述说: 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等等。

不过，对于以上各家所提出的质疑，有不少学者并不谓然。如袁长江说: 司马迁的三千之数不是实指，应是上千篇或数千篇的同义语，这是太史公的习惯用法。如果翻开《史记》，就会发现作者用三千数千的数目说明之多的例子很多。如《孔子世家》有古诗三千余篇，弟子盖三千焉。《魏公子列传》有食客三千人。《春申君列传》有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吕不韦列传》又云至食客三千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都是数千人。又，刘毓庆也云: 三千之数乃是各版本累加的总和，并不是说孔子所见到的诗歌单篇有三千之多。孔氏删《诗》一是去其重，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如此而得者不过三百余篇而已。刘向校书，可为左证。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刘向所校雠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

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 《管子书录》) 。是十去其八。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 ( 《孙卿书录》) 。是十去其九。以此推之，孔子删诗，十去其九，乃情理中事。彼此比较，不难发现袁、刘二家所作的阐说，皆可化解孔子删《诗》与古诗三千的矛盾。

二、关于《诗》三百问题的争论

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提到《诗》三百，如《为政》云: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又，《子路》云: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那么，孔子所称的这个《诗》三百是孔子之前本来就有呢，还是经由孔子删定的呢? 这也是有关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双方所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对孔子删《诗》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 孔子之时既然已有一个《诗》三百的定本，则《诗经》305 篇 ( 一说 311 篇) 显然不是孔子删定的。如叶适说: 《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又，傅斯年也云: 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词用得这么现成。等等。

而对孔子删《诗》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谓: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这不仅不能作为孔子未曾删诗的证据，而且还恰好证明今本《诗经》305 篇 ( 一说 311 篇) 就是由孔子亲定的。如徐醒生、张中宇云: 在孔子之前，文献并无诗三百之称。如果孔子之前数十年或超过百年就已编定包括雅、风、颂三部分的综合性文献诗集 ( 且不论当时雅、风、颂地位迥异，是否具备编订综合性文献诗集的社会心理条件) ，完全确定了三百余篇之数及具体篇目，作为一部在当时就有广泛影响、被大量征引的文献，这数十年或百余年间须有其他人提到《诗三百》才合理，必不待孔子第一个说《诗三百》。但《国语》《左传》引诗远超过百例，时间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 前 468 年) ，无一例称诗三百，也无任何其他人提到诗三百。这就足以说明今本三百篇的本子应是由孔子首定的。也正因孔子删定的这三百余篇《诗》传了几代至战国时期才流行于世，为公众所接受，并且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战国以后的著作中才逐渐有了诗三百的记载，如《墨子公孟》: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礼记礼器》: 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前后对照，不难看出徐、张二氏所作的阐析也同样是很有道理的。

三、关于季札观乐问题的争论

在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季札观乐。据《左传襄二十九年》载: 楚使季札到鲁访问，向鲁大夫叔孙穆子提出请观周乐的要求。那么，何以在鲁观乐，观的却是周乐呢? 原来鲁国初封之君乃周公之子伯禽，因为周公辅佐成王，功业宏大，所以周天子才特允鲁国也得享有天子之乐。在这次观乐中，鲁国乐工依次给季札演奏了十五《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从其演奏的顺序看，不仅风、雅、颂的排列顺序与今本《诗经》无异，而且十五《国风》的排列顺序与今本《诗经》也十分接近。稍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今本《诗经》中的《齐风》之后依次是《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而季札所观之乐却变成了《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和《曹风》。也正是季札所观之乐与今本《诗经》高度一致，所以才使孔子删《诗》的否定者们更加坚信今本《诗经》决不是由孔子删定的。因为季札观乐时孔子只有 8 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