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解读与评析

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解读与评析

[提要] 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范式为分析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它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既有一

定的解释力，又有其局限性，对此要给予客观辩证的认识。

【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中美关系

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诡谲多变，跌宕起伏，新世纪的中美关系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何对其看似变幻莫测的演进进行准确的解释及可信的预测，不仅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任务，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一直处于“争论焦点位置”①的结构现实主义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试对此略陈己见。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理论。其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采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结构一公司行为”现象关照国际关系，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虽然国际体系结构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国际体系的形成而形成，即系统单元决定系统结构，但系统结构犹如市场经济学中的市场，一旦建立，其功能就明显呈几何级数倍增，对于单元的制约和影响就超过单元对它的制约和影响，成为超越单元，又凌驾于单元之上的构建。o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从国际层面建立的国际政治分析性理论，系统的结构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

关于国际政治的分析单元，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国家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重要性和跨国活动的广泛性在增加，但不能由此得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过时，界定结构的不能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只能是主要的行为体。即“国家”才是构成国际政治分析的合适单位。o这是因为：当今国际社会只有民族国家才享有自主的主权，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力都是其允许或让渡的结果，且跨国研究没有专门的国际政治理论：国家不仅存在稳定和拥有主权，而且国家面临的任务是类似的，在完成任务上的能力不同，是由力量而不是由功能决定的。即国际政治是由发挥特定功能，重复彼此活动的同类单元所构成。∞因而把国家作为分析视角是适宜的，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国际政治的规律和实质。当然，把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分析单元，并不是说它们的作用相同，对国际系统的影响和受国际系统的束缚相同。由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产生系统的结构，结构的质变是由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的，同时最有能力的单元已经为其他单元和它们自己设立了行动的舞台，自然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中心或突出的位置。

结构现实主义审视国际系统的切入点是它的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来规范和约束其构成单元一国家一的行为。从历史角度看，由于各单元在形成过程中，领土、资源、人口等相差巨大，经济、科技、军事等水平不一，使得国际体系从产生之日起，各单位的实力就不均衡。根据不同的对比状况，会形成不同的实力结构，国家在其中的位置是由其实力的大小排列的。如从最强单元讲，有时是一个单元具有超强的实力，有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因为国际体系是没有中央政府的系统，没有一个绝对权威能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本质上是一个自助系统，保护自我生存和发展一即维护主权和基本利益一成为各单元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换言之。在国际体系中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威胁随处可见，国家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对它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于是权力成为一种可以使用的手段，但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国家关注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即不论一个国家内部情况如何，发展快慢，只要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中能够处于领先位置，抑或取得更大好处，国家的战略便被认为是成功的。

由于国际政治是为利益而斗争的领域，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任何一个体系结构的主导国都不会对其他单元力量的逼近而无动于衷，而是极力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权力和地

位，采取各种手段遏制其它单元崛起而具备超越或与之抗衡的实力。不过同时也认识到，最有可能“威胁”或“挑战”的单元并不多，主要是一个或几个全球性次强单元或区域性最强单元。根据可接受的两者之间的距离标准和这些单元的对外战略态势，“挑战者”又可分为“现实挑战者”和“潜在挑战者”。而寻求发展、扩展实力、实现崛起是每一个单元孜孜追求的目标，所以无论所谓的“挑战者”是否有取代主导国的意图，主导国都不会相信有所谓的“全球文明强国”，国际结构的竞争压力与自助本能迟早会使其他经济、军事强国“拥兵自重”，挑战其在国际体系中主导权。@为此，设法遏制这些国家实力的增强始终是主导国的核心任务，只不过会因差距的大小而强度不等而已。

由于全球次强单元或区域最强单元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一极，会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一个权力结构或影响力结构，使得国家系统的主导国遏制它们的方法也有多种选择。除了从正面不断干扰全球次强单元或区域最强单元实力增长的速度外，再者就是从侧面构筑对自己有利的权力结构进行牵制。其中后者又可分为努力增强自身的权力(实力)和设法减少“挑战者”的权力。但“挑战者”的本身权力是其自身实力的外化，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外力使其明显衰落，所以减少其附加权力，即由各单元组合形成的权力就成为重点。对此又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遏制“挑战者”的外围单元和友好单元的实力或权力，另一是促使“挑战者”的这些伙伴或盟友转变组合方向，做出不利“挑战者”的举动，而呈现对己的亲和性。但不论采取以上分析的那种方式，都会使得“最强者”和全球次强单元或区域最强单元之间引起众多的摩擦和冲突。这些矛盾是必然的，是由国际体系结构所决定的“结构性矛盾”。

俯视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段，从建国到60年代末的敌对时期，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准盟友时期，此后进入一个既矛盾丛生，龃龉众多，又“争而不断，斗而不破”的阶段。结合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难发现对其有着相当的解释力。

战后，美国彻底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主导国。不仅表现为它有着超群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战后初期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表现在它开始彻底抛弃“门罗主义”，树立全球主义的对外扩张战略，如在其主导下建立了新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建立了受其控制的三大经济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同期苏联虽然与美国差距较大，但较好地利用了成为综合强国的客观基础和条件，迅速从战争中复苏。并且在解放东欧的过程中，增加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得其明显成为国际体系中强于中、英、法等大国的次强国家。新中国独立后，实施“一边倒”的同苏联结盟政策。并且因日本的战败而成为亚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从而使得中国成为美国全球层面“现实挑战者”的盟友和亚太地区的“现实挑战者”。在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环境下，依靠外力又很难使中苏分化，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敌x,-t状态。

进入60年代末，苏联随着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明显增强，其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扩张举动愈加严重。美国却陷入霸权扩张受挫、相对优势明显缩小和自身权力结构的弱化——如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机构——的现实，而更加感到来自苏联的压力。故遏制苏联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冲击显得更加紧迫，中国则成为其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的重要可能资源。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最终做出了重大的对华政策调整，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而建立外交关系，使中美关系揭开崭新的一页。为此也被迫放弃了一些遏制中国的手段．如同台“断交”和废除同盟条约，从台湾撤军，并且使中美实现包括军事在内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经历了一个少有的较平稳发展期。即遏制苏联的扩张成为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形成“准同盟”关系。但为了防止中国的强大，减少其成为现实“威胁”的可能，又始终没有舍弃“以台制华”的举措，仍坚持对台军售，通过《与台关系法》，采用各种手段搞“两岸平衡”，从而使中美关系在取得重大进展时又摩擦不断，不时演奏出少许不和谐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