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一)

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一)

摘要：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公示制度破坏了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导致登记公示的动产抵押权与占有公示的动产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因登记而获得对抗力的抵押权人与因信赖占有而受公信力保护的第三人推向了利益尖锐对抗的两极。现有的立法与学说在平衡与协调两极利益上均无功而返，唯有将动产抵押物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准不动产”上，并在该领域也采行物权的登记公示制度，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

关键词：动产抵押，物权公示，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交易安全

在抵押期间内，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第三人，将导致法律关系上的何等变化；在抵押权人、抵押人与受让人间又发生何等法律效力；特别是受让人善意受让抵押物时，法律优先保护善意受让人还是权利在先的抵押权人？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国《担保法》第4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制度设计方案。但立法者和绝大部分学者显然忽略了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之区别对于研究抵押物转让问题的意义：在不动产领域，法律奉行物权变动（公示）的强制登记原则，抵押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一样，其设定必须体现在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受让人在受让抵押物时有义务查询登记簿，发现设定在先的抵押权易如反掌，故在法律上不可能出现善意的（不知不动产上既存之抵押权）不动产抵押物受让人，法律可通过径直赋予追及力的方式保护抵押权人；但在动产领域，并不实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原则，受让人完全可以信赖抵押人对抵押物的直接占有，有可能不知道事实上也无任何途径知道在先抵押权的存在，从而极容易出现抵押权人与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并设计平衡此等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将视野集中于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考虑到买卖关系为标的物转让之常态，并为节省篇幅，本文所谓的动产抵押物转让，是以买卖为中心展开的。

一、两极对立：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冲突

根据体系强制理论，逻辑前提的设定常常制约逻辑选择的可能范围1].为了使逻辑选择的范围精致适当，必须准确地设定逻辑前提。很显然，动产抵押物转让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之所以饶有兴味，就是因为它可能引发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平息纷争、实现分配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越是接近完成法律的使命，就越是具有科学性与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将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不可两立的利益冲突作为预置的逻辑前提，一切的研讨、评价与结论都紧随该逻辑前提而展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动产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之间的两极对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两极对立而产生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场面又最为“惨烈”呢？

（一）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力与占有抵押物之公信力不能两立

在动产物权变动领域，权利冲突最经典的体现是因无权处分导致的真正权利人①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对立。真正权利人的法定权利值得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预期也值得保护，前者代表着静的财产秩序，后者攸关动的交易安全，在“由静到动”的民商法发展潮流面前，近现代民商法更为偏爱善意第三人而创设了善意取得制度。客观而言，在动产抵押关系中，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物，与私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尚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抵押人拥有对抵押物的所有权，而所有权的核心权能为处分权，故抵押人对己物之处分难谓无权处分。虽然——如同后文所介绍的那样——也有立法和学说主张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也仍然不能否认限制处分权人之处分与全然无处分权者之处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尤其重要的是，在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得以发生的情形，动产为无权处分人所占有，第三人基于公信力充分相信无权处分人为法律上的权利拥有者，而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却欠缺任何公示手段，牺牲没有公示的权利以保全对错误公示的信赖，在逻辑与情理上均顺畅自然；而在动产抵押，抵押物的受让人固然可以充分信赖抵押人的占有，但抵押权人却可能具备登记这一法定的公示方法。于是，冲突

发生在法定公示的权利与信赖保护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更为剧烈的冲突；在如此剧烈的冲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弃抵押权人而迁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显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演绎“通过法定方法公示于外的权利”与“信赖法定公示方法”之间“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近现代担保立法对物权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背叛。本来，公示物权的方法应当具有统一性，同一类型的财产权利应当采用同样的公示方法，为了践行公示方法的统一性原则，大陆法系民法一般以登记公示不动产物权，而以占有公示动产物权。然而在动产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来，这种物权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为设定动产抵押时并不需要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于是，动产抵押权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动产物权的近似于“天然”的公示方法——占有来公示；为了实现物权公示的社会理想，法律不得不另辟他径，以登记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存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抵押物的受让人既然可以信赖占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权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会除此之外的登记公示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抵押权既然通过法定方式公示于外，本就应推定公示之后无善意第三人。如果承认此时登记的（公示）对抗力，就必然否定占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认占有的（公示）公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记的（公示）对抗力。

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虽然孕育了抵押权与抵押物受让人发生冲突的巨大可能，但这种冲突未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欠缺公示的抵押权当然让位于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便受让人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实②；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即受让人陷入恶意，则其利益保护当然要劣后于抵押权人。受让人知悉抵押权的途径，既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主动告知，也包括主动在登记机关偶然查知。与善意取得中对第三人善意的举证一样，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动产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冲突的核心：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下，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占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矛盾，该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状态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与动产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没有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竞相争夺以获取抵押物所有权的可能。因为，作为一种价值权，抵押权人仅关心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对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归属并无多大的热情，只要其债权能够通过债务人清偿或抵押人承担（物上担保之外的）责任的方式而满足，就全然没有从受让人处追夺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债权人的债权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从债务人或抵押人处满足时，抵押权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让人取得的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从其价款实现自身债权，异言之，抵押权人充其量为受让人的所有权蒙上负担；从受让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钟情于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既然不存在在此点上与其竞争的抵押权人，受让人完全可以蒙受抵押权负担，纵然抵押权人主张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受让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涤除权或代替债务人清偿等方式从而成就抵押权人，之后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债权人若能从债务人（特别是抵押人处）通过行使抵押权以外的方式实现债权，或者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代债务人为清偿后能易如反掌地从抵押人处获得补偿，则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围绕着抵押物转让的冲突并不存在。导致冲突实在化的利益根源在于，无论是抵押权人或者善意受让人难以或者根本不能从抵押人处获得充分的补偿，即抵押人因无资力而陷入清偿不能。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清偿不能”并不仅指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抵押人为不能，而且在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处理时抵押人也没有清偿能力——这就意味着抵押人已经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挥霍一空而没有留待清偿债权。综上所述，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二、山重水复：现有立法与学说均无功而返

面对着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的两极对立，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地调和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