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汉语句法的欧化

论现代汉语句法的欧化

汉语语法的欧化，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显著特征。欧化的语法现象之多、速度之快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其中汉语句法的欧化越发明显。本文对汉语句子的复杂化各方面进行阐述，包括汉语主语的增加，系词“是”引入汉语，被动式使用范围变宽，连接成分的使用，插入语增加，分句前置向后置转化，说话者的语序位置灵活性等等。欧化是大势所趋，既要有着开放的心态，同时也要有着谨慎的态度，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皆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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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王力（1985）认为，“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在与西方文化碰撞以前，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文字是一种不受语法约束的文字。汉语无冠词、无形态变化、无格位变化，可少用甚至不用连接词，因此，语言的组合存在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这一传统与逻辑性较强、完全受语法约束的印欧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汉语重领悟、重意会而不重形式；印欧语则注重形态结构，具有模式性。自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现代汉语朝着结构更复杂和句法更严密化的方向发展。汉语这种古老文字的开放性体系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随着和西方精神的接触，一种逐渐增长的形式化趋势引入汉语……”。近百年来，由于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的进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句法上，判断词（是）、被动语态使用范围的扩大，连接词、代词、主语的增加，插入语、补足语的频繁使用打破了汉语的意会传统，冲击乃至不同程度地改造了汉语的语言规范。

二、欧化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

自20世纪初国语运动以来，从文言发展到当时的旧白话，再从当时的旧白话规范到现在的新白话，汉语语法在这数十年间的变化比由汉到清的变化还多。对于一向渐变的语法来说，汉语语法的急剧欧化，凸显了语法发展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反映使用该种语言的社会群众的思维规律。思维规律的共同性，联系着表达形式的习惯性，使语法跟语音、词汇比较起来，出现较少的区域差异，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这不代表语法没有变动。一方面，语言本身有发展需要。活的语言需要不断作出调整，吸取新的养分。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汉语一向都经过选择，加以吸收，并且去旧立新，在稳定中不断演进，以求精炼、丰富，满足日益复杂的交际要求。另一方面，语法虽然倾向于渐变，但也像语音、词汇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语言的影响与日俱增。鸦片战争以后，政治、经济、社会急剧变化，中外语言文化交流频繁。国语运动前后，语文工作者在写作、翻译以及语法研究等方面

大量模仿、借用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胆的欧化，是白话文学作品的倾向，作家的创作风格早已带有欧化成分。翻译跟汉语欧化关系更为直接。翻译时，“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这样，“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借着“输入新的表现法”，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罗新璋，1984）

“语法学是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所以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是模仿印欧语语法的”（朱德熙，1985）。张志公认为，“这八十年来，我们的语法研究，不管哪种体系，不管哪一家，共同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始终没有摆脱西方语法学的羁绊”（张志公，1991：490）。语法学家模仿、借用西方语言理论来描写汉语语法，引介西方语言组词造句的规则，增进国人对西方语法的认识，帮助推动了中西语言的接触和发展。汉语的欧化，如生活的欧化般，是潮流所趋，势所难免。在当时欧化热潮的冲击下，新事物、新概念的涌现，新时代的新需求，催生了大量新的表现形式和用法。

三、现代汉语句法欧化

（一）主语的增加

只要不妨碍理解，汉语句子成分能省则省。但是受到英语句子结构形式的影响，汉语句子里的主语，往往不省略。

在英语里，主谓结构是一个句子的核心，每个句子都要带上主语，即便一些习惯上不带主语的句子，如“下雨了”“七点了”“是我害了她”等，在英文中都得配上形式主语“it”。而汉语不同，只要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的人或物，习惯上采用承前省略的形式，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出现后就不再出现。但是自“五四”以来，由于大众传媒和翻译文学的影响，欧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句子中使用的主语数量增多了。对于这一情况，赞成欧化的人认为，这样可以使句子意思更加明确。例如：

（1）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自清《背影》）

现代汉语中出现较多的主语，使得句意明确，指代清楚，语言流畅。

有时候句中主语增多，违背了汉语的语言习惯，因而会导致语言平淡，文风呆板。例如：

（2）“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你的朋友的“真”，（你）就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以上两个例句，若改为欧化的语言，大都可以添上“（）”中所提供的主语，但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添主语，行文反而流畅简洁，语言更富美感。而主语的频繁使用致使文风过于呆板，并且有拖沓冗余之感。（二）系词“是”引入汉语

对于汉语语法中“系词”的来源和作用，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的引进而名声大噪——它因此成为哲学家所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王太庆说：“在先秦典籍中，甚至在公元前的《史记》中，我们根本找不到‘是’这个动词。”为此，他还列举了许多先秦古籍中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赵敦华认为，“与西语系词比较，汉语‘是’作为系词的用法出现得较晚（王力认为始于六朝或两汉之间，裘锡圭认为始于战国后期），用法不广。如王力所说：’无系词的语句几乎可以说是文章的正宗……几千年来，名句（nominal sentence）里不用系词，乃是最常见的事实。’在‘是’用作系词之前和之后，汉语用作系词的词语多种多样，如‘为’‘即’‘乃’‘系’‘非’‘……者……也’等等皆是。”之所以汉语系词的有无和早晚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系词“to be”和它的“being”形式。在英语里，谓语只能是动词，如果是形容词，必须借助于系动词“to be”或者类似的系动词。例如，“我们很高兴”的英文不是“We very happy”，而是“We are very happy”，这种语法也慢慢地渗透到了汉语中。

（3）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4）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5）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6）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因为丧事，一半因为父亲赋闲。（朱自清《背影》）

“是”字主要表示判断或起强调作用，但不管是否表示判断或需要强调，“是”的使用变得像英语“be，am，is，are”一样普遍和必需。以上句子中的“是”显然受到了西方欧化影响。

所以，如果去掉汉语受到欧化的影响，可以把上面四个句子改为：

（3′）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他的背影

（4′）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东奔西走，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

（5′）他再三嘱咐茶房，甚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