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

鲁迅与左联
楔子
1926 年11 月7 日，是一个星期天。

在厦门，正是秋冬之交的时候，有些荒凉的厦门大学校园里，连日吹着萧瑟的海风。

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被这海风吹得心里颇不平静。

这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的许广平写信，在信里发了一通牢骚。

当时，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对他怀着热切的期待，希望他能给予文学及人生的指导。

他感受到了这些青年的热情，心里却不那么踏实：“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然而，青年毕竟能给他带来希望和勇气，于是他接着话风一转：“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

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
1927 年1 月中旬，鲁迅抵达广州之后，果然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甚至有过初步的合作。

例如，他曾应成仿吾通过何畏的邀请，在创造社拟就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字，以声讨在上海总罢工中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工友的罪行。

然而，阴差阳错的是，这种联合未能持久。

很快，这年的4 月，就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在被视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发生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学生，鲁迅被鲜血惊得目瞪口呆。

在坚持推动校方营救革命青年未果之后，鲁迅决定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并于9 月27 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1927 年10 月3 日，鲁迅到达上海，几天后决定于此定居。

此时，革命形势仍然变幻莫测。

鲁迅对此十分关注，仅仅半个多月后，他便于杂志发表《革命文学》一文，指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他甚至断言：“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一方面提醒读者革命的艰难，另一方面认同投身实际革命活动的可贵，表达了对真正的革命的向往之情。

遗憾的是，一些幼稚的来自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竟然对他断喝：不许革命！认为他是封建余孽、小资产阶级乃至“二重的反革命”，没有革命的资格。

在1928 和1929 年中，鲁迅和这些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史称“革命文学论争”，这一场论争逼着他去翻译一些苏联等国的革命文艺理论著作。

就在这种学习和翻译的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论在内的基本理论，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变化，隐隐和当时在国际上逐渐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产生了强烈共鸣。

1929 年冬，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酝酿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作家组织，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为了树立旗帜，扩大影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决定让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以拥戴鲁迅为领袖的方式把他团结起来。

鲁迅接受了这一安排，因为他认可这一组织的性质和战斗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三年前所设想的“造一条战线”的延迟实现，只不过这一次并非他主动。

从此，鲁迅的名字就和左联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鲁迅与前期左联
鲁迅和左联之间的具体联系人主要是冯雪峰。

冯雪峰是柔石1922 年前后在浙江一师的同学，而柔石1928年后和鲁迅的关系相当密切，成为鲁迅最喜爱的青年作家之一。

经柔石介绍，1928 年12月9日冯雪峰第一次来到鲁迅家中，此后通过合作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逐渐成为和鲁迅交往最多、关系最深的共产党员。

两人常常在晚上进行长时间谈话，有时长达三四个小时，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分别。

他们分别后，鲁迅再打起精神，一直工作到天亮。

许广平曾如此回忆：
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

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

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

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

F 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

”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

”F 又说：“先生，你可以那样做。

”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

”F 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

”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

”于是韧的比赛，F 目的达到了。

可见，鲁迅对冯雪峰产生了完全的信任。

1929 年秋冬之间，冯雪峰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事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大约在1929 年底，组织基本构成人员十二人，其中包括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阿英（钱杏）、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和冯雪峰等人作为左联的发起人和筹备人。

他们在左联正式成立前开过一两次会，讨论纲领、章程等事宜。

具体负责纲领起草的是冯乃超，在起草时参考了苏联的“拉普”“十月”“烈夫”以及日本一些革命文学团体的纲领，可以说是将这些外国材料拼凑起来，而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原稿带有不少激进性的词句，如“诗人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是死”之类。

1930 年2 月24 日，冯乃超独自一人带着这份纲领草稿来到鲁迅景云里的家中，请鲁迅提意见。

鲁迅细细看过，陷入了沉默，一时无话可说。

过了些时间，他对冯乃超说：“就这样罢，这种文章不好写，我写不出来。

”他并没有提供修改意见，其实是他的意见不小，原稿难以修改。

1930 年3 月2 日，左联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

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纲领、章程，选举了执行委员会，鲁迅被选为执行委员之一。

在这次会上，面对曾经的论敌，此刻已成战友，鲁迅作了长篇发言，毫不避讳地提出了他个人对于左联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是对左联纲领（草稿）的批评意见。

由于是秘密活动，鲁迅的发言当时没有记录，几天后由冯雪峰追记，并补充了一些鲁迅平日的谈话意见，经鲁迅本人改定，于《萌芽》月刊第1 卷第4 期（1930 年4 月1日出版）发表。

这篇名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文章，后来成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文章先破后立。

前半部分提醒大家，“‘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第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

革命成功后，“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后半部分则说出了“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

”不能满足于小的目标和“个人的胜利”，譬如“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之类。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

”应该和旧文学旧思想作斗争，避免“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

“第
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

”要注意的是，“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在文章的最后，鲁迅特别强调“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鲁迅在这篇讲话中，内心已经和创造社及太阳社成员尽释前嫌，因此在谈到人手不够急需“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时，他“带便”地举了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文学论争为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

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

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

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

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鲁迅的讲话可谓语重心长，深思熟虑，内容全面。

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如果真能全盘吸收，势必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然而，现场的年轻听众们对他讲话的感受并不一致。

负责起草左联纲领的冯乃超听后感到敬服，觉得鲁迅十分成熟，而年轻人非常幼稚。

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鲁迅说的还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那些话，不足重视；需要改变的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

这后一种人，当时思想非常激进，他们高高在上，以高悬的政治标准判定鲁迅需要改造思想，而他们自己才真正掌握了真理。

至于鲁迅，会上苦口婆心，内心其实也颇为失望。

1930 年3 月27 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自己甘作人梯，“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

哀哉！”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坚持将这些“革命作家”视为战友，抱着爱护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例如，他接受了左联的安排到上海的大夏大学等地去讲演，参与左联介入的一些文学论争。

不过他意识到自己思想复杂而有顾虑，并不适合担任领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参加什么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等类“实际行动”，所以虽然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或“盟主”，但他较少参加左联的一些工作会议，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翻译与编辑刊物等文化建设事业上。

他翻译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毁灭》，与冯雪峰合作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支持冯雪峰、丁玲主编《北斗》，在这些左联的机关刊物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和论战文字。

其中，在左联成立前后的第一次重要论战，对手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

1929 年9 月，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提出文学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

1930年3月，鲁迅在《萌芽》第3 期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梁实秋的主张“矛盾而空虚”，旗帜鲜明地提倡阶级性与“无产文学”：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

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 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
更在其上。

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在《萌芽》第5 期上，鲁迅又发表《“好政府主义”》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两文，对梁实秋予以批判。

根据冯雪峰的回忆，其中后一篇是为了声援冯乃超，鲁迅自认比冯乃超“刻薄得多”，“可是，对于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

……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同期还发表了冯雪峰的《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说鲁迅先生讽刺和嘲骂过许多人事，“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政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地他还在从旁支持着它”。

这可以说是冯雪峰对鲁迅当时政治立场的代言，不用说，这里暗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鲁迅加入左联前后，结识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如果他们同时还有文学实绩，就更被他看重，而结出深厚的友谊。

在这些年轻的革命文学家里，鲁迅对于柔石的态度真可用慈爱来形容。

柔石工作刻苦，不畏艰难，一往无前，他和鲁迅相互关爱，连一同上街时都担心着对方。

然而，这样一位“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来看都“损己利人”的革命作家，因为王明等发起的党内斗争，而不幸于1931 年1 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时被作为政治犯逮捕，二十天后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

同时死难的还有殷夫（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李伟森），合称“左联五烈士”。

柔石等的牺牲引起鲁迅的极大痛苦和愤慨，1931年4 月，鲁迅和冯雪峰等冒着白色恐怖，合编了一份秘密发行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并将创刊号定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在这一专号上，除了《柔石小传》，鲁迅还发表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文章开头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中间断言，几个同志虽然被暗杀，“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结尾沉痛宣布：“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指出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

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

虽然面临统治阶级的迫压，但“左翼文艺仍在滋长”，而官方及走狗那“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从中可见鲁迅对于左翼文艺前途的确信。

鲁迅与中期左联
1931 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统治当局竟然实行不抵抗政策。

面对这样的艰难时势，鲁迅以大无畏的气概投入到战斗中。

1931年12 月20 日，针对国民政府于18 日发布的诬蔑爱国学生的通电，鲁迅怒不可遏，写成《“友邦惊诧”论》，对“党国”和“友邦”予以强烈抨击。

1933 年5 月，独裁的希特勒为了实行文化专制，于柏林等城市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

对此，鲁迅于6 月28 日写作《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加以批判。

针对中国和日本的论者将希特勒（鲁迅文中写作“希特拉”）比之于秦始皇，鲁迅指出，两人虽然都烧书，但秦始皇不烧农书和医书，收罗别国“客卿”，博采各种思想，而且重视小儿和妇人，相比之下，希特勒“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

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鲁迅在此当然不是要美化秦始皇，而是要表明希特拉远不如秦始皇，由此可见他对德国法西斯的鄙视和痛恨。

除了撰文批判法西斯主义，鲁迅还于1933年初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参与了营救苏联情报人员牛兰夫妇的活动，以及接待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活动。

在同盟重要成员杨杏佛被暗杀后，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出席追悼活动，并且出门时不带钥匙，显示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义勇气概。

当然，这一时期鲁迅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著译和文学论争上。

这一时期的左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初期的“左倾幼稚病”，不再组织不合理的飞行集会等活动，其中一些成员对文艺论争给予了更多重视。

对于鲁迅而言，这一时期首先面临的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挑衅。

在20 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当然并非一个贬义词，但这“民族主义文学”却是一个怪胎，据施蛰存回忆，这“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后台可能是蓝衣社，参与的代表人物包括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黄震遐。

这些人在自己创办的《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批评鲁迅与普罗文学的文章，而其创作《陇海线上》《黄人之血》（作者均为黄震遐）则流露出种族主义和敌视劳动人民的意识。

为此，鲁迅于1931 年10月在上海的《文学导报》上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对其思想和作品进行严厉批评，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并断言他们的历史命运是“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过程中，一些非左联成员也加入了进来。

其中，胡秋原写了《阿狗文艺论》等几篇文章，谴责“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学理之价值，毫无艺术之价值”，实在是一种堕落。

但他在文章里反对政治对文艺的干涉，声称要做“一个自由人”，后来又批评钱杏的理论是“一个最大的滑稽”，于是引起左联成员的批评。

冯雪峰以洛扬的笔名在1932 年6 月出版的左联刊物《文艺新闻》上发表来信，批评胡秋原“反普罗革命文学”。

但这又引起了左联之外的作家苏汶（杜衡）的评说，他于1932 年7 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文章中称作家是“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文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苏汶的文章又引来了瞿秋白和周扬的批评。

其中瞿秋白以易嘉的笔名在《现代》发表长文《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认为每一个文学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瞿秋白写作此文的时候，他和鲁迅相互有所了解，但还没有见过面。

1932年11 月，鲁迅在《现代》上发表《论“第三种人”》一文（写成于10 月10 日），被认为是此次论争中带有总结性的文章。

鲁迅站在左联的立场上批评了苏汶，他和瞿秋白一样，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三种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
针对苏汶认为“第三种人”因面临左翼批评的严酷而搁笔，鲁迅指出，左翼作家本身都在受着“压迫，禁锢，杀戮”，他对同盟军抱着欢迎的态度，“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这就表明对于苏汶本人，左联并没有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是抱着团结的态度。

施蛰存后来曾经回忆，“当年参加这场辩论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

……《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

”他还说，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几个“现代派”作家，其基本立场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

事实证明双方的分歧并非敌我矛盾。

1932 年年末，苏汶编辑了一册《文艺自由论辩集》，收入论战各方的文章，并在《编者序》中对论战的意义予以肯定。

而在左联方面，1933 年楼适夷组编《创作的经验》一书时，为
了扩大作者的范围，鲁迅还曾建议楼适夷向杜衡约稿。

这一时期，除了对外的几次论战，在左联内部，也发生过批评与反批评的事情。

1932 年11 月，芸生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首政治讽刺诗《汉奸的供状》，攻击胡秋原，诗中出现了一些辱骂和恐吓的字句。

冯雪峰看到以后认为这违背了党的策略，于是建议周扬在下一期公开纠正，周扬不同意，两人争吵起来。

冯雪峰又先后和瞿秋白及鲁迅见面，两人都同意应当纠正。

12 月10 日，鲁迅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发表于同月15 日出版的《文学月报》。

在这封信里，鲁迅明言对于该诗“非常失望”，因为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他承认“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在文章临近结束的时候，鲁迅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

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的这些主张本来是对左翼作家的正当要求，但是有些同人并不认可，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攻击鲁迅。

1933年2 月，首甲（祝秀侠）、丘东平、方萌、郭冰若四人联合在《现代文化》上发表文章《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指责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其主张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鲁迅读到此文后颇为心冷，但四人中除了丘东平是署真名，其他三人是谁他不得而知，写信质问周扬，仍然不得要领。

这使得他对于左联的一些“战友”产生了疑惧心理。

总体而言，在左联中期，由于有冯雪峰和瞿秋白等的坚定支持，鲁迅基本能和左联同人共进退，他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其中，他和瞿秋白在1932 年11 月30 日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知己之感。

此后，瞿秋白多次居住在鲁迅家里避难，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起从事翻译等工作，在论战中相互支持。

瞿秋白甚至以鲁迅的名义写作了12 篇杂文，而鲁迅都将其收入自己的文集中。

1933年三四月间，瞿秋白精选了鲁迅历来所写的47 篇杂文，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作长篇序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鲁迅的思想发展和他的杂感的意义。

鲁迅认可瞿秋白的分析，并写了一幅对联相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满含珍惜之意。

鲁迅与后期左联
1933 年11 月和1934 年1 月，冯雪峰和瞿秋白先后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上海，奔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从此以后的两年间，鲁迅失去了两个很好的支持者与谈话对象，这使得他在左联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有时会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地。

另一方面，1934 年6 月9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在上海设立“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文网日益严密，鲁迅面临的话语空间急剧缩小，他的一些文章被删改，有的则不能发表，《二心集》出版不久即被查禁。

加之期间重病了几回，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他面临的生存境遇的困难显然超出了前两个时期。

在这两年中，由于国民党言论控制的加强，文坛上已经很少形成较大规模的论争。

但出乎意料的是，鲁迅受到了左联内部成员的两次攻击，都发生在1934 年。

一次是6 月28 日，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倒提》，文章的主旨是通过讲述人和鸡鸭的不同，号召殖民地人民“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

这篇文章被左联成员廖沫沙看到后，可能因为看得不够仔细，又不知“公汗”是谁，他竟然误解了文意，从中读出了买办意识，于是以林默的笔名写成了《论“花边文学”》一文，发表在《大晚报·火炬》，对《倒提》大加批评，认为是在替西洋人辩护。

后来鲁迅在编集《花边文学》时，即以“花边文学”为书名，并在序言中说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