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与秦文化的影响

晋文化与秦文化的影响
《韩非子》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受三晋文化和秦文化影响明显。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看，秦晋地区的主体部分地处中国大陆的第二阶梯，地形地貌以高原盆地山地为主，远离海洋，是典型的内陆国家，气候相对干燥少雨，温差相对较大。

这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决定了秦晋地区的生产方式兼具有农耕与游牧并存的特色。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关乎社稷存亡，干燥少雨的气候使得秦晋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必须务力农耕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难免会对于不务力农耕生产的商工之民严加制裁。

山地高原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秦晋当地的民众尚质朴尚实际的性格，恰如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所言“山国之地，土地贫瘠，阻于交通，民生其间，崇尚实际，修身力行”、“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雕悍少虑”1。

所以说，韩非子过度崇尚实际、实用和实效，把不事生产的商工之民视为害国祸君的蠹虫，这种功利的思想是与韩非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从人文地理环境看，（1）在晋文化上，晋是西周初年叔虞在唐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关于晋所处的环境，史料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晋四面皆狄”（《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也就是说，晋始建国时面积积狭小，山地丘陵居多，远离王室，四周为戎狄围绕。

与戎狄杂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了晋国与戎狄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受戎狄少数民族“尚利重功”、“轻视礼仪”文化的浸染2，晋国尚利重武之风盛行。

《管子•水地》篇记载“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

”晋人具有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贪好财利的功利风气。

《史记•货殖列传》云“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靠治，多美物，为倡优。

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赵设智巧，仰机利。

”晋地民风好强尚刚，易为奸邪，民风彪悍强势，性情急躁，无论男女，喜欢投机取巧，获取财利，来谋生度日。

《汉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说法“（魏地）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赵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镖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直过，嫁娶送死奢靡……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
1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733页。

2关于晋文化受戎狄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杨玲《先秦发家思想比较研究——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8-43页。

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

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晋地（魏、赵）民风剽悍，好强斗狠，不事农商，易为盗贼奸邪。

从以上可以看出，晋文化圈毗邻北方游牧文化圈，受周朝礼乐文化影响较少，民俗复杂，但总起来说晋地具有民风剽悍，崇尚气节与武力，易为奸邪，大率精急，矜夸功名的民风，具有鲜明的急功近利色彩。

再者，从晋的国内政治来看，具有政治内斗的传统，晋国的政治权谋内斗相比其他各国尤为激烈。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早在春秋初年，晋穆侯时就发生了晋穆侯弟殇叔篡位自立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同宗相残、内斗长达六十七年之久的“曲沃代翼”事件；紧接着，晋献公因惧怕晋诸公子作乱而发生了“杀尽诸公子”的诛公族事件和骊姬用卑劣手段致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等等一系列的政治内斗事件，同宗相残、臣子弑君的事件似汹涌澎湃的波涛，一浪叠一浪，层出不穷，几乎贯穿整个晋的历史。

此外，晋国大力扶植和倚重异姓，恰如高士奇所言“惟晋，公子不为卿，故卿多异姓”3（《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的传统，致使异姓强族崛起，春秋后期更是形成了与公室分庭抗礼的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势力，最后诸卿篡权相争，硬生生的把晋国一分为三，结束了晋国历史。

同时，晋地又是法家文化的发源地，晋具有悠久的尚法传统。

早在晋平公时，晋正卿范宣子就制定了《范宣子刑书》，并把其条款浇铸在鼎器之上，公之于众；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又率先变法，起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人士，而迅速崛起；韩昭侯任用法家人士申不害为相，而国治兵强；赵武灵王革新旧俗、“胡服骑射”，而强盛一方。

魏、韩、赵三家重法而强大。

同时，这一时期在三晋大地上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典——《法经》。

李悝、吴起、西门豹、申不害、慎到、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无不生于或者起家于三晋大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三晋大地是“孕育法家的母体，亦可谓我国封建法治文化的摇篮和成文法产生的故乡”4，晋文化具有浓郁的法制气息。

晋文化具有尚功利尚强力易为奸邪的民风，政治内斗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法治气息。

韩非所处的韩国是三家分晋而独立出来的国家，是晋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国，作为韩国人的韩非子受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故其在功利主义思想上主张以君主一人之利为中心，认为只有用法来治国、用术来防奸、用势来独尊的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实现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的功利目标。

（2）在秦文化上，秦国具有尚功利、轻仁义和重法制的文化传统。

司马迁记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表》）、“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秦本纪》）秦起始于偏远西陲，长期生活在诸多的戎戎狄游牧部落之中，与戎翟杂处，受周人礼乐文化的影响较小，中原各国诸侯都排斥它，把其视为戎翟之邦。

久居西陲的秦
3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晋卿族废兴），中华书局，1979年版。

4李元庆《晋文化纵谈》，《文物世界》（学术论坛），2004年2月。

人，在和戎翟长期杂居接触的过程中，在风俗文化上亦形成了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5。

关于秦人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史料多有记载：
“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

”（《管子•水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

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此天下之所同识也，非所施厚积德也。

”（《史记•魏世家》）
“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史记•六国年表》）
“秦王有虎狼之心。

”（《史记·项羽本纪》）
“（秦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汉书·地理志》）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

”（《淮南子·要略》）
“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汉书·贾谊传》）
“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

”（《战国策·赵策》）
由此可以看出，秦靠近戎狄，具有贪利尚功，崇尚强力，讲求战备，以射猎为先，尚质尚朴，不以盗寇为耻，不讲仁义，具有贪婪、残暴、狡猾而好生事端的功利民风。

这样的文化风俗“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6，笔者认为正式这样的地域文化风俗催生出秦人产生一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

这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以商鞅变法为临界点，在商鞅变法后，迅速转化为秦国强大崛起的精神动力，反过来这种功利意识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商鞅变法“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施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以军功授爵，不以宗法授官的政策。

利出于地而名出于战，商鞅用功名利禄和重赏重罚来引导秦人务力于耕战，极大地提高了秦人从事耕战的积极性，商鞅变法后，
5在历史典籍中，对戎翟游牧民族的民风多有记述，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

贵壮健，贱老弱……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碑。

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

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另《汉书•匈奴传》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

由此看出“利”是戎翟游牧民族生活的核心，秦人尚功利的性格亦受戎翟游牧民族的影响。

关于游牧民族对秦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王绍东的《论游牧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与秦对游牧文化的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秦国实力大增，《战国策·韩策》曾形象的记载到“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此时，东方六国已远不是秦的对手。

商鞅变法后，秦国形成重农抑商，重质轻文，尚法崇功的功利思想7，更加注重实利、实用和实效，不尚虚名与浮夸，使得秦国迅速强大崛起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秦文化的功利品格，“铸就了秦人‘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8。

与此同时，作为秦国近邻的韩国已破弱不堪，“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与郡县无异”（《韩非子·存韩》），尽失当年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雄风。

身处贫弱之国的韩非子，亲眼目睹秦的强大崛起，对秦的强大原因尤为清楚，对秦的尚功利、弃仁义、在政治上强力进取、不事虚浮无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尤为喜爱，韩非子曾发出“地广主尊者，秦是也……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韩非子·饰邪》）、“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韩非子·五蠹》）的感叹，这些无不流露出韩非子对秦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喜爱和羡慕之情。

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崇功尚力，鄙视仁义之行，主张用法术势来成就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几乎与秦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受秦功利主义思想文化的浸染。

7秦国的这种功利思想不同于在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功利思想，主要追逐的是政治军事功利，政治成功和军事方式是获取功利的主要途径。

相比较而言，追逐商业利益并不受人们的重视。

详细参见田延峰，《秦思想——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