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特色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特色

摘要：张爱玲的人生之路是悲惨而孤寂的，可她的创作之路无疑是成功的，在她的笔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她们或可怜、或可恨，但最终她们都只是屈服于男权的一群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本文粗略的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归类。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悲剧形象

张爱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在这个天才女作家的笔下，塑造的最多的便是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例如其中有为了婚姻煞费思量的白流苏；无力反抗却又不甘，最终抑郁而亡的冯碧落；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为了享乐可以牺牲一切的梁太太……张爱玲曾在《传奇》再版序言中说过“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都是她的家。”张爱玲称这些女性为“蹦蹦戏花旦”那样的女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打定了主意，就会夷然地生存下去。是的，张爱玲的笔下并没有所谓完美的女性，有的只是一群追求各种欲望的女性；只是一群面临封建社会的压迫、残害而努力、小心地让自己夷然活下去的女性。本文粗略的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归类。

一、柔弱的“菟丝花”

柔弱的女子都好似菟丝花，大多是以婚姻为最终目标，依附于家庭这棵大树上。《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说过“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此话虽过分，但是，“对于一种无爱或者一个不

以爱为前提的婚姻，对于以结婚为立身之本的‘女结婚员’，他说出了实话，道出了真相。”这些女性可以不要爱情，可是她们需要找能够支撑自己的支柱，因为婚姻是她们唯一的事业，于是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菟丝花，依附丈夫或物质金钱而生。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这些女性形象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成为了缠绕于寄主身上的藤类，无法追求自由也不想追求。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新式女性”，她敢于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毅然地离婚回到娘家。可是她骨子里还是非常传统的女性，她渴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生活的窘境。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二、压抑的变态者

在张爱玲的笔下，还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一些压抑的变态者。她们无从解脱，只能沉沦于心理变态的怪圈中。《金锁记》中的七巧正是变态者中的典型。

为了姜家的财富七巧嫁给一个残废了的姜二少，姜家又因为她低下的身份而瞧不起她，这种没有温度、没有感情、甚至可能连男欢女爱都没有的生活她一过就是三十年。“她的青春年华，她的无法遏止的欲望，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消耗殆尽，凋萎了，枯竭了。”她想爱，

她追求季泽，可最终看穿了季泽的真面目；她想恨，她埋怨兄嫂，可那些终究是她的骨肉亲人。爱不能爱，恨无从恨，无法解脱。于是那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当人生所有的欲望都比不上金钱时，七巧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她的人生也就成了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如果说七巧的前半生还有可怜之处，那么她的后半生则是可恶了。那时的七巧完全是一个疯子，她用变态疯狂的方式来报复，可是举目四望，她又能报复谁呢？只有她那对瘦小单薄的儿女。看看她都对儿女做了什么？因为儿子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后来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所以七巧不得不替长白娶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小名芝寿。”可是对这个亲自选定的儿媳，她并不宽厚。成亲之日当众奚落，婚后更是百般羞辱。她让儿子整夜伺候抽烟，打听儿子儿媳的私事，并把这些事宣之于众，最后甚至“变着方儿哄他吃烟”，送丫头给长白做小，这种种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拢住儿子，因为“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并以“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谎言彻底葬送了女儿的婚姻。虎毒不食子，这样疯狂的母亲，如此狠毒的心肠,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七巧的一生“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七巧的一生是个悲剧，可是她又亲手创造了自己儿女的几个悲剧。“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和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

三、薄命的可怜人

自古红颜多薄命，张爱玲的笔下，总有那么一些女子，或天意，或人为，成为被命运作弄的可怜人。《花凋》中的川嫦和《半生缘》中的曼桢就是如此。

《花凋》中的川嫦是最小的一个女儿，被称为“爱音乐、爱静、爱父母”的她终年穿着蓝布长衫，有着“极其丰美的肉体，尤其美的是那一双华泽的白肩膀”，可是她在家中实在没什么地位，因为“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川嫦自身又没有什么自立的本事，“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按照“女结婚员”培养的她原本会有一桩美好的姻缘，可是命运不济，她生了痨病。未婚夫等了两年才有了别的女人，也算是有耐心了。只是她的家人的耐心却被这痨病一天天拖没了，一天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开始计较买药的钱，母亲为了保住私房钱，便忍心看着女儿慢慢死去。父亲哪怕去看她，也是“浓浓喷着雪茄烟，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幕。”面对这样的命运，“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可就连这都没法子成功，因为她买不来安眠药，只能“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川嫦还做了两双鞋，用一只脚试鞋，还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川嫦离世。这个可怜女子的一生，并没有真正欢乐的时刻，年少时被姐姐欺负，好不容易有了似乎较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