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论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论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作者:政右经左2009-05-16 07:59 星期六晴

□刘慧娟

一、批判“中体西用”，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在严复进化论基础上，人们认识到中国之法可以变，必须变。但究竟如何变，有诸多不同观点，有“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体中用”论等等，其中“中体西用”论在洋务派官僚推动下，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旨在借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工艺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地位，他们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开办军用民用工厂，企图以此来转劣势为优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生产技术军事设备并没有改变中国灭亡的悲惨命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便是一个血的见证。李鸿章消耗大量经费苦心经营的水师不堪一击，功亏一篑，有洋枪洋炮的中国政府仍然腐败无能，回天无力。正如严复所说：朝廷办工厂、兴矿务、建铁道、练海军、造轮船、办学堂……这些项目在西洋

固然是富强之基。在中国却有如“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名为“西学为用”。实际上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因此，严复斥笑：“中体西用”论为风马牛不相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二者不可合而为一。西方富强之秘诀并非是“汽机兵械之伦”，这些“皆其形下之粗迹”，其“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即科学与民主，“撕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在此思想基础上，严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为立国精神、变法之原则与途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论表明，严复的自由思想远比其他改良派人物乃至一些革命派人物彻底得多。其思想的彻底性和深刻性体现在：严复并未将近现代最具有吸引力的“民主”视为西方国家致富致强的根本，而是将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只有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突破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只在于器物层面的局限，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力倡西方自由

既然“自由不自由”是中西最根本的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这表明，在严复心目中，“无自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所在。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其原因是统治者期以相安相养而己。“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因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而“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无自由特征、更无自由观念的局面。

同时，中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也与近代西方不同。英文自由Liberty和Freedom同义，指无挂碍，不为外物牵挂而已。自由一词在中国却被赋予贬义，“乃今为放肆、为淫俟、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以至于在中国各种典籍中“不概见也。”即使仅有的与西方“自由”相近的概念“恕”、“絜矩”，也只能“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

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因此，严复不得不慨叹：“夫吾国周无真自由。”

既然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

因在于缺乏自由精神，于是严复大力提倡西方自由，鼓励人们奋起争回自由权利，培育独立人格。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与富强有密切关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未通并立之地，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未有所变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方建立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变民无权为民有权，使人人能得其自由权利，“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只有人人得自由，国家才能自由昌盛。同时严复还强调了个人自由和法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群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应采取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使“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而且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侵人

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同时，个人自由必须服从群体自由，二者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相互依赖，“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国，拓都也；民，幺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由此可见，严复所宣扬之个人自由，并非是个人欲望的绝对放纵，而是必须制约在一定界限之内。

同时，严复还提倡经济自由。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西方富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所大力提倡的经济自由政策。“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道商。”“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而且其中所论多切合于中国。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例，严复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这不但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国家与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