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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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一、贾宝玉人生悲剧的原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与性格的“乖僻邪谬”,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1。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
《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2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
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一盘茄鲞要用十几只鸡来做配料。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在奢侈的同时,贾府上下,还充斥着荒淫。贾赦、贾珍、贾蓉、贾琏无一不是衣冠禽兽,其淫乱无耻已到了乱伦的地步。这些“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你争我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揭示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3说明这个家族已是彻底的肮脏、没落,已经是无可救药。
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形象在贾府社会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
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这一形象变得特别复杂”4。
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5他鄙薄男子,把女儿当作心目中的上帝,甘愿充当女儿的杂役。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
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同情贫贱之人,珍重贫贱之交,但他也不厌富,只是觉得“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类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他还强烈批评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既憎恶着现实的污秽,又不能从现实的污秽中自拔;既与统治阶级格格不入,又与统治阶级血肉相连;既同情被统治阶级,又无力救助被统治阶级。”6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最后,贾宝玉的性格矛盾也是决定其人生悲剧重要因素。
作者所描述的贾宝玉是一个病理的典型。这种病态的表现就在宝玉的性格矛盾上。在作品中,作者多次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此进行揭示,如第二回中贾雨村就说:宝玉系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人,其“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贾宝玉的性格矛盾突出体现在了“内闱厮混”时与在男性世界中交际时的表现,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贾宝玉的两种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在与大观园内的女性,尤其是与年轻女子的交往中,宝玉是一个“乖僻邪谬”、心智混浊的病态儿。在这个女性世界中,贾宝玉从来没有公子爷的架子。“没上没下”,“没人怕他”,“没刚柔”,对所谓“体统”与“尊严”,他似乎根本不考虑,“惯能伏低做小”,放任奴婢任性,乐于为丫鬟充役。不仅在宝黛之前自甘做贱,就是对卑贱的丫头,也是“赔声下气,情性体贴,语言缠绵”。更有甚者,宝玉秉性下流,不知检点,迷醉女子的气息,喜好女子的什物,“见了女儿唇上的胭脂,动不动就上去吃”。在女性世界的争高下,论赏罚的唱酬中,宝玉根本就不在状态。在别人扬才露已,惟恐被人耻笑了去时,他却左顾右盼,心不在焉,一副无意争春。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派头。要么做不出句子来,要么做出了,也是名落孙山,所以黛玉挖苦他“作一回,罚一回,没得害羞的”。第五十回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众人芦雪庵内即景联句,互不相让,他却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哪里顾得上联诗”,联出来时,又被湘云耻笑“不中用”。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贾宝玉,在于男性交往时却是好胜心切,急于表现自我且面目峥嵘,是一个“聪俊灵秀”的宝玉。在“大观园试才”时,他才情泉涌,总是“未曾作,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衮衮诸公,他都视如草芥。不是指责“不妥”,就是“太迂腐”、“太露了”。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敢批评。不仅如此,他还俨然一个卫道者的形象。当众人争论“翼然”与“泻玉”两题的优劣之时,宝玉却先从伦理纲常的角度考虑:“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建议题“沁芳”二字。在下一处,当贾政命宝玉题名时,他还是从纲常角度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主张题“有凤来仪”。
在古代中国,君臣大义是第一位的,元春虽是宝玉亲姐,但在等级上首先是贵妃。宝玉能将君臣大义置于首位,说明他又恪守纲常。此外,当他听到柳湘莲骂贾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也不干净”时,他马上红了脸。说明他也在乎家族形象,关心家族荣誉。这一切与在大观园女性世界中恣意妄为的贾宝玉判若两人。
贾宝玉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表现,就是其内在性格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矛盾增加了他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取舍的难度,从而成为决定其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
二、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大观园是一个已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而在大观园之外,又是一片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贾宝玉正处在“女儿国”青春生命的美的世界和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的交点上。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7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
作者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
贾府的始祖宁国公和荣国公是马上“得天下”,创下了贾府的基业。第二代“人”字辈的贾代化和贾代善已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到了第三代“文”字辈时早已退化成昏聩、腐化、无能的一辈:贾敬醉心丹汞,贾赦贪婪荒淫,贾政则庸碌古板、不通庶务。从第四代“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到第五代“草”字辈的贾蓉等,更是堕落为聚赌嫖娼、淫纵放荡之徒。贾府的隆盛基业,终于要毁在后代儿孙的手上了。
生在这样的家族之中,贾宝玉是最后一个被寄予了殷切希望的继承者。贾政夫妇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用尽一切心机,用封建道德的标准来培养宝玉,期望他成为贾家百年之基的继承人。然而,贾政无法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