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中的情感逻辑分析与情感教育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情感逻辑分析与情感教育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作品反映生活、表现生活时渗透了作家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使现实世界的“人”“物”

“事”在作品中获得了艺术生命，也正是这种情感使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区别：文学遵循的是情感逻辑——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对现实生活的“人”“物”“事”进行取舍加工乃至变形，从而在更高程度上与真实生活相符。中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对文学与现实的这种差别很难理解，引导学生对“情感逻辑”进行分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家的意图、作品的意境以至人物的性格，从而真正地领悟艺术的真谛。

以下本人就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例子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教给学生理解、分析作品的方法，从而把作者情、教师情、学生情、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条和谐的、畅达的感情通道，使三种情感融于一体，形成共振，产生共鸣，努力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语文课堂。

一、物因情变

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物（景）”是无“生命”的，它们被写入作品就会烙上作者的感情印记而获得生命。

这种烙印表现为作家可以选择强化或淡化甚至改变某一方面的

特征：这都是由作家的情感决定的。

《故都的秋》中，郁达夫只选择“破屋”“牵牛花”来写，因为作者那时的心情是“清”“静”“悲”“凉”，所以作者淡化了北京秋天富有“暖色”的香山红叶等。

《荷塘月色》中作者这样写道：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者此时的心情是“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哀愁”，所以作者没有重笔渲染清华园的热闹，作者进行了淡化处理。

冰心在《小桔灯》中写道：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的光明。

小姑娘虽是个极普通的穷人家的孩子，但她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具有坚定的、勇敢的、乐观的精神，确实使“我”精神受到极大鼓舞。小桔灯是姑娘优秀品质的象征。感情特征强化了“物”的特点，因而小桔灯的光虽然朦胧的，微弱的，但作者却感受到了“无限光明”。

唐代杜甫有著名的诗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花开”“鸟鸣”本是很美妙的景致，何以到诗人笔下竟成了催人泪下、惊动愁心的东西呢？作者当时羁居于被安史叛军所攻陷的长安，诗的前四句就是复述“望”见的景物：残山剩水、茂密草木、人烟寥落，连花开鸟鸣这样的景物也因为是在“感时”与“恨别”的心情下而被感知的，所以就具有使人“溅泪”“惊心”的特点。这种知觉又引起了更深的情感活动，并联想到战火蔓延，家书断绝，忧患易老，一个个愁念连绵不断，而痛苦的感情也愈来愈深。

即使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观察者眼里，它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观察者的情感决定了这个事物的特点。同是一条大江，李后主感受到的是“问君能有风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在苏东坡看来，其主要特征则是时间永恒地淘汰着英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涛中有豪迈的壮志和生命苦短的心灵搏斗。前者婉约温柔，后者豪迈壮阔。

二、事随情迁

情感逻辑可以改变生活逻辑——是非、曲直、黑白、明暗、因果等等关系，因此，必须引导学生对这些进行合理的分析，从而把握人物的内心情感，领会作品的社会内涵。

《药》——鲁迅：

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得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

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乍看之下，最后一句话的先后顺序有悖于生活常理。人人都知道，是由于天愈来愈亮，路才愈走愈分明，这是生活逻辑，但小说于此体现出极高超的艺术性，作品在这里是要表现华老栓的“希望”，希望愈大，愈表明其愚昧。华老栓逻辑是：脚下的路由于他怀抱着的希望，因而才愈走愈分明。情感逻辑战胜了一切。

《有的人》——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这表面上看来是无理的，不合逻辑的，是违反矛盾律的，但它又是很妙的。它强调的是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与人民为敌的，虽生犹死；为人民尽忠的，虽死犹生。这就是这首诗的“合情合理”之处。

《雨中登泰山》

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

“雨”不可能落在心上，这是常理，但作者却写了，说明作者这时的情感：渲染气氛，为下文天公作美的雨中美景蓄势。

高中新教材第四册节选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有着和其他爱情剧不同的特色。作者让一对陌生的男女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这种异乎寻常，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爱情，使作品中的人与事的逻辑发生了变化：“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就是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的强烈情感改变了生活的逻辑。教师在教学中要进行适当的引导，使学生明确这种变异一方面是作者善于继承前代戏曲遗产，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作者有进步的理想，是这种理想激烈迸发的结果。

新教材第四册蒲松龄的《促织》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成名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只可以交差的蟋蟀，没想到被他的儿子给弄死了，故事到达了悲剧的顶点，接着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喜剧性的转折点，成名的儿子变成了一只蟋蟀，使这到了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否极泰来。“人变蟋蟀”不仅仅是情节急转直下的需要，更应看到它深刻的内涵。“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现在似乎发生了莫明其妙的变化，倒转过来了——人成了一头无可奈何的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文学新思维》）蒲松龄通过人的变化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普通老百姓的压迫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