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初探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摘要：清代前期是古老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明末清初，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从当时社会以及史学发展的道路上看，众多因素的出现造就了这个时期史学的辉煌。这个时期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顾炎武是被大家所认同的经世致用的大师，他的治学方法影响深远，他成为了后世经史之学的一个典范。本文初探了顾炎武的史学思想，分别从他的史学观、史学研究方法以及他研究历史的价值论等方面，阐述分析他过人的治史之道。关键词：顾炎武史学思想经世致用观念方法目的

明清之际，这时候明朝刚灭亡，清代前期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除此，明清之际一些新的社会因素产生。这一切都推动着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这一个时期是史学转型发展期。这个时候的史学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反对重经轻史的传统观念，其次是反对以政治伦理的需要决定史实的取舍。众多的史学人才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个史学转型期。顾炎武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期的一位开山之祖人物。“‘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光复，顾炎武自是卓如先生其中所指最为重要的经世大师之典范，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顾炎武，本名绛，后更名炎武，字宁人，自号亭林山人，后人尊称他亭林先生。他和王夫之、黄宗羲一样在清初早期曾参加抗清活动。后来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学术领域当中。顾炎武治学，十分重视读书和实际考察相结合，而且力倡“致用”之学。他的史学思想也充分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主张。他最著名的史学著作是《日知录》。《日知录》共三十二卷，卷一至卷七为经学，即所谓上篇经术；卷八至卷十七，即所谓中篇治道；其余为下篇博闻，中篇和下篇之文多与史学有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1）创新的史学观念。

首先顾炎武在史学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突破了神化“六经”的传统史学思想。他认为“六经皆史”，并且他对“六经皆史”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史实论证。“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只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2】他认为应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著作，无须把前人的著作神化。他把这一个思想贯穿于以经证经、以史解经的研究当中。例如：关于《易》，顾炎武首先致力于确定其产生的时代，他认为：“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3】他引用孔子关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论述来证明这一观点。【4】除此，顾炎武还证明，在《六经》中，《尚书》和《诗经》在编撰体例上具有内在的联系，即都是按照史书的体例编撰的：“《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候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5】“理由是，《《何彼秾矣》‘二南之遗音’，且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乃是对‘周至旧典’的延续；而《文侯之命》之所以附于《尚书》，则是为了说明‘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两者之所以在编辑上作如此安排，都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承续关系或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6】顾炎武另外一个新史学观念是“经学自有源流”。“经学自由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而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偕而论古文者也。【7】顾炎武主张对儒学的历史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反对人为割裂历史。研究经学就要从古经开始，如何从古经开始？顾炎武提倡从对古经音韵的考察开始。他批评宋儒度经“师心妄作”，不仅议圣经，更章句，甚至改写文字。宋儒为什么会擅该文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古音韵学。顾炎武曾经用大量证据去考证每一个古音。例如：为了证明“马“（ma）”古读若“mu”，他列举了69条证据及相关的分析。【8】他也曾经考证过《易》学源流、经今古文学之争的源

流、“三礼”学的源流。

（2）创新的研究史学方法。

顾炎武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创新之处。他那事实求是，据事直书的研究方法是挣脱专制政治理论的束缚，以史实做史学的有力体现。除此，他主张做史学应该博览群书。同时顾炎武“多重证据法“的提出和运用，在中国传统史学上具有革命、创新的意义。

顾炎武主张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书写，他坚决反对以政治的理由去歪曲历史，倡导史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他反对利用主观意识的褒贬去决定历史事实的书写，除此他又反对以门户偏见去剪裁历史。顾炎武在饱览群书后就发现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揭开历代官修历史的作伪。例如：顾炎武认为历史书至今还在说三国时期的三国为“魏蜀吴”这一个说法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了谄媚当权的司马氏集团而造出来的，并不符合史实。他在《日知录》卷二十四《主》中作了详细的论证，证明刘备于蜀称帝，其国号是“汉”，不是“蜀”；刘备是称帝，不是称“主”。陈寿为了谄媚司马氏集团把刘备的国号“汉”改为“蜀”，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再如：顾炎武在《答汤荆峴书》中指出明朝《太祖实录》之所以“再修三修所不同者”，目的都是为了替明成祖朱棣掩盖“靖难一事”的罪恶。

顾炎武做学问，提倡“博学于文”一语，并且提倡实地调查。他认为“所谓人生哲学（性），所谓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于是唔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潘次耕《日知录序》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他自己说，十一岁便读《资治通鉴》。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读一千余部。崇祯己卯，他年才二十六……”“亭林读书，并非专读古书，他最注意当时的记录；又不徒向书籍中讨生活，而最重实地调查。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叫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掌。’（《日知录序》）”【9】可见顾炎武的阅读数量惊人，并且非纸上谈兵做学问。

顾炎武最具特点的史学方法是“考辨史实真伪的多重证据法”。他的史学著作中处处都表现出讲求证据的科学精神。但是如果得到准确的资料和证据呢？辨别史料真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由于顾炎武处处讲求历史资料的质量。顾炎武曾在《与人书十》中把搜集、鉴别资料的方法形容为“采山之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己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大量的资料多如沧海，但是从里面挑出有价值的，所用的工夫可多啊！十余条的资料顾炎武用了一年时间才得到。顾炎武的“考辨史实真伪的多重证据法”主要内容包括将正史地纪传表志互相对勘方法、正史和野史互相补充的方法以及利用金石铭文等文物资料和实地考查等方法。

（3）“经世致用”的史学研究目的。

顾炎武从事历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即经世致用。顾炎武认为研究历史首先的价值在于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我们今人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顾炎武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圣后圣，其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10】从这句话可知，顾炎武认为如果不学古人的经验，怎能“欲稽天”？就如世界上是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除此，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是他对历史学的价值有一个论述。他认为，史学存在意义在于我们学会汲取前人的智慧，从而来解决社会发展所提出的现实问题。顾炎武从历史研究中深切体会到，在历史发展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写得甘好，就在于“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