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史

元代文学史

青衫泪》根据自居易的《琵琶行》敷演而成，作者把诗中写到的善弹琵琶的商人妇改变为与自居易相爱的京师妓女裴兴奴，自居易贬谪江州后，裴母谎报自居易已死，并把裴兴奴卖给茶商刘一郎。茶船到江州，适值自居易送客江上，听到裴兴奴琵琶声，二人相会。后来白居易被召回京，官复原职，裴氏仍嫁自居易。前人大抵认为这一作品受宋、元以来广为流传的双渐、苏卿故事影响，主要情节问架都很相像。在元、明杂剧中，这已成为类型故事，双渐、苏卿故事不过是同型故事的范式罢了。武汉臣的《玉壶春》、无名氏的《百花亭》以及元末明初贾仲明的《玉梳记》等都属这一类型。它们的剧情结构大致是:儒士和妓女相爱一一商人或其他有钱人插足--妓女被迫嫁作商人妇或设法逃脱--士子和妓女团圆。民间传说中常有类型故事，杂斟中类型故事的出现还有一个特殊因素，那就是演出中"对棚"即"唱对台戏"的需要。描写类型故事的作品易于出现雷同化的弊病，但作者也可以在具体描写中出奇制胜，花样翻新，同中出异，异中见同。马致远的《青衫泪》写得并无特色，更无出奇之处，虽然在小关目上力求新鲜热闹，如把孟浩然、贾岛写成是白居易的好友，而且三人共访"狭邪家"，但也无法改变全剧的平庸。本剧唯一见长处是曲文写得颇见功力，这本是马致远杂剧的共同特点，只是这个长处也未能使本剧在整体上成为同类型作品中的优秀之作。第八章元代前期其他杂剧作家(一) 元代前期是杂剧成熟、鼎盛时期，作家纷起，人才辈，特别是杂剧名家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时期，除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和马致远以外，纪君祥、高文秀和杨显之等也都名闻一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构成了杂剧争奇斗妍、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纪君祥、郑廷玉和李寿卿，《录鬼簿》记他们是"同时"人，除了说他们活动年代相同外，可能还包含相互有交往的意思。纪君祥的历史剧《赵氏孤儿》奠定了他在元剧作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之下，狄君厚的历史剧《介子推》就较为逊

色，但可明显地看出它是受到了《赵氏孤儿》的影响。郑廷玉的历史剧《疏者下船》在成就上就更逊于《赵氏孤儿》了，不过郑廷玉的最有代表性的作。是是《看钱奴》和《冤家债主》，这些作品对被金钱腐蚀了的人的灵魂的丑恶有较深刻的揭示。李寿卿的《伍员吹箫》很象是《疏者下船》的"对棚戏"，两者都取材于史书所载伍员借兵报仇故事，李作歌颂伍员雪恨，展显英雄本色;郑作却赞美被伍员讨伐的楚昭王(明刊本作昭公)一门子孝妻贤:不过《伍员吹箫》对后世戏曲颇有影响，《疏者下船》故事却不见流行。

康进之，高文秀和李文蔚都以写水浒戏著名。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和高文秀的《双献头》被称为元代"黑旋风杂剧"的双璧，代表着元剧中水浒戏的成就。李文蔚写的燕青戏蹦另有特色。高文秀在元剧作家中有相当地位，人称"小汉卿"，所写剧本题枋很广，他的《渑池会》也是一个优秀作品，可能是由于通行的《元曲选》失收的缘故，它长期未被曲学家们注意，但实际上在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剧作中，它的成就仅次于《赵氏孤儿》。

杨显之、石君宝、石子章和张寿卿的作品较多地涉及了爱情和家庭题材，都反映了当时带着普遍性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他们在描述和揭示社会问题时，目光是敏锐的，但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时，却往往陷入传统的团圆窠臼石君宝，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著有杂剧十种。今存《曲江池》、《秋胡戏妻》和《紫云亭》三种。《秋香怨》、《醢彭越》、《金钱记》、《红绡驿》、《哭周瑜》、《雪香亭》，《岁寒三友》已佚。

《紫云亭》今存元刊本，宾白不全，不易窥清全貌，参照《录鬼簿》著录，可知是写诸宫调女艺人韩楚兰和秀才灵春马的爱情故事，曲文甚佳。其中描写了诸宫调演出情况，保留着杂

剧演出后的"打散"词(散场语)，是珍贵的戏剧资料。

《曲江池》本子唐人传奇《李娃传》，二者相比，《曲江池》的内容有明显的改变。首先是《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并未参预欺骗郑生的阴谋，在和郑生分别之后，她对郑生的感情也是始终如一的。这种改变使李亚仙的感情更纯洁、高尚，毫无狭邪女子的势利习气。她在郑元和身无分文，作了乞丐，并被父亲抛弃之后，毅然以金自赎，鼓励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一千年一万世不能勾发迹的穷乞儿"苦志攻书，终于使郑元和重新振作精神，步入正途，这同样也是表现了她思想感情的纯正。

李亚仙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主见:忠于爱情，绝不自轻自贱，也要求对方忠贞不渝，在艰难困苦中信守自己的生活见解。这就是《曲江池》赋予李亚仙的新的思想光辉。

和杨显之一样，石君宝在揭露这些生活矛盾的时候，是比较敏锐。有力的。然而，在问题的解决上，也明显地表现了软弱无力。虽然罗梅英尽情的奚落了秋胡，并说要"整顿妻纲"，但这个剧终究还是以罗梅英的妥协维持了"天下喜事无过子母完备，夫妇谐和"这一在作者看来最完满的结局。《曲江池》的结尾，在郑府尹前来认子时，郑元和夫妇曾有一段议论，这也是传奇《李娃传》中所没有的: 曲江池》中李亚仙的性格刻划是在对比中显示和完成的。剧中描写李亚仙母亲"外相几十分十分慈孝，就地里百般百般机变"，毫不留情地在郑元和金尽之后，逐他出门。而李亚仙却一直忠贞不渝，即使郑元和叫化街头，也不改初衷。郑元和父亲把儿子直要打死，还命人将"尸骸"丢在千人坑里。李亚仙却在郑元和昏死之际，"用手去满满的掬，口儿中款款噙，面皮上轻轻噗"，把他救活过来，并且决心"我和他埋时一处埋，生时一处生"，终于使郑元和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就这样，在势利和真诚，残酷和善良的对比中，李亚仙的性格十分自然地呈现出来。石子章，名建中，《录鬼簿》记他为大都人，实是北京路兴中府(今属辽宁)人，与元好问、李庭、王旭和陈裙等有交往。作杂剧二种，《竹窗雨》已佚，今存《竹坞听琴》。

李潜夫的《灰栏记》所写二母夺子故事，近代一些学者从比较文学和民间故事的类型学的角度，作过不少研究。剧中写包公断案利用母爱心理，颇有特色。

李潜夫，字行甫，一字行道。绛州(今山西新绛)人。贾仲明吊词说他是"养素读书门镇掩"、"研架珠露周易点"的"高隐"。作有杂剧《灰栏记》，今存。

《灰栏记》写娼妓张海棠的不幸遭遇。张海棠是个善良而不幸的女子，她为赡养父母而沦为娟妓，内心怀着深深的痛苦。嫁与马员外为妾以后，她为"再不去卖笑追逐风月馆，再不去迎新送旧翠红乡"而感到满足。她没有太大奢望，只希望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是，不幸接踵而来，当马员外被妻子害死后，她的"这家私大小我都不要，单则容我领了孩儿去罢"的微薄要求也不能实现，反被诬为凶手，这时她对世事也还存在天真的想法，在"我原不曾药死亲夫，怕作甚么，情愿和你见官"的思想支持下，上了公堂。终于在"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的贪酷的苏太守的板子下屈招"药杀了丈夫，强夺他孩儿，混赖家私"。在现实的教育下，她才认识到"则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将我这百姓每忒凌虐，葫芦提点纸将我罪名招"。幸运的是张海棠遇到了包待制，才未含冤九泉。《灰栏记》暴露了官府的昏庸、残忍，恶势力的猖獗、凶恶，对这个苦难深重善良无辜的下层女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灰栏记》前三折描写的主要是张海棠曲折经历，包拯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在第四折才出现。不过，虽然刻划包拯的篇幅不多，但包拯形象是有特色的。和其他敷演包拯铁面无私

的杂剧不同的是，这里主要表现了他的智慧。为了判断谁是孩子的母亲，他采取了一种"人情可推"的分析方法，即以母爱作为根据进行心理分析:他宣布谁能将孩子拉出灰栏，谁就是孩子的母亲，最后断定由于怕拉伤孩子而总拉不出孩子的张海棠是孩子的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