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者：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的国耻

英学者：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的国耻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周宇“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做的事。”撰写《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常因这场战争而愧疚，同时又努力保持冷静。2016年3、4月间，在《鸦片战争》中文版推出半年多后，蓝诗玲来到中国，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华。

中国历史学家茅海建在2007年曾邀请蓝诗玲到北京大学做了三四个月访问学者。她与很多中国近代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边阅读茅海建的名作《天朝的崩溃》，一边去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

《天朝的崩溃》中的几处细节，令蓝诗玲印象深刻。书中写到的三元里抗英，使她发觉，清朝并不是统一的整体。这本书总结道，奋起反抗的民众意在保卫家园，“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在另一个故事中，伯麦、义律等英国将领遭遇台风，流落小岛，花了一大笔钱请村民送他们回澳门。村民们并不关心战争，倘使他们把这些外貌特征明显的“番鬼”送交官府，鸦片战争可能结局大变。

回国后，蓝诗玲开始搜集英文资料。经过两三年撰写，《鸦片战争》于2011年1月定稿，当年夏天出版。很多英国读者反馈，自己原来不了解鸦片战争。蓝诗玲发现，英国人更关心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非洲的行为，他们的遗忘与中国人的牢记对比鲜明。因鸦片战争，西方产生“黄祸论”，中国人则开始反省自身的“民族病”——鸦片战争从清政府眼中不起眼的“边衅”，逐渐转变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

蓝诗玲起初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其间，因为短暂学习自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的中国历史，她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兴趣，决定转系。

大学三年级，蓝诗玲如愿转去中文系。从那时算起，她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过20年。她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用词不确定，随时查问订正。谈起中国，她口中不时蹦出“国内”这个词，似乎在用中国人的方式思考。1997年，蓝诗玲第一次来中国，到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学习一年。那时她刚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历史、中文各读两年。

在中美中心，蓝诗玲遇见了历史学家高华。高华跟蓝诗玲谈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变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等话题，是第一个向她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国老师。蓝诗玲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高华担任导师，为她介绍了很多一手、

二手资料，以及研究途径。回英国读研究生，蓝诗玲选择的题目相近，但研究范围扩大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经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蓝诗玲赴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仍定居于剑桥。蓝诗玲觉得守着剑桥大学图书馆很幸福。这家图书馆是英国的“版本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每种新书，都送去备份。那里中文书很多，可以登录中国的论文期刊数据库。研究有需要，她还可以提出购书申请。

蓝诗玲已经做了十五六年的翻译工作，英译过韩少功、朱文、张爱玲、阎连科、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小说。英国读者看翻译作品比较少，但她发现，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数量慢慢在增加。蓝诗玲去年开始研究中国作家张承志。她觉得张承志是个独特的人物：认同“文革”时期的信仰和理想，有伊斯兰教背景，在1980年代出名，写小说强调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三种因素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主要想了解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蓝诗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研究鸦片战争研究对蓝诗玲影响深远。“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先入之见。”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必须用鸦片挣钱战争就必须打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在蓝诗玲的书中多次出现。蓝诗玲看过中国电影《鸦片战争》和《林则徐》，觉得有助于了解义律这个“黑暗”的角色。在片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

当时，义律在英国国内其实并不受欢迎。《泰晤士报》的评论曾诅咒：“义律的脑袋、身躯和四肢也应该被分割为一千个圆柱体，以警告他所有的家人。”蓝诗玲写道，战后几年，义律的对手琦善都认为他真被砍了头，哀叹：“命真苦啊，可怜的义律。他是个好人。”

义律是废奴主义者，也反感鸦片贸易及鸦片商，蓝诗玲写到了他的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义律自辩在为“一场正义的、必需的战争”而战斗，又强调：“不要忘记，导致这场战争的中国当局的行为……是由英国臣民方面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因为观念、职位、诉求的冲突，义律的言行举止相当矛盾，与中国人对他的一贯印象相去甚远。类似的认知差异，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源远流长。

作者：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抱有仰慕之情，但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普遍的反华情绪，主要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以后，参加这个使团的人对中国的判断，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写过对中国不大宽容的游记或者报告、汇报。巴罗的例子很典型。他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轻视，甚至可以说蔑视。这些作品出版后，对英国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写过一句话，意思是：英国人是用文字、用笔把中国消灭了。

说中英矛盾的根源是经济、贸易，是因为清朝不愿意答应英国对两国贸易的那些要求，导致马戛尔尼等人说了那么多对中国不满意的话。

何伟亚有些观点值得注意。简单说，英国人没有资格谴责清政府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时候的英国人觉得，他们所谓自由贸易或经济有普遍性。说实在话，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清朝有什么理由要服从这个系统，跟着英国人做事？

我很认同，每个国家都有主权，要控制自己的经济、贸易。如果清朝人跑到英国，向他们提一些要求，英国政府可能也不会答应。

作者：这些变化，其实反映了英国或欧洲自己的变化？

蓝诗玲：是的。下学期我要开一门课，讲中西关系或中西交流的历史，大约从1600年讲到当代。这门课的一个基本角度，是西方怎么看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观点，常常不说明中国内部的什么问题，而更能说明西方人有什么样的心情、心理状态。

作者：英国讲贸易，清朝维持自己的朝贡体系，是否可以说，这种两国的不同理解，是战争爆发的原因？

蓝诗玲：当然。英国主张的国际系统和清朝所主张的对外系统，都觉得自己有普遍性。那时候的英国人看待中国有局限性，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愿意从清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清朝不愿意让外国人学中文，进入广州城，或者在更多地方居住。英国人把这看做地地道道的排外，看做清朝非常骄傲的反应。但清朝不一定这么看，这是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

清朝并不排外。为了保护、增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吸收了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因素和影响，可以说比较务实。他们不是汉族人，但吸收了孔孟之道，还有蒙古、西藏的因素。康熙皇帝让传教士做制造武器、绘制地图等非常有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