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苦难意识-现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新时期文学的苦难意识-现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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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苦难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受到了作家们既深入又多面的思考与探究。在对苦难的直面追问与对救赎的勇敢探寻中，新时期文学焕发出异样光彩：既有诸多严肃作家从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对苦难意识进行反思与救赎，也有王朔这样的作家以戏谑式的解构之法来超越苦难，获得解脱。新时期文学对苦难意识的多面思考，对救赎方式的多种尝试，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与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苦难意识；救赎

苦难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境遇，虽然其本身并非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但是在感受、承担和反思苦难这一客观事实的时候，人们会

产生一种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换句话说，当苦难从一种客观事实上升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自觉意识——苦难意识——的时候，人们便会从浮华的现实苦难表象潜入深沉的人生底蕴，从而体验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因这种特殊价值，苦难意识与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成为众多文学家与艺术家常用的创作主题。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许多作家对苦难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索，并以多种方式来超越苦难，寻求救赎。

一、严肃式苦难救赎

随着“寻根” 的出现，一种现代精神层面上的苦难意识开始被中国当代作家们重视。自此之后，苦难成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对苦难的直面追问与对救赎的勇敢探寻中，一些作家从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对苦难意识进行了严肃式的反思与救赎。张承志因其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经历而产生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他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醒国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世界文明的战场上实际处于弱势，我们应该怀有民族危机意识，不能沦为新的地，即文化的地。他期盼着民族文化的出现：“我一直想，文明

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当有拼死的”1。于是张承志救赎民族文化苦难的方式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他高呼“今天需要抗战文学。需要指出危险和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2。同样对民族文化怀有苦难意识的还有贾平凹。贾平凹在《》、《秦腔》等作品中反思的是在商品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在乡土沦丧之后所遭遇的精神苦难。他在这些作品中为传统士大夫精神和乡土文化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张炜的苦难意识则主要来自于历史的：“思考历史是沉重的，这是因为它本身的滞坠与苦涩，因为所有的历史选择并非遵循后人看来一目了然的理性，而是按照每个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模糊的可能性”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对生命的贱视、对人性的扭曲，都是张炜的苦难意识的来源与反思对象。面对历史苦难，张炜选择的救赎方式是铭记历史、拒绝遗忘。这在他的作品中被反复强调：他在《柏慧》中写道，“我多么憎恨‘遗忘’。我认为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劣性，最可耻的疲痴。没有了记忆，也就丧失了理性。一切丑恶与污浊都是在模糊的记忆之言的遮蔽下肆意侵犯的”4；他在《家族》中感叹，“可怕的遗忘啊，它是迷人的婴粟花结出的果实，可惜它在我们的心田里总也不能结籽”5。余华对苦难的探索与救赎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余华的早期作品以建构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文本世界为长，以血腥、与为主题，尽显人性之恶。但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只是单纯地暴露苦难，而是以简练的笔法和饱满的情感，为苦难探寻救赎之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活着》。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面对苦难的生存态度，即人是

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在经历了生活的大起大落、亲人们的离世之后，仍旧没有放弃生活，而是以超越苦难的达观态度平静悠然地活着。这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救赎方式，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从深层面对人性的回归。

二、戏谑式苦难救赎

当苦难意识成为一种价值标杆和崇高的代名词时，一个以“边缘人”自称的“文学混混”出现了。苦难在他的笔下成为了嘲笑和玩弄的对象，被其他作家高捧在上的珍品碎成了一地渣子。他就是王朔。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中国社会带如价值有待重定的转型时期。文学的“历史化”书写受到冲击，对历史进行祛魅成为创作潮流，更加偏向个人化的写作也不可能再同1980年代那样可以引导和凝聚社会精神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王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了众多争议与讨论。在王朔的众多作品中，《顽主》无论在语言风格还人物塑造上，是经典也是标志。所谓“顽主”，其实就是“地痞无赖”，但是在《顽主》中，“无赖”却有了新的定义：无赖就是无所依赖，无赖了就会真快活。“顽主”就是一群“无所依赖”的、游

离于体制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没有确定的社会职业，对体制既怀着不能进入的怨恨，又带着随遇而安的真快活。“顽主”可谓是王朔小说中人物的总括。在语言风格上，《顽主》也将调侃、反讽和荒诞发挥到了极致，完全剔除了生活中原有的崇高感与价值规范。名人名言被随意篡改，前后之间没有任何语义上的联系，表现出的只是莫名奇妙的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正是王朔所要表达的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王朔那里，生活没有什么崇高可言，更没有什么完整性可言，活着的人们都是不完整的，没有英雄，也无所谓反英雄，所谓的“正派人物”都是在装腔作势，而不完整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王朔的这种反崇高引起了许多的，王晓明抨击王朔式的调侃是“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他认为，在王朔的小说中，不仅文化成为废墟，连嘲笑文化废墟的嘲笑者本人也是废墟，“一旦嘲笑者本人也成了废墟，那么，他就不能指向任何外部世界，于是便只有在玩弄语言的与嘲笑中获得一种自慰式的快感”。6在王晓明看来，“王朔现象”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人精神素质的恶化，人文精神的危机。王蒙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肯定了王朔对多年来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7的刻意颠覆，肯定了王朔对神圣与崇高的躲避和消解。王蒙所讲的“崇高”，指的就是苦难意识。王朔通过调侃与反讽来躲避崇高，剔除价值规范，其实是在努力消解新时期以来一直被大家反复咀嚼品味的苦难意识。社会在转型，时代在改变，沉浸迷醉并执着于苦难，在王朔看来也许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做作。而王朔对苦难的解构，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