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

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作者：景维民、王永兴

【内容提要】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东西方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从所有制结构这一根本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是理解这些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关键,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混合经济结构的演进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苏东与中越等转型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出现巨大分化的原因。

【关键词】苏联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结构计划经济

【作者简介】景维民,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兴,1981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天津300381)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介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混合经济模式。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从理论上看,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所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论战的基础上,随着“兰格模式”的提出而产生的。随着苏东国家的剧变和解体,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中国在市场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成功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如何认识市场社会主义的挫折和未来走向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这一全新的视角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综述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和僵化,其中隐藏的各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和归纳也日益深入,不同国家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各自的角度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东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兰格、锡克、布鲁斯等早已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因此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的举措是分权、减少行政控制以及部分引入市场机制,也就是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然而苏联东欧的这些改革尝试最终的结果却是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认识并未突破旧有的桎梏,与之相比苏东剧变前后的理论家提出的批判更为深刻。

科尔奈观察到了计划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在短缺条件下企业的行为可以具体归纳为强制调节、数量冲动、囤积倾向、扩张冲动与投机饥渴等几个方面,其中企业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又使得短缺不断地被再生产,资源不断地被错误地配置。短缺具有连锁效应,一个企业或部门的短缺往往会导致一系列部门的短缺,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因此短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1]。

斯蒂格利茨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另辟蹊径,分析了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们没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改革,而恰恰在于其过于相信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阿罗-德布鲁范式,对市场和资源配置产生了错误理解。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这个范式只能表明市场的一小部分特征,诸如激励、分权,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市场经济的内容完全没有包含在里面。兰格-勒那-泰勒定理证明了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等价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也支持这一点,然而斯蒂格利茨却看到了这几个定理的缺点,即这些定理没有包含对信息问题的处理,即缺乏信息和获取信息需要巨大成本和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下的情形[2]。

夏旺斯指出计划机制曾经显示出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它的可改革性。它的历史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不能克服大危机。不像传统的资本主义那样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危机。这种调整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由政治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而造成的体制僵化和“自上而

下”的体制或组织革新的冻结。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未曾触及现存的政治组织,体制调整和激进改革一样,实际上对变革并因此对真正积极地变化保持了一种根本的限制[3]。

也有学者从契约的角度进行理解,认为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是排斥契约关系的,而契约是“生产”制度的最有效的形式。在一个消灭契约的社会里,制度之源会被严重堵塞,制度供给的枯竭越来越无力支撑经济的运行,制度供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迟早会导致整个计划体制的坍塌[4]。

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没有从最基础的层面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只有从所有制的层面进行分析才能从深层次上理解这一问题,而由体制的重压所形成的畸形混合经济结构及其演化的路径、方式等则是关键所在。

二混合经济结构的演进模型

对于混合经济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很多是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不同的问题。有的学者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界定,如朱光华教授就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界定,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从宏观层面看,是指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可称为社会的混合所有制,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就是一种社会的混合所有制。从微观层面来看,是指不同所有制成分联合形成的企业所有制形态,可称为企业的混合所有制。”[5]有的学者则从经济调节机制的角度进行界定,如萨缪尔森等认为“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6]还有学者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混合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公私混合,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所谓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7]为了不产生混淆,本文从宏观所有制的角度把混合经济定义为一种在同一经济体制内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同时并存、互相影响的经济形态,把它们的不同比例关系称为混合经济的结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存在两种主要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想,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所憧憬的完全私有制,与之对应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另一种则是完全的公有制,与之对应的是完全理性的计划经济。这两种构想实际上组成了人类社会各种可能的经济结构建构的两极,两极之间形成了一个开区间,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总是处于这个区间之内,但这两个端点却永远不可能达到。即使在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经济,如英国在撒切尔时代掀起的私有化热潮就是一种试图优化混合经济结构的努力。而在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制虽然不能公开存在,但却仍然以各种地下的方式运行着,尽管其生存空间和影响都已经被压缩到了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譬如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布票的私下转让就是属于这一范畴,而菲尔布鲁格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地下经济也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投机、侵蚀国有财产、隐蔽的私有企业等[8]。匈牙利的地下经济表现更为突出,已经使整个国家经济表现出了二重性。

图1混合经济结构的演变

我们构造了一个社会总效用函数U(Pb,Pv),其中Pb代表由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Pv代表非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很明显这是一个直接效用函数,社会的总体效用的高低取决于自变量Pv和Pb的值。其中隐含的假定是社会总产品由两种成分生产的产品共同构成,这一假定是符合实际的。从函数的性质上看,我们假定其符合标准经济理论的情况,即满足凸性、反身性、传递性和完备性等假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出一系列与现有的对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研究不同的结论。

我们借助图示来对社会总效用函数的性质进行说明。U0和U1分别代表接近理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差异曲线和大规模引入市场机制后的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的直线是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