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圣爱和佛家的慈悲

比较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圣爱和佛家的慈悲



引言

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儒家」这观念作出厘清。儒家思想无可否认是一套哲学系统，它的覆盖面包括人生、伦理道德、政治等，而且孔子认为「天」只是一套自然法则，并不是具有意志的人格天或上帝，这自然令儒家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少。再加上儒家学者探讨的课题又可被视作纯粹的哲学讨论亦无不可，于是有人便认为儒家不算是宗教。但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根据田立克(Paul Tillich)或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宗教的定义[1]，儒家在很大情度上又有宗教的特质。所以为方便进行讨论，我会先接受儒家的确是一宗教，并把争论不休之课题借现象学的手法先置于括号之内，存而不论。而且儒家是否宗教并非本文探讨重点，熟是熟非仍待学者讨论吧。另外，本文使用的进路是多方面的，有义理的、社会的、哲学的。希望能利用不同角度对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圣爱和佛家的慈悲的内容和特质进行说明、比较和借义理带出实际社会问题加以分析。

三教理论的历史背景

儒释基是世界的主流宗教，儒家源于先秦时期中国本土，更被独尊于汉以后。佛教起源于印度，其后传遍整个亚洲。基督教萌芽于巴勒斯坦，发扬光大于欧洲大陆。三大宗教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其教义之形成及其内容都必然与当时人生存问题有紧密关系，故若能对该宗教起源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则定有帮我们理解其教义。孔子身处礼乐败坏的战国时代，他深感天下无道，社会伦理秩序荡然无存。孔子于是提出克己服礼为「仁」的理想，透过实践「礼」证取「仁」的最高价值，若能做到则天下归仁。仁人达仁者便是能究天人之际的圣人，由他们任君主管理百姓则大同世界可见。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生于婆罗门教当盛的印度，当时社会被分为四个阶层，由最高而下分别是婆罗门、剎帝利、吠舍和首陀。印度教的社会分层给予人一种很不公平的观念，大家虽生而为人却被自己所属的阶层束缚一生。四个阶层犹如四个世界，普遍人的生活十分困苦。释迦看见如此境象后十分痛心，于三十五岁觉悟后周游印度向大众说法，授弟子以「空」义，并在生活上要对人平等行「布施」，对自己则遵守「八正道」。所谓「布施」就是财施、法施和无量施，可以说这是佛教最原始的慈悲观念，日后的佛教学者都是以此为根基再加以诠释和发展。

至于耶稣的历史背景是公元一世纪被罗马人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当时被异族统治的犹太人很希望弥赛亚能拯救他们，重新建立国家。此时耶稣的出现使很多犹太人相信上帝道成肉

身为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耶稣并不像过往的弥赛亚以武力反抗罗马人，而是以宗教力量教化民众。他以身作则地教导追随者不单要爱你的朋友，也要爱你的敌人；要原谅你的敌人七十个七次；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给他打等等，这些都是耶稣要求人相爱的名言。若果人人都能效法基督，爱他人及上帝，那社会定会产生强大凝聚力，而犹太人就自然能摆脱罗马人的压迫，重建家园。纵观三教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但三教都不约而同以「爱」作核心教义，并以之为改革社会最根本、最终极的力量。

仁爱、圣爱和慈悲的具体内容

孟子认为仁心是人固有的，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了心」(孟子．尽心上)。儒家把「仁」看作一种形而上的本体，人心内的「仁」性是由天而来的。但仁和爱的关系又怎样？有曰「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术。」[2]，可见「仁」是体，「爱」是用。那仁可被实践的内容有什么呢？因为仁有全德，故仁的内容很广，有仁、义、礼、智、信、直、刚、勇、忠、恕、公。这些德目的实践对象可以是自己、他人、万物仍至天地，仁者要做的便是把这些德目推已及人及物。

佛教所讲的慈悲除了在布施思想中展现，也在《大智度论》中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意即对人好，给人以快乐﹔悲意即对人同情，解除人的痛苦。而佛教只讲慈悲而不讲「爱」是否一种缺失呢？个人认为不是，因为慈悲与爱可谓异名而同实，两者皆以犠牲一己之私成就他人的福果。佛家不以「爱」一字只是因为爱在佛经中多解为占有，与欲望之事扯上关系，为免引人误会故以「慈」、「悲」道之。

至于基督教的圣爱，英文为(agape)。Apage本指早期基督教的团契聚餐，此仪式发源于耶路撒冷，表显基督徒友爱之情(徒二42-46)。后来神学家们将之扩充，使圣爱(agape)既有神人的互动关系也可作人伦的指引。前者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无条件为人的罪被针十架，是上帝对人的无私之爱(selfless love)、是启示的高峰。后者指人实行上帝的旨意，组成休戚与共的信仰群体。不过无论怎样，人之所以实行圣爱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与儒家把仁，佛教将慈悲的根源内在于人的心性迥然不同。

仁爱、圣爱和慈悲的功效

上文扼要地交代了三者的内容，现在尝试比较「假设三教的信徒都已将己方的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三个「最高境界」比较之下会有何洞见呢？首先，儒家追求仁之实现是「天人合一」。孟子认为发挥人的本性，

亦即发挥仁之全德就可接通天道。故有尽心知性则知天，存心养性则事天的名句。朱子也认为人心可与天地之心相接，仁者的心已经与天地万物混然为一。仁者加上适当时机便可成为君主，达到参天地之化育从而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另外，儒家的仁之最高境界并不停于完美的人伦社会，朱子认为「以己及物」也是仁的表现。仁爱的对象是由亲及疏地实践，最后推广至天地万物，仍仁爱的终极理想。

至于佛教，佛教是一个型态上比较超越现世的宗教，虽然佛教主张修行者在人世进行宗教修炼，但其最终的价值是追求超越的彼岸，也就是「涅盘」。个人认为慈悲心在世俗社会的种种功效都不过是追求涅盘过程中的「副产品」。慈悲心的扩充/实现是使人有爱物之心，因为山川草木皆有佛性，一草一木都是潜在的佛陀，所以佛教的慈悲观不单可达致人伦社会的融洽也能成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与儒家仁观的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效法菩萨，使理智和情感都达成圆满境地。若人人皆能像菩萨般渡己渡人，那么众生同达涅盘境界，人世间的种种苦痛烦恼、颠倒妄想自然消除，这便是慈悲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的圣爱的终极价值同样也是在一个超越的境界获得的，那就是「天国」。人透过认罪悔改、守戒命、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同时也要爱人如己便能实现圣爱的真实性。在神人关系的具体功效上而言，人向神忏悔并全然接受基督无私的爱，神人关系得到复合，从而人能进入天国。在个人而言，人借着耶稣基督之死(外力拯救)从而得到解脱，人可有得到永生的可能性，圣爱满足人内心深处害怕孤独、希望被爱的需求。最后从社会层面着眼，如果一个信仰社群共同遵守一些宗教上的道德律，那就会增加其凝聚力[3]。加上圣爱的实践方法之一是在教会内分享见证，那信徒的互相分享可以把主体间的主观(Intersubjective)转化为客观(Objective)，从而信得更坚定。

总结三教的仁爱观，就道德理想的境界之高而言，个人认为三者不分上下。就其可行性论之，我认为基督教比较可取。因为人的劣根性之一便是惰性，儒佛的境界虽高，但要求人依赖一己之力则难免有点过份乐观。虽然不可否认人性有美善光辉之处，不过若从历史回顾人类的所为，似乎人性的阴暗面常常统领人的意治。放眼中西古今，在芸芸众生中又有几个孔子、释迦和耶稣呢？我并非说儒佛二家的仁及慈悲不能实践，可能若我们能做到仁及慈悲要求的三份之一就已经十分「高境界」了，但我要强调的是「单单依靠」人自身之力去成就另外的三份之二的要求

就未免有点高张。学者韦政通就批评儒家「我欲斯而斯仁至矣」这种想法是严重地影响到对人不欲仁、不能实践仁等艰困情境和复杂因素的认识。所以在中国的人格世界中，就缺乏像西方圣徒、印度僧人，对精神生活的战斗性和罪恶性有丰富经验的那种人物。[4]毕竟宗教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纯粹抽空的乐观理论。

至于佛教的慈悲同样也过份依靠信仰者的自律，而且只以通过在世间行慈悲作为修炼的手段，那在一定情度上是不道德的。另外，慈悲的其中一种表现是不执着自我主体，不强调个人权利，进而了悟由身自至世间的所有均没有自性(即常注不变的本质)，这需要一种很高层次的认知能力。这造成了宗教上的智能歧视。佛教虽说众生皆可成佛，但智障人士又如何能成佛？如何说智障人士之所以智障而不能成佛皆因他们前世「业力」不好，那岂不是把原因诉诸于一个不可知的人/物吗？看来由行慈悲、忘自我，来证取涅盘所引出的问题仍有待佛教学者的进一步诠释。

三教人生观的后现代意义

宗教必须有时代性，如果一个宗教的教义不能对其身处的时代背景中的种种问题给予合适的响应，那这宗教的下场很可能就是被淘汰。所以在不同时代问什么宗教是最可取的，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启蒙运动展开后，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但两次世界大战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例如经济低潮的循环、资源短缺、环境问题、道德水平低落、心灵空虚、家庭与社群瓦解、社会非人性化等等)终结了人类对理性的无限崇拜。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时期。这种以反传统、反文化、反道德理性、不重生产重消费、反固有语言结构的思潮无疑对儒耶佛三大宗教所提出的终极人伦主张构成重大考验。

但是面对转变正好也是让宗教作出调整的契机。儒家的仁爱今时今日宗教间的合作是无可抗拒的，例如儒家的仁爱观可针对家庭与社群瓦解之问题，因为重新强调人伦的价值可使人明白家庭的重要性。儒佛二教对万物的仁心和慈悲心，使人不再自以为是，学会与自然和平共处，故可作环保问题的出路。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圣爱所强调的创造性的爱(creative love)可为解决心灵空虚、人心互相封闭、世俗功利的药方。古典经济学(例如Adam Smith)认为资本主义把人的自私心发挥，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但获得经济发展之代价就是人与人间的不信任和猜忌，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纷纷筑起一道道的心墙。慈悲创造性的爱强调先付出爱，不因为被爱的对象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相信爱的付出终有日可以

从性质上改变被爱的人[5]，这正是今天社会急切需要的。在二十一世纪，儒耶佛三教在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作为一个高级的宗教已经不能安然躲在自己过往的文化传统中，反之要适应全球的新气候，主动面对新问题和异文化带来的冲击。更强要的是，宗教间需要互相对话(叙事式)和合作，绝非不断指摘别的宗教是邪说、是魔鬼的作为！从以上几个例子可见，儒耶佛的仁爱、圣爱和慈悲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响应刚好互为补足、更充分地解释我们的经验、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世界图画。

总结
只要宗教一天仍然作为某种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那它就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以求与社会同步。仁爱、圣爱和慈悲的共通之处就是将一己之私转化作贡献「群体」的力量，三教作为世界今天的影响巨大的主流宗教，其「群体」观念必须突破小众的「自己人」思想，使高尚的贡献精神不再囿于己方的宗教圈子之内，从而真正造福万民，否则只会导致己身教义陷于自我推翻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