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国.doc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bsp;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 (I)
have
very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

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

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

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

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

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

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
71.)
在国际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

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
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

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

”(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

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

我认为只有“
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

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

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

)(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

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

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

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

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

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

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

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

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

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

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

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

“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

”(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
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

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

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

(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

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

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

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

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

(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

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

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
定出发。

(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

(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

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

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

(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

(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

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

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

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

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

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

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

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

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

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

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

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

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

(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

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

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

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

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

”(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
)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

”(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

公平地说，西方的IPE 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

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

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

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

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

(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

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

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

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

”(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

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

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

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

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

”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

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

(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nbsp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

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

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

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

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

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

“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

”(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

发展中
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

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

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

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

(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

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

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

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

……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

”(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

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

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

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nbsp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nbsp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

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
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

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

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