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引言

纵观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界，沈从文无疑是很闪亮也很独特的。作者用充满灵性与诗意的语言为世人勾画出一幅至纯至美的湘西民俗风情画。湘西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朴实勤劳的人民的影响成就了沈从文特殊的个性气质，他自称为“乡下人”，“依恋于对‘乡下人’生活的体认和再现，从而使之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沈从文的小说和湘西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湘西民俗是沈从文创作源泉。他的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湘西特有的节目，奇异的地方风俗，神秘而古老的巫楚神话传说的描述，带有极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情，通过描写这些独特的湘西文化表达对自然的生命形式、原始人性的赞美和作家对民族意识及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同时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他以一种热忱和抨击的态度对民族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又多与民俗中的陋俗相连）“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沈从文文集》十二卷P86 花城出版社），在他的追寻与探索中虽不无悲凉的气氛，伴随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感，同时也表现了“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这也正是他的湘西小说中民俗特色的风格。每每人们读后，犹如一杯醇酒，总是使你不断地去思索、回味。本文试图通过对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几类突出民俗的探讨来展示湘西人民自然、健康的生命力，从而引起我们对湘西民俗传承的重视和自我发展的反思。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生动具体地描绘了湘西六类突出的民风民俗：婚恋民俗、巫楚文化、民居文化、丧葬民俗、节日民俗和湘西山歌，构成了一幅至纯至美的湘西民俗风情画。

一、婚恋民俗

正如沈从文所言，湘西原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状态，当然这里的风俗习惯也就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婚俗就不能不浸染上这历史的痕迹，因而影响到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一方面婚俗中的陋俗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始或半原始状态，湘西的婚俗里同样也有着自然淳朴的气息，也造就了许多天真烂漫的爱情佳话。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1929）是写了一个童养媳的故事。童养婚是我国封建剥削制度同家长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畸形婚姻。它具有极大的剥削性与强制

性，未成年的养女多为廉价买来的劳动力。在家长制的控制下，幼女便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同时还受到体罚和摧残，我国民间故事和歌谣中，有大量反映童养媳悲苦生活的作品，都是对这种恶俗的揭露和控诉。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仅有十二岁，可她的“丈夫”才是刚断奶不久，“十岁娘子一岁夫”的婚姻已够残苦了，更何况她又遇上了一位“生来象一把剪子”那样严厉的婆婆。当他十五岁时，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糊里糊涂地引诱失了身，并怀了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照族规，她将被“沉潭”或“发买”（这也是家法家规中的恶习陋俗）。但仅仅因为婆家与娘家均没有“谈过‘子曰’的族长，”才被议决发卖，但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事情延搁下来，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全家欢喜，萧萧被留在了婆家，可生活究竟如何对待她呢，小说最后写道：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了全家中生产者一员了……。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

这一天，萧萧刚坐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岁，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她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子来了……，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这一大段描写形象而深刻地告诉我们，萧萧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这就是生活！十七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十七年后的今天，她的大儿子—牛儿仍然是过着这种生活，待到她怀中的婴儿长到该接媳妇的年龄时，同样是这种生活！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他们。不是吗，我们从萧萧一个人的遭遇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不仅是对萧萧这个弱女子的个人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

是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决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控诉，从中我们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相比较《萧萧》之类的作品对于童养媳这类封建婚俗制度的抨击，他的另一些作品中同时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湘西淳朴人性的赞美。

对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青少年恋爱自由，他们自小一起玩耍，及至长大，只要相互中意，父母长辈大都不会反对。《阿黑小史》中，阿黑的父亲早已知道五明和阿黑的关系，却多次默笑不语。五明在山上吹笛子，阿黑便“如一匹鹿跑来了”，毫无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女孩那般羞涩和矫揉造作。这些青少年们任情肆意之时是不必有任何担忧的，淳朴宽厚的父母们从不对他们有任何约束。《雨后》中四狗与阿姐在美丽的山坡上放任自己的性情而无所顾忌。《阿黑小史》中甚至明确写道：“小孩子，爱玩，天气好，就到山坡上去玩玩，只要不受凉，不受惊，原不是什么顶坏的事。两个人在一块，打打闹闹并不算大不了的事情。人既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欢喜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无取缔理由。”

自由恋爱过程中，饱含真情的山歌是最重要的媒介。沈从文作品中多次提及山歌在传统湘西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它“把少女心中的爱情的火把燃起来，除了山歌是像除了引线灯芯一类东西”（《山鬼》）。在这个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的山里乡村，天籁般的歌声不仅激发了青年们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也成为他们追求爱情、能否得到爱情的重要砝码，在他们眼里，山歌和真情就是爱情的所有，所有的物质、权利、地位全无关紧要。“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对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时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龙朱》）。在《边城》中，翠翠和孤老的爷爷在河边过着清苦的日子，但她没有看上走“车路”送财礼的大佬，而是被二佬的歌声所吸引，以至晚上做梦都被歌声带到了高高的悬崖上。歌声无时无刻不融合在湘西人民的生活中，活在热恋中青年男女的身心中，与这里的一切融为一体, 也具有了山里土、苗族青年的自然清醇、粗犷大胆等特征。歌声在故事情景中，呈现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