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房和女性

《欧洲文艺复兴》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的书房和女性

“文艺复兴”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了伟人成就的时代，这些伟人是统治者、哲学家、诗人、画家、建筑师和科学家。而处在学术前沿的美国著名学者玛格丽特·L·金改写了这种观点（其近著《欧洲文艺复兴》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为重点图书推出）。在她看来，文艺复兴是一场更为复杂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植根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社会，是许许多多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玛格丽特·L·金在书中极富见识地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书房、阅读和女性人文主义者的历史特征和重要作用。作为这部重要著作的译者，笔者对此作一些介绍，以飨读者。

以书为伴的私人空间

在文艺复兴催生的事物中，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房间：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在那儿，受到良好教育的绅士和淑女们会以书为伴，并寻觅到自己的安宁。

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书房和个人图书馆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一一记录下来。他们乐于描绘这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摆满了书籍和知识分子所需的随身物件，学者本人往往会出神地凝视着窗外或陷入沉思，而他的宠物则在一旁驻足守望。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学者们独处一室，如蚕蛹般生活在颇有意思的木制发明中，并由于自己研读的浩瀚书卷沾沾自喜。这种发明颇似今天大学图书馆里学生用的单间阅览室。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学者们的书房演变成了地理学家的工作室、天文学家的观察站，或者是科学家的实验室。

书房的诞生是个人化生存空间演变史的一个部分。那时，大多数人的居所是单间的——一间小屋、一间村舍或一个陋棚，也可能是某个山洞，或者是半人深的地下。这个空间有时候会与家畜分享——满足了农夫家庭的需要：在这里，他们吃喝睡觉，保温暖身，讲述故事，

生儿育女，直至垂老死去。中世纪的欧洲，甚至居住在城堡里的贵族和国王也会生活在一个大厅里。在那儿，他们，他们的侍从、客人和家眷忙碌着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

首先出现的具有特殊用途的房间，是从12世纪起相继出现在城堡和市民城镇住宅里的主人卧室。在富豪家里，则设有几个房间，以满足不同的用途：就寝，用餐，个人思考和学习。

另一类学习室的先例当然是修士的单间。Cella这个词原本就是指一间小房子的意思。在修道院，它获得了一种凝重的独处和强烈的精神体验的意味。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绅士们的书房却与此类修士单间截然不同，他们的书房因有书籍的存在而显得更为柔和，富有生气。

私人书房的一个绝好典范就是乌尔比诺公爵蒙特费罗的精致书斋。那是一间漂亮、匀称的房间，它大小适中（以乌尔比诺公爵之豪宅的巨大开销为前提）。蒙特费罗在古比欧住处的另一间与此颇为相似的书斋已经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内被重建。.

正是这样的一个房间，令人文主义者兼艺术家阿尔贝蒂（1404-1472）对话录《论家庭》中的男主人公，在忙完一天工作以后乐于向往，退而居之。他把金银珠宝留在了寝室，可是把最弥足珍贵的财富藏在了书房：“我只会决定封存保留那些我自己的或是先人留下来的书籍和记录……不在我衣服的袖子里，而是在我书房里被锁起来并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几乎就像宗教圣物。我从不允许妻子与我一起或擅自踏入书房。”

对女性人文主义者诺加罗拉（约1418-1466）而言，退居于其兄长宅邸的小“书房”（藏书室）的情形也差不多。当她毅然决定终身不嫁后，便决定此生以书为伴。她的朋友、威尼斯贵族兼政治家弗斯卡利尼在看望了她之后，如此描述道：她置身于她所钟爱的财富当中——不仅有我们期望在一位虔诚女人的私房中发现的圣物，也有她所珍爱的书籍。牧师博瑟也

深有同感。在孩提时代，他常去她的书斋：“我过去常常在放学后来你这儿，然后就坐在你的书房里，愉悦地聆听你轻轻地哼唱甜美的圣歌和赞美诗的旋律。”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房间，使文艺复兴主题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1564-1616）《驯悍记》中的虚构人物毕安卡乐于退而居之。她答应父亲：“我的书籍和乐器将是我的伴侣，我会亲自阅读并弹奏它们。”

书本学习与女性人文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是男性。对他们而言，思想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中又充满了思想。可是，对妇女来说，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她们不能自由地从事公共活动：不仅不能在任何政府机构就职或者担任商业组织的正式职位，甚至不能在她们居住的邻近地段自由地行走。她们该呆的地方是家中。

最早同人文主义事务有关的女性，来自意大利北部与宫廷和城市生活有联系的小贵族阶层。这些女性既有时间也有财力去学习，她们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保护而不会遭到普通妇女可能遭受的那些非议。早在15世纪初，帕多瓦地方的贵妇人斯科罗维尼（1356－1429）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并热衷于同经常拜访她父亲家的文人们高谈阔论。后来成为米兰维斯孔蒂统治者的辩护人、男性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洛斯基了解这个家庭，也曾经赞美过她的学识和她的贞洁。15世纪30年代的贵妇人C·瓦拉诺（1428－1447）的拉丁语天赋极高，足以发表演说。但她只做了3年妻子，不到20岁就去世了。

C·瓦拉诺或许在知识的学习上得到了来自祖母的鼓励。她的祖母巴蒂斯塔是乌尔比诺的领主之女。巴蒂斯塔是作为一名韵文作者为人所知的，她甚至和她的公公在宫廷上比赛过韵文写作——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这是贵族妇女中活跃的典型。她表层化地意识到人文主义是

一种文学活动，并且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她充分掌握了拉丁文，在1433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吉斯蒙德路经乌尔比诺的时候，她发表了一次演说。不过，最让她出名的是，她是L·布鲁尼（佛罗伦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男性大臣）一封信的收信人。布鲁尼应巴蒂斯塔的要求给她回信，为她的学习进程提出了建议。

布鲁尼的信（《关于书本学习》）写于1424年，是我们现代所拥有的关于女性与教育问题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在一个厌恶女性、压制女性愿望的时代，它表达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女性的天然能力足以胜任高等的人文主义研究。布鲁尼给巴蒂斯塔以多方面的建议：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去研究最优秀的古代作品，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如何学习语法学、道德哲学、诗歌和历史。而唯一不需要浪费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的是修辞学，因为她是一个“永远不会去看罗马广场”的女人（古罗马广场是罗马演说家发表演讲的开放场所）。布鲁尼的建议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早期人文主义的首要活动之一，就是按照古典风格来撰写自己的演讲稿。

女性也能够理解最复杂的思想

40年后，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L·奎里尼（约1420－约1475/1479）写给诺加罗拉的信，就像是布鲁尼写给巴蒂斯塔的信的翻版。贵妇人诺加罗拉的古典学识，以及拉丁文信件和演说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好评。眼下，她决定保持单身（和母亲一起与她弟弟一家人同住），渴望学习更深的大学程度的哲学课程。奎里尼执意而热心地建议她深入阅读那些最严谨的古代经典作品，而不要顾虑会超越她的局限。奎里尼唯一的警告是，应当避开那些狭隘的玄学。他在信里透露出这样的想法：女性同男性一样能够阅读并理解那些最复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