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代价_从曹七巧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传统女性人物形象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52010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她的作品集中描写了那个充满封建残余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人们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也塑造了众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在她众多女性题材的作品中，《金锁记》是最能深刻反映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典型，这部作品也是张爱玲最为人称道的小说，被傅雷与夏志清视为中国文学的颠峰。傅雷称赞：“《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风格，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赞赏它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

曹七巧是《金锁记》中的主人公，几乎是所有研究者公认的成功典型，张爱玲也充分意识到曹七巧在她的小说人物中的代表性。不少人认为七巧是人性恶的典型，对金钱的贪婪是导致她人性、人情扭曲变态的主导因素。其实，曹七巧并非是一位完全具有否定意义的典型形象，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人性的善恶美丑，并且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她的悲剧首先是封建家族制度的悲剧，她爱情的悲剧，与其说是她的情欲和金钱欲之间的冲突所致，倒不如说是她对自身和家人生存问题处心积虑思考之后无可奈何的选择。本文拟从七巧的悲剧性进行阐述，并借此说明张爱玲笔下众多传统女性人物形象命运悲剧的最终源泉。

一、人格善恶美丑的统一

从道德的角度看，七巧无疑是一位丧失正常人性人情的疯狂而又自私的女性形象，“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死了她。”由此看来，七巧没有太多的伦理意义上的价值，但假如我们从审美的视角去审视她由美到丑的变化，或许会感到她又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人物。

曹七巧本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子，“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衬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少女时代对爱情渴望的纯真美好的梦想被其爱财爱权的兄嫂给打破了，当她的爱情幻想破灭的时候，她被兄嫂做主嫁给了姜府的二爷——

—一个患有软骨病的男人做姨太太。以姜二爷的残疾要想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名门小姐做正室是不可能的，娶了偏房而长期没有正室，始终不是个事，为了能让她安心地服侍二少爷，所以索性聘了七巧做正室。正是这种买卖式的婚姻无情地将其送入了“人间地狱”，由于她的出身、谈吐使得她在婆家的地位非常微妙尴尬，表面上是名媒正娶的姜家二奶奶，佣人们一口一个“二奶奶”，姑嫂们嘴上叫“二嫂”，但实际上她只是个服侍二爷、给二爷传宗接代的麻油店卖麻油的，佣人们对她嫌恶得很，打心眼里瞧不起，而姑嫂们对她嗤之以鼻，惟恐躲之不及，老太太对她则更是不屑一顾。

七巧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和对这种没有任何感情作基础的婚姻的变相发泄与报复导致了她在姜家所表现出来的牢骚、粗俗和不近人情。由于她在姜家精神上备受折磨，因此她无法在感情上原谅伤害她的

人性的代价

——

—从曹七巧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传统女性人物形象

李中明

摘要：对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评论界历来众说纷纭。从其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入手，分析曹七巧人生悲剧形成的原因，说明以其为代表的张爱玲作品中众多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人性的悲剧，而更多的是生存的无奈与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人物形象；曹七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0）05-0109－03

作者简介：李中明（1969-），男，江苏姜堰人，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泰州225300）中文系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9-10-16

哥哥，对姜家更是从骨子里充满仇恨，她在失意之时对少女时代男女间充满情趣的诗意怀念表明她对理想爱情生活的渴望，但传统的道德思想的枷锁使得七巧对自己的婚姻在无奈中又有了认可，既对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有难以诉说的哀怨，却又履行为妻为母的责任和义务；既对由此给自己带来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深感委屈，又同情身患不治之症的丈夫的不幸。她富有青春活力的生命与没有半点人气、类似植物人的丈夫恰成鲜明的对照，她以常人少有的耐心度过生命的分分秒秒。对她而言，丈夫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生命存在，在他而前，她无法排除自己郁积的愁苦，更不必奢望情爱的生命体验，她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几年如一日“衣不解带的服侍他”，她多么渴望家人一点点的理解与安慰，然而，看到她的不幸，姜家所有的人有的只是幸灾乐祸的嘲笑和挖苦，长期以来这种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上的苦闷导致七巧由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畸形和变态。

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七巧，现实使她必然被残酷地拒在那至善至美的爱情大门外，她的情感世界只有一片荒芜，苍白冷寂，没有所渴望的卿卿我我、缠绵的柔情，也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更没有望眼欲穿的急切期盼和魂牵梦潆的依恋，爱情是没有多少指望了，七巧退而求其次，只羡慕那“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可这正常的欲求也难迫寻，她像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此时的她是一个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她的悲剧命运使她爱的权利和青春、幸福被残酷地剥夺了，心灵世界冷漠、孤寂、焦虑、痛苦，其生存状态是不符合人性的。七巧不甘于做姜公馆“鲜艳而凄怆的标本”，渴望过属于人的有情爱性爱的生活，她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或大胆挑逗，或威胁恐吓捅破小叔子的“假撇清”，或哀婉恳求“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不好，难不成我跟了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光，沾都沾不得?”为了按奈她自己的情欲，她进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正是这些幻想，给七巧压抑窒息的囚禁生活罩上了理想的空灵的花环，给她自己死寂灰暗的心灵投下了一缕阳光，成为她追求的动力。同时，也是她生存的支柱和逃避现实、摆脱苦难的方式，尽管生活如此痛苦，可七巧的心却未死，她心中的情感冲动和幻想本身就是对不公正命运的反叛，是她迟暮心境中射出的一星过时的青春火花，揭示出深深埋藏在她潜意识里的人性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第一次求爱被小叔子拒绝了，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因此，第一次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后，她面对春风满面向她倾诉爱慕之情的小叔子时，虽然她也心笙摇荡、心醉神迷：“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爱情唤醒了七巧人性的复苏、良知的觉醒：“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要注定她和季泽相爱。”然而，七巧在这期待已久的爱情面前却权衡再三，最后终于主动拒绝小叔子的示爱，因为她必须首先为生存为经济权的获得而奋斗，她要保住她惟一实在的东西。她越是压抑自己，她情欲的要求愈是强烈，对男女间的接触越发敏感，进而于无可奈何之时在她惟一可支配的男人——

—儿子长白身上寻求变态的满足，故意整夜让儿子陪伴她，她看不惯女儿热恋中的情感流露，似是有意又似无意地向女儿的情人暗示其有过的烟瘾，从而在虐待他人的同时平衡一下自己精神上的扭曲和变态。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七巧身上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常态和变态，人情的难以言传的复杂内蕴，人格善恶美丑的有机统一，她无疑是作家张爱玲笔下最成功的艺术典型。

二、人性的悲剧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2］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的看似和鸳鸯蝴蝶派有些相通的文章，审美风格却大相径庭，她以天才的敏锐走入那幽暗的无意识的世界中，去探寻那块没有阳光地带的人性真实的风景。如果说曹七巧的爱情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生存的悲剧，那么，她性格的由常态走向变态，由美向丑的转化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得不到满足，即性压抑。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性是人类的本能和动物性的一面，是生奋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性权利是人的完整人性和完整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必经阶段上的表现。性意识一定程度的满足，至少成长环境的相对宽松和谐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七巧生活在“灭天欲”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和欲的权利，而人的多种需求和情感欲望、正常的性意识受到深度压抑，会造成“人格固定”，即人格始终停滞在自然性的满足这一点上，而无法上升到社会性，从而导致心理危机、人格丧失和行为变态，致使美好人性遭到彻底毁灭。七巧正是这样由被食、自食到食人的一个异化［3］。

由于丈夫的软骨病，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昼夜护理照

顾丈夫！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压抑到最低限度，然而愈压抑愈得不到满足，于是就把这种对“性”对“欲”的要求转向了小叔子季泽身上，她向季泽挑逗遭到拒绝给她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感情创伤，情欲的压抑并没有使七巧的自然欲望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刺激了她的性心理，她去吞食他人的幸福或用他人的生命抵偿自己逝去的青春爱情，完全扼杀了人性。她让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地陪她烧烟泡，打听儿子媳妇的隐私，不让儿子与媳妇同房，而且想方设法在众人面前取笑、羞辱，致使媳妇不堪忍受，病倒在床，接着她又折磨儿子的小妾，逼使她吞生鸦片而亡。她残忍地夺走儿子的幸福，对于女儿长安的折磨，更显出七巧的阴险。长安上学，她以小事为由不断侮辱女儿，使女儿自觉无脸见师长、同学而辍学，女儿的婚姻由于她的故意挑剔找不到合适人家，而当长安与童世舫相爱相恋并定婚后，她妒忌女儿的爱情，不断拖延婚期，并对女儿的待嫁心加以冷嘲热讽，终于使女儿被迫解除婚姻，被迫与对方保持友谊，七巧得知后恶毒地撒谎长安抽鸦片，葬送了女儿终身的幸福。

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七巧，她的人生阅历、个人情趣和自我修养都与名门闺秀的嫂子、弟妹有着很大的差距，处于明显的劣势，她身上强烈的自尊和骨子里的自卑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她由对嫂子弟妹的出身、婚姻、人际关系方面的优越感羡慕逐渐向妒忌转化，她越是跟人攀比，越感到自身生存状态的恶劣，使她将郁积在心中的无名的怨恨和委屈转向了无辜的人，她的不通人情世故与其动辄向他人攀比的心态惹得本来对她有好感的人也无法忍受她的牢骚。这样，她的自卑与自尊无法取得相对平衡，结果她只能将自己的怨恨转向比她更弱的人——

—即便是她的亲儿女，以使她的畸形变态的心理得以自欺式的平衡。七巧的妒忌、性的变态都是人性的悲剧！

三、曹七巧悲剧命运的根源

从七巧的生命历程来看，她的命运无疑是悲剧性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其推向了不幸的深渊呢?很多研究家更多地强调了金钱对七巧的影响，却相对忽略了造成其悲剧的主要原因——

—封建家族制度。七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被哥哥卖进了姜公馆，做了姜二少爷的夫人，其兄曹大年为了贪图富贵竟拿妹妹一生的幸福——

—婚姻作为代价，让一位健康活泼的少女去服侍残疾人并以此度过一生，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本身决定了她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哥哥的安排。哥哥的贪图富贵使得七巧首次饱偿了人情的冷暖，娘家亲人尚且如此，婆家如何待她便更加让人寒心。老太太接受七巧做儿媳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换来了一个健康的媳妇，很明显做成这场婚姻交易的直接因素是双方家族各自的利益。婚后，丈夫的残疾导致了夫妻关系不正常，七巧正常的性欲得不到满足，愈压抑，愈无法控制，造成了她一种无法自抑的疯癫状态。她在难以排除内心苦闷之时有意无意染上了烟瘾，希望借此消愁解闷，老太太知道后“有意的装不晓得，照常地派她差使，零零碎碎给她罪受，无非是不肯让她抽个痛快罢了。”婆媳间缺少正常的关心和理解，有的只是故意制造的痛苦和残忍。而在妯娌间的相处中，使她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和孤独，尽管她努力消除她们之间的距离，但仍然有着一道厚厚的情感之墙堵在她们面前。在姜家，即使七巧出于善心为他人做点好事，也会无一例外地招致众人的误解和怨怒，她真正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酷。七巧身上纵有千种人格的缺陷，然而，最终将其推向悲剧的无疑是吃人的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

其次，笔者认为七巧命运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自身的性压抑。对七巧来说，从麻油店走出进入姜家，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牺牲品，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在这个封建家族里，她面临的不仅是有软骨病的丈夫，更多的是封建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七巧为了自身的生存，出卖了自己的爱情和理想，有了对金钱的执着和追求，这有其合理性，毕竟，生存权才是首位的。而面对金钱和爱情不能兼得的冲突，她并未对爱情置之不理，在还未分家前，七巧表现出对爱情浓厚的兴趣。由于与丈夫的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她不由自主地想投到季泽的怀抱，使自己的性意识得到解放，那时候她没有怪季泽挪用公款，反而劝其珍重身体，而季泽也体会到了七巧的真情，只是担心自己可能受到各方面的谴责而没有接受七巧。由于七巧受到了季泽的冷落，才转而向大嫂发起牢骚：“一味的叫我们省，省下来的让人家拿去大把的花，我就不服这口气!”在下半部季泽登门来找她时，她特地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上紧上一条玄色铁线沙裙，而当季泽向她表白时，“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但是，就在转念间她想到了自己的钱，于是在情欲和金钱之间的激烈搏斗和考验中，金钱占了上风，或者说是生存占了上风。一方面，固然有对她自己以青春、生命作牺牲换来的财产的珍重，同时，也是对自身和孩子生存保障的本能保护。然而，就在她压抑了自己爱情的那一片刻起，她扼杀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人性，导致了以后她的儿女长白、长安两人的悲剧。一些研究者认为，最初她被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锁住了自己。他们认为悲剧是七巧自作自受的结果，将

（下转第116页）

其后果强加于孩子的七巧作为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试想七巧如果接受了季泽的爱情，那么七巧便会上当受骗，不仅在情感上受到伤害，并且在其赖以生存的金钱上也会受到欺骗。由此可见，七巧对于这种没有感情作基础的爱情的放弃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七巧的爱情悲剧是生存的悲剧，更是哪个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张爱玲笔下的其他传统女性人物，最终

都无法挣脱哪个时代给她们捆上的重重命运枷锁，她们的命运，注定是笼罩在生存压力下的悲剧人生……

参考文献：

[1]马玲.人性欲望的女性悲剧：试论张爱玲小说对旧中国病态

都市女性的艺术展示[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

[2]钱志燕.从个体经验到文本创作的女性主义倾向：试论张爱

玲的小说创作[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2）.

[3]代晓冬.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四川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上接第111页）

的钦佩么？”［3］55其实丈夫只是说不应该，并没有说为什么不应该，倒是妻子，以反问的方式道除出了原委，是由于她已经结了婚的关系。由此证明她潜意识里是有婚姻约束这个概念的，而她就是故意要打破这种约束。因为在她的思想里，传统礼教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人们内心欲求表达通路上的重重阻碍，妻子就是要以亲吻客人的“动”来打破婚姻束缚的“礼”。

二、人物自身的矛盾

妻子是一个过于理想主义的新女性。在她看来，这一吻客人的要求是崇高的、神圣的，并不是轻薄的、无聊的。她要丈夫看着她这么做，也是想通过对夫妻间这种约束关系的解构来迫使丈夫认同她的行为进而与她达到精神上的一致。但这似乎带有“强迫认同”的味道。妻子忽略了一点，客人在与她思想迥异的丈夫眼里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与她有着性别差异的男人。所以，这一吻之请的提出在丈夫和与丈夫同一层面的观众看来却是过于唐突和荒谬的。妻子越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在别人眼里就越是可笑和荒谬。她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证实自己思想的崇高，但在别人看来这种极端的方式却恰恰消解了她思想上的崇高性。事实上，妻子也并非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可以丝毫不受世俗的羁绊。

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个体”和“群体”两种心理。个体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周围的事物和人，不管是于他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敌对的还是帮助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心理就会合理地扩展成为群体心理。“我们意识行动是在心灵中主要由遗传影响所创造的潜意识基质的结果。这种基质由代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所组成———构成了一个种族天赋。”“在群体中，个体的特定习性被湮没了，相应地，他们的个性也消失了。种族潜意识显现出来；异质的东西被湮

没在同质的东西中。”［4］49剧本中的妻子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新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在“酒后”这样一个氤氲的特殊氛围促使她的个体意识急剧膨胀，提出一吻客人的要求。但在丈夫有意无意的以退为进的言语刺激下，所有潜在的传统、道德、良心等群体意识潮水般冲击而来。所以当丈夫真的同意她的要求，同意她去亲吻客人时，她自己反倒胆怯和害怕了。此时的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她没有勇气彻底冲破传统礼教、世俗眼光的羁绊；退，又不甘放弃好不容易争取而来的表达意志的自由，从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刻，客人的意外惊醒巧妙地化解了这种尴尬，妻子的要求也化成泡影。

戏剧在这里落幕，留给观众回味的是：这样一段酒后的似有似无的插曲究竟有何意义？丁西林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正面的新派人物，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都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外面的社会虽然动荡，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较为舒适的有一定水准的安稳生活。《酒后》中的夫妻也是这样一类人。丁西林在作品中展现了这些新派人物身上的“瑕疵”。这种“瑕疵”我们可以理解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种新旧对峙、激旧扬新的时代中往往是那些新派人物自身所难以察觉的。或许作者正是想通过这样一出构思精巧的，近乎“无事”般的喜剧向人们阐释理想主义光环遮蔽下的真实人性：人永远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存在，人应该是既神圣又低俗、既高尚又卑微、既英勇又怯懦的。

参考文献：

[1]吴启文.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M]//孙庆升.丁西林研究资

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2]苏国荣.戏曲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3]丁西林.酒后[M]//丁西林剧作全集（上）.北京：中国戏剧出

版社，1985.

[4]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M].刘烨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