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与快_现代性与女性写作_兼论陈染的小说

作家作品研究

痛与快现代性与女性写作

兼论陈染的小说

董 瑾

二十世纪是中国全面接触并启动现代化的时代。世纪初,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的觉醒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而人的觉醒的过程恰恰是现代性与中国遭遇的过程。世纪末的今天,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促进了我们对现代性本质的全面的再思考。在书中,作者着重指出了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相互塑造的关系:“在塑造人们的自我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自我的确立与整个社会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自我既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同时也不是与外部世界毫不相干的独立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实现有赖于自我的实现与自我的把握。现代性的本质是对制度与自我的反思,而自我认同(依照吉登斯的定义)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因而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性实现的必由之路。

循此思路,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会

发现在众多显性主题之后,若隐若现存在着“现代性”这一线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读新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时体会到相当异样的感受。小说以狂人,也就是疯子的经验与体验为内在参照反思现存制度,在压抑、恐惧与不信任(怀疑)中体味到“生存的孤立”和环境的困窘与威胁,这种反思性的建构实际包含了现代批判理性精神与创新精神。同样在我们观照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尤其是在大的文化碰撞、激烈的社会变动与思想转型时期的女性写作时,也会发现同样的问题。

自我认同(iden tity)不仅与现代性息息相关,而且更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强调,自我认同并非自我意识的终极目标,而是出发点。女性在讲叙自己的故事、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实际也是进行文化叙事。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问世。年轻的丁玲,内心充满着热情、憧憬与焦躁、盲目、苦闷的丁玲,第一次以细腻的笔触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人生道路上的内心冲突。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我以为并不在于其心理描写的手法,甚至不在于莎菲于性爱矛盾中所表现出的灵与肉的抉择(这方面还有更早的郁达夫的《沉沦》),最重要的在于莎菲作

为经“五四”洗礼的新女性所进行的自我审视、自我认同:无论是对凌吉士的鄙视,还是对周围庸俗、污浊环境的厌恶以及对自我的剖析,无不显示了莎菲作为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个过程仿佛一把双刃剑,小说中写道:“足足有半年为病而禁绝了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病痛与酒仿佛誓不两立,如今却要互为凭借,要凭借酒来体味那种痛到极处的淋漓之感,仿佛要撕扯自己的血肉乃至灵魂,杀出一条血路。

较《莎菲女士日记》稍晚些时候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组信,被一位香港文学史家评价说:“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丁玲的信与莎菲的日记互为佐证,使我们洞悉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内心历程。日记等是女性创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形式,从日记的文体特点出发就会发现它之所以受到女性作家的青睐在于女性作家(无论是二十-三十年代的或八十-九十年代的)创作的起步往往是赤裸的情感自白,是最原发状态的情感的诉求,这种小说人物的个性模糊,充满着情绪化及感情的流溢,不太注重讲故事(哪怕是个好听、动人的故事),也不太刻画人物,小说最好的切入点往往是人物的心灵。对自我内心的解剖痛苦而痛快,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快感。女性写作这把双刃剑,它挥舞所到之处不仅指向传统文化与现存体制,同时还要更多地撕扯自己的血肉乃至心灵。这表明现代性的反思已深化到自我的核心位置,同时也表明现代性问题对于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与生俱来的,它之于女性写作的意义是无可选择、无可逃避的。

现代性问题是本世纪缠绕中国人最多的问题。现代性与中国遭遇后,即产生了种族、国家、性别等方面的变异。二十-三十年代现代性话语往往被爱国话语所掩盖。正如有文指出的,《沉沦》等小说刻意突出爱国话语而掩饰其私人话语。而现代性的最显著的表征自我认同往往似隐似现。这就是今天我们重读《莎菲女士日记》与《沉沦》所得到不同感受的原因。《莎菲女士日记》更侧重于自我的确立,而《沉沦》(至少是表层上)更侧重于在自我经验的外层套上一个爱国的光环。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自我经验、自我体验,而恰恰是这些东西反映了二十世纪现代性对人性思想精神领域的深度拓展。

本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女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同时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与诡谲的女性生活场景与经历,较之莎菲的痛苦的探寻姿态,黛二(陈染小说主人公)的选择更加迷离。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可视为对现代性的全面探索。

本文拟以陈染的小说为个案,集中探讨九十年代大陆主流女性作家写作中所体现的现代性征候。

1.痛苦与漫长的自我认同过程

陈染在小说《角色累赘》中写道:“所有的问题,最终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用卡尔・罗杰斯的话说:他们都在问我究竟是谁?我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当一个人长大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要摆脱别的眼睛而造就出来的他,离开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当这种愿望与现实抵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类永恒面对的困境。”

因此陈染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黛二还是什么别的女人,都充满了迷惑、怀疑与痛苦,有时表现为焦虑与心理困扰。这种焦虑与困扰大多不是对金钱、名誉等的欲望(这一点并不像池莉《来来往往》一类的世俗白领小说中充斥着现代商业气息,在酒店与别墅之间演绎着人生悲喜剧),有时甚至不是对男性的欲

望,而是挖掘与显示自己欲望的可能、欲望的能力。这种对自我潜在能力的挖掘显示了自我认同的过程,这种过程在陈染笔下显得反复、痛苦与漫长。

与传统女性所具备的坚定、深远、屈己温柔等美德不同,陈染笔下的女主角美丽而忧郁,孤独而无助,常常沉湎于内心,玩味一种病态的柔媚与冷艳,属于冷凝寡欢的林黛玉式(黛二可否视为林黛玉第二),完全摒弃了世俗式的自为、热闹与强旺,呈现出一种自我纠结、迫仄的症结。自我认同的渴望来源于人物自身具有的深层的不真实感与漂泊感。黛二们一般拥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童年:充满着冷落、背叛、孤苦无告与对世界与自身朦朦胧胧的认识,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成为女人的仪式性的命名式中,也不断地重温着那段经历,与往事无法告别,与现时无法相融。不真实感表现为主人公的强烈的怀旧情绪和对现实的茫然与抵触。“我是一个惟独没有现在的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残缺。而一个没有现在的人,无论岁月怎么流逝,她将永远与时事隔膜。她视这种隔膜为快乐,同时她又惧怕这种隔膜。所以,她永远只能在渴望孤独与逃避孤独的状态中煎熬。”(《与往事干杯》)在小说中,梦境与现实混淆,梦、幻想、空想比比皆是。梦既是一种潜在的欲望,同时也是对现实逃避的方式。在带有“梦”、“假想”、“潜性”与“卜语”字样的标题下,我们读到一种神秘的、幻象式的审美,怀旧情绪显示了内心深处对现实的疏离与恐惧之感,因为无所恃、无所本,久已逝去的童年与少年时光虽不免有老照片式的荒凉败落,但隔着现时去守望时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在回顾过去当中,确立了现时自我的位置。这种“返回早期经验”并不表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过程发生危机(比如失恋或下岗),甚至并不局限于生活本身,它显示了自我认同以一种与自我社会对立的方式出现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陈染早期小说的主人公都有一段短暂的异国它乡的生活经历。在背井离乡中重温着怀乡梦的主人公如断线的风筝,有一种漂泊感。而回到国内,“她感到自己像一株被遗弃在人流之河的堤岸旁的孤树……她看到每个面孔都是一个城堡,她被夹在无数城堡之间倦怠不堪,忧伤自怜,像个真正的傻瓜。她再一次感到某种真诚的东西正与她无可奈何地慢慢远离……”(《无处告别》)无根的漂泊与有根的被遗弃,这种置换显示了作者的思考不仅仅着眼于种族与国家,而是转向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人的问题。自我所面临的情境的多元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情境:即漂泊感与孤独感源于一种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恰是信任的反面,这印证了吉登斯所言“本体安全感的丧失”,“本体安全性的架构的易于破碎”,信任的危机表明个体信心的丧失,表明对外在世界的稳定与自我完善的认同的质疑。正是由于童年的基本信任的体验的不具备父母的离异使得童年的主人公缺乏保护,心理没有注射抵御孤独的情感疫苗而显得敏感、脆弱。“阳光比我设想出来的所有的情人都更使我感到信赖”(《嘴唇里的阳光》),《空心人诞生》中的小男孩正是如此。由于父母的离异,小小年纪的他便处于一种警觉当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潜藏的威胁,常常表现为易惊惧,心事茫茫,饱含沧桑。“他那颗还是十二岁的对世界充满不安感和恐惧感的心,响得像急急的铜鼓。”这种由于没有信任引发的情感断裂隐含了自我认同的障碍和自我认同的激发力两个层面:一旦不能走出童年的阴影,便会陷入焦虑、忧郁、自恋、精神分裂乃至死亡的幻影中;但是这种时间经验中的断裂也有助于激发个体去探索新的发展空间,重新发现自我,建立新的自我感与认同感,达到重塑自我的目的,这后一种情境便是现代性社会加之于我们每个人的,一旦把握了这种主动干预过程,便会积极地适应社会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