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建军

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到了如果不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不能应对“入世”挑战，就不能保证持续高速增长势头的转折时期。及时有效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把握产业调整的方向，而方向识别的关键在于对目标模式特征的把握。本文将以浙江省为中心展开讨论。由于沿海高速增长地区诸省在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我们认为，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对整个中国沿海高速增长地区都将具有普适性。
浙江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到了第二产业部门，但是第二产业内部各部门的相对变化较为缓慢。七八十年代，浙江省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业。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纺织、机械（包括电机）和化工这三大工业部门的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浙江省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需求结构的变化缓慢，其二是供给结构的变化缓慢。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将长期存在。统计资料显示，当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浙江省，都还有40％以上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这表明劳动力过剩的格局还将长期存在，中国的供给结构的变化过程和需求结构的变化过程一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国际分工结构的影响也对中国和浙江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越来越深刻地和国际产业分工网络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在技术、经济以及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包括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已经在主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国际垄断格局，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就被定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领域，中国虽然也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但是这些来自海外FDI几乎都是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的出口也有长足的进步，但主要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产业发展格局主要趋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迅速发展，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却遇到了外资企业的有力竞争，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困境。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也影响到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凡是和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又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区域，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这主要是以轻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沿海区域；相反，以重化工业为主要产业的中部一些省区和东

北、华北的省区经济
发展就不那么好。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会在很大程度上诱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浙江的产业结构能否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资本，而在于投资主体。市场体制的改革决定企业将成为投资主体，也就决定了投资决策的分散化，这会影响浙江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在产业发展上，一般的规律是过去的路径制约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的资源优势是拥有众多的企业家资源，但多数企业家还是缺乏学习过程磨练的原始企业家；与此相适应，浙江的企业组织结构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角，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样的经济结构将导致投资决策的分散化，这对企业适应需求多样化的下游产品的市场竞争是有利的，但是要形成以规模效益为主要竞争力的重化工业就有不利的一面，除非由政府出面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投资。但这种可能性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几乎已不存在。由此可见，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难以成为浙江产业结构进步的方向。
浙江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我们认为，由于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国际、国内分工结构的变化，在“十五”期间和21世纪头10年，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将呈现一种复线型的多元发展的格局，即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其特点是都是立足于浙江省乃至中国的资源结构的优势条件，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发展方向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技术密集、劳动知识密集产业演化和升级。浙江仍将维持大量的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其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将不断缩小。从全国来讲，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必将面临经济后发地区更加有力的竞争。在21世纪前期，类似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还不能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仍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争夺中低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那么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认为，在“十五”期间及21世纪前10年，浙江省将电子设备、服装、医药以及电机产业和IT产业等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适宜的。这些产业的基本发展特征是与多元化、国际化和知识经济化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相吻合的。
我们对多元化、国际化和知识经济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特征作进一步的论述：
（1）多元化是指产业发展的形态是呈多元状态，其基础是充分利用多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相同的时期，在相同或互相关联的产业群

内，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技术密集型
和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是由浙江的发展资源结构所决定的。浙江不是一个独立的宏观经济单位，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与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由于人口众多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资源结构是多元而非单元的。中国有丰富而低成本的劳动力，从中国包括浙江都还有40％以上的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可知，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将会持续很长时期，中国也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熟练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不仅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多数新兴工业国和地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发展，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中国劳动供给的多元化优势决定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的进化状态会跟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基本是单线型的，而中国是多元型、复线型的。以多层次的劳动力优势为基础的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将使浙江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合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综合利用跨地区的资源，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供了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平台。
多元化不是没有重点的全面发展，而是在若干产业或产业群中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以电子设备和服装产业为例，一般电子设备组装产业和中低档的服装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包含自主研究开发在内的相对完整意义上的电子设备制造是劳动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样，具有品牌性质的高品质服装制造也是一种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和服装业相关的服装设计、广告策划则是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
(2)21世纪前期浙江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特征除了多元化之外，国际化和知识经济化是另外两个特征，浙江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浙江应该在国际、国内的产业分工结构中定位自己的主导产业，这就是国际化的意义。浙江没有必要去追求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没有必要去追求建立完整的产品生产的流程体系，而应积极地在国际国内产业分工链中寻求适合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产业，浙江有许多中小企业，一定要将这些中小企业发展成为小而全的“小巨人”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鼓励这些企业“走出去”或者“请进来”，主动和国内外大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分工合作，在国际、国内的产业分工链中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成为“小而专”、“小而特”的专业化企业。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市场敏感的企业家，领导着一大批具有专业化水平的、具有个性特色的

中小企业，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准确地把握自己的角色，形成自己的集团、群
体和特色优势，这可以成为浙江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
（3）知识经济化是浙江产业结构优化的第三个目标特征。这是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富有时代特征。浙江发展软件产业虽然在某些方面，如专业人才的集中度比不上北京、上海，但是浙江有浙江的优势，浙江企业和企业家具有更多的经营资源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具有开拓市场的优势。IT产业不仅需要专业人才，更需要企业经营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任何一种产业，开拓市场是最重要的，发展IT产业，发展软件产业同样也是如此。这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发展软件产业的经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发展程度据说只相当于中国偏远省份的省会城市，但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就数印度的软件产业最发达，这与印度有丰富的软件人力资源有关。但是印度软件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印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软件产业完全依靠开拓国外市场，而印度公司在开拓市场方面的努力和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印度软件产业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浙江企业应该可以做到的；还有，发展软件产业不仅需要高级人才，而且需要更多的软件基础人才，需要有一个适合开发软件的人力资源结构。中国软件企业代表团在考察了印度的软件业后得出结论，认为：固然有些软件是需要一两个软件高手来编程的，但是大多数软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就是“软件蓝领"。印度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基础技术人才，才使其在过去的10年发展中后来居上。这种软件基础人才，或者说“软件蓝领”正是中国目前最缺少的。浙江的软件高级人才资源也许不如北京上海多，但是浙江可以从印度经验中获得启发，从开拓软件市场，从培育并形成合理的软件开发人才结构入手，发展软件产业。在这方面印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印度发展软件产业，除了大学里培养出一些高层次的软件人才之外，民间的电脑教育公司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印度有一家名为APTECH的电脑教育公司，在印度有1030个培训点，每年培训近100万电脑技术人才。据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培训机构培养出大量的能够编程的“软件蓝领”，才使得印度的软件企业可以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推动了印度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
随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加入WTO后的国际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整合过程的加快，以及多年发展的累积效应，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沿海高速增长地

区将进入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时期，21世纪头10年浙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及目标模式特征应该是：多元化、国际化和知
识经济化。IT产业、电子设备、服装、医药以及电机产业等将成为浙江第二产业部门的主要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1年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