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_建安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

2006年第6期No.6,2006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 I ANG　S OC I AL　SC I ENCES

2006年11月

Nov.,2006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①

□　胡　旭

内容提要　汉末、建安时期,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使文学观念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递嬗。文学体裁与此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辞赋和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文学进一步向性灵化方向发展,抒情、娱情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旨归;文学逐渐远离正统观念,世俗化倾向非常显著。

关键词　鸿都门学　文学观念　嬗变

作者胡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厦门　361005)

东汉中期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式微,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向自身复归。汉灵帝时期鸿都门学的成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振兴运动。鸿都门学的文艺观念是汉灵帝借助政权大力推行的,符合汉魏时期文艺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因而尽管遭到一些儒者的反对,实际上却是深入人心的,这是鸿都门学蓬勃兴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随后的曹操、曹丕父子以及其他的建安文人,在继承鸿都门学文艺观念的基础上,又将其发扬光大,建安文艺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切体现在文学上,是曾经甚嚣尘上的“经训讽喻”话语遭到排斥,辞赋、尺牍、小说等文体得到大力提倡,而且风格倾向于“连偶俗语”和“道听途说”。如果将两汉经学极盛时期的文学观念与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观念进行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是对前者的一场革命。

一

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正统性,在强大的极权政治和经学思想的控制下,文学始终处于属从的地位。以辞赋和散文而言,都以强调“经国”为主,大一统思想严重压抑了文学的主体———人的自身,这正是言情写志的诗歌走向绝境的重要原因。只要看一看此期文学中那些堂而皇之的经训讽喻话语,就能看出其时文人性灵上的蒙昧和精神上的窒息。鸿都门学是明确摆脱或违背这种创作观念的,正如反对者攻击他们时所说的那样,“下则连偶俗语”,“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后汉书・蔡邕传》),看起来似乎俗不可耐,实际上则体现出文学变迁的重要信息:文学逐渐从政治和思想桎梏下那种千篇一律的创作僵局中走了出来,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即大量地表现人、人的真实情感、人的世俗生活、人生的丰富、世情的复杂。这些内容为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与前期文学相比,汉末、建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裁的多样性。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②这里“东汉”的说法,显得宽泛了一些,事实上各种文体的长足发展,主要是在汉末、建安时期。东汉时期出现的文体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其中许多文体都是在汉末和建安时期正式定型的,标志性的作品也基本出现在这一时期。《文心雕龙》论述各体文学时,总要列举一些榜样性的作品,其中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鸿都门学很注重辞赋。而辞赋在以蔡邕为代表的儒者眼里,被视为“才之小者”。那么他们认为的“才之大者”是什么?显然是经术。即便指文学,起码也是那些义尚光大、润色鸿业的大赋。那些“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小赋,遭到儒者的蔑视和打击,其实是正常不过的。然而,事实上这些小赋从东汉中期起,就在文人创作中开始复兴。比较一下张衡的《归田赋》和《二京赋》的语言,会发现一种巨大的雅俗之变。可见文学走向通俗化,早在鸿都门学之前,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蔡邕自己就是辞赋走向通俗化的一个典范,他以《短人赋》为代表的辞赋,与他所抨击的鸿都门学之作相比,无论在题目,还是题材,抑或语言,乃至文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才是道道地地的“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这只能说明,即便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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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统儒者自居的鸿都门学反对派,实际上也不自觉地从事着鸿都门学学者喜好的那一类创作。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夫文赋亦未必为道之所贱也……夫蔡邕者,亦尝从事矣。而斥之俳优,将无过乎!”然而,汉末文人尽管深受鸿都门风的影响,但在辞赋的实际创作和个人的思想旨归上还显得比较矛盾,他们的心灵毕竟承负了太多的教化、道德、伦理等使命的重压,一下子很难全部卸却。与其相比,建安文人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鸿都门风几乎是全方位地接受了。在众多建安文人的眼中,辞赋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文体,是他们驰逞才华的重要手段。曹丕把辞赋与诗、奏、议、书、论、铭、诔等文体等量齐观,评价当时的文人时,把辞赋创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己引以为豪的创作也是书、论、诗、赋。许多文人以辞赋创作自矜,“才之小者”的说法在建安文人的文学价值观念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要说王粲、曹丕、曹植等辞赋名家,连一向不以辞赋见长的陈琳都想在这方面一显身手③,司马相如及其作品成为此时文人心摩手追的对象。曹植是说过一点大话的,《与杨德祖书》中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但这并不是真的轻视辞赋。王运熙先生对此作过详细论述,此处不赘④。

辞赋在建安时期所受到的重视不仅表现于创作理念的更新,更表现在创作实绩上。撇开个性化的创作不说,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同题共作的辞赋不可胜数,如以玛瑙、车渠碗、迷迭、槐树、柳树、神女、寡妇、愁霖、大暑等为题的辞赋存在于很多人的作品中。这类辞赋,大多是以曹丕、曹植兄弟为首的建安文人,在各种集体活动中的“命题作文”。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的创作有一种被动性,但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倾向于辞赋这种体裁。可能主要原因还在于辞赋的描写功能极强,最能显示作者的才情。汉末建安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才情,加上鸿都门学和曹氏家风的熏染,又在那样文人云集的场合,炫博大约是非常自然的创作动力。这种情形,使辞赋创作为文人竞相标尚,辞赋的繁荣是顺理成章的。

西汉至东汉中期以前的诗歌创作很不发达。是哪些因素遏制了诗歌的发展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一统思想的钳制。诗歌是一种非常注重性灵的文学体式,需要活泼、灵动、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定于一尊的思想是诗歌创作的死敌。综观古往今来,大凡诗歌创作成就很高的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晚明等,思想控制都是比较松弛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适应大一统思想审美趣味的大赋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诗歌,将诗歌排挤到文学园地的旮旯里去了。这样的旮旯大体上分为两处,一处是宫廷,一处是民间,是社会各阶层中的两极。宫廷流行的楚声,原本来自民间,但随着作者的时位之移而逐渐雅化,且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唱。民间流行的自然是民歌,基本上是沿着《诗经》的方向继续发展。但东汉中期以前的民歌似乎也不发达,可见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不利于诗性精神发展的。然而,东汉中后期的诗歌创作却出现了新气象,民歌和文人诗创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民歌中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还是无名文人的“古诗”和“苏李诗”,抑或知名文人张衡、秦嘉、蔡邕、郦炎等的诗作,都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这种创作上的巨变,无不体现出文学审美趣味的巨大变化和广泛影响。

这种影响在建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煽扬,突出的表现是,以前偶尔有人写作的五言诗成为文人竞相创作的一种诗歌形式。刘勰论述五言诗在建安时期的迅猛发展时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⑤钟嵘在论及五言诗在建安时期的盛况时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卫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⑥类似的评价还有许多,充分说明五言诗在其时的文学殿堂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文学题材与体裁的长足发展,诗、赋等文学形式的备受关注,表明此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与以前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吟咏性情的纯文学逐渐开疆拓土,经过南朝时期的文、笔之争,终于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二

鸿都门学文艺观对汉魏文学观念的深层影响,是使文学进一步向性灵化的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首先是无处不在的抒情。辞赋中祢衡的《鹦鹉赋》,王粲的《登楼赋》,曹丕的《吊夭赋》、《感离赋》,曹植的《洛神赋》、《闲居赋》、《九愁赋》等都是抒情名作,其中几乎找不到什么讽谏之义,基本上都是抒发内心极其细致幽微的感受,可谓一往情深。作者关注的焦点就是人、人的情感、人的性灵,写作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感情寄托,与汉儒“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色彩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抒情原是诗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质,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歌在经历了板滞笨重的说教和素朴单纯的叙事过程之后,伴随着人和文的双重自觉,又回到了“诗言志”的正确轨道上来,诗歌的抒情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以“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显然是诗歌抒情的典型范例,由于其年代的含混模糊,我们还无法证明其与鸿都门学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汉魏之际的主要诗人的创作,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鸿都门学文学观念的影响客观存在且至关重要。曹操是汉魏世风变化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非常讲究性情的人,其诗大多抒发人生短暂的苦闷,功业难成的迷惘,壮心不已的豪情,直抒胸臆,荡气回肠。曹丕、曹植都深受曹操的影响,诗歌创作上基本上也都是以抒情为主,但比曹操更为细腻、丰富。曹丕的《燕歌行》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原因就在于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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