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仕的风度和生活态度

魏晋名仕的风度和生活态度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放浪形骸之外，崇尚自然，率性而为，追求人生的自由和无所羁绊。“竹林七贤”为这一时期名士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时代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生活态度意义

魏晋是一个“学者一老庄魏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更是以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由于这个特定的时代也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风流名士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从而他们的风度于生活态度也有别于其他时代名人文士。在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的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称为名士。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物外，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世事，也不论超然尘世、心慕隐逸,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其不可复制性，超越了魏晋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文化背景。其中，竹林七贤为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这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魏晋时代文人名士。他们生于乱世，却能坚持其固有的态度，其最主要者就是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前者指的他们的人生态度，后者是他们的处事方式。两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魏晋名士轻蔑名利、尊乎达生的人格精神。,嵇康的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过,刘伶的嗜酒佯狂、托体天地,王戎的嗜财爱物、明哲保身，阮咸的为人旷放，不拘礼法身,以及以王衍、乐广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的空谈经济、不务世事,等等,无不体现出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被处死前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有趣的是他与山涛志趣不同，因此作书与之绝交，但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还有就是也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遂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这就是魏晋士人，极为典型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我行我素、卑视礼俗任意而为。

达观、潇洒、风流和张扬的个性体现了魏晋文人的风度和生活态度。这种不太顾及世俗的礼数，乃至有意于违背传统的礼教规范，是内心真诚刚请的自然流露。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达观、潇洒、风流和张扬的个性，却又无法弥补他们内心深处的孤愤、悲凉与无奈，以及他们对生命、人生、社会的忧患。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达观潇洒背后有着一种埋藏于内心深

处的悲凉还有对现实的无奈。首先，他们看不惯现实的混沌污浊。其次，他们无力改变这种现状。那是一种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深层次的悲凉与绝望。于是，为了排解这种人生的悲凉，饮酒成为了他们排解的途径。他们把自己沉浸与酒乐之中，怅然抒怀。由于他们的这种独特的生活态度才使之形成了具有独特时代意义的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他们主张的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标识。

魏晋风度的形成,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名士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魏晋风度反映出了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惨烈的政治斗争令魏晋名士望而却步。名士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常常有忧生之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不约而同地朝同一方向迈进。

其次，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风度、生活态度，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出现了不少继承了魏晋遗风的文士。其中，晋代时期的陶渊明和盛唐时期的李白，可谓是真正得魏晋风度神髓的人。我认为他们真正地把魏晋风度作为一种人格范式来学习。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洒脱与自然是如此的微妙微翘，让人不知不觉地想贴近它感受它。就算是在当今复杂渡边的社会魏晋风度仍以它独具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