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当前库：人大2004年四季度文史类专题 (D4)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412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SOME WORKS OF THE CHUCI STUDY IN HONG KONG
CHEN Wei-shu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标题注释】本文为笔者于湖南理工学院访问讲座稿之缩写本，全文将收入戴锡琦主编的《屈原学大典》。在写作过程中，蒙黄耀ｋūｎ＠①教授、程中山先生协助，谨此致谢。
【作 者】陈炜舜
【作者简介】陈炜舜(1975-)，男，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楚辞学及明清文学。香港中文大学　中文系，香港
【内容提要】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粱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摘 要 题】先秦至六朝文学
【英文摘要】In the past five decades,a number of Hong Kong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in Chuci Study.However,a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status,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poor documentation,the research outcomes of the Chuci study in Hong Kong a little known.This essay outlines the situation of the Chuci study in Hong Kong,and reviews five representative works,so as summon the interes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vestigation in this field.
【关 键 词】香港楚辞学/黄华表/饶宗颐/林莲仙/梁简能/蓝海文
the Chuci study in Hong Kong/Hwang Hwa-piao/Jao Tsung-I/Lam Lin Sin/Leung Kan Nang/Lam Hoi Ma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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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集注[M].台北：艺文印书馆，196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两个方）下加土
＠②原字木加炎
＠③原字虫加分
＠④原字矢加（劐去刂）
＠⑤原字门内加岂
＠⑥原字吕加阝
＠⑦原字阝加非
＠⑧原字（彡加页的繁体）下加女
＠⑨原字女加（虎去几加乎）
＠⑩原字忄加詹
＠(11)原字日加希
＠(12)原字扌加契
＠(13)原字竹头加昆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4-0005-06
一、香港楚辞学研究概况
2003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学创校四十周年庆典讲座中，饶宗颐以校徽的图案——凤凰为讨论对象，将《诗·商颂·玄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相对应，指出玄鸟就是凤凰。独到的慧眼，除相待于深厚的学殖外，自也有赖对新观念认知、对新出土材料的掌握。而二十五年前，正是这位学者提出要建立楚辞学[1]。尽管《楚辞》的研究早自两汉已经开展了，但学术史上提出“楚辞学”的，饶氏则为第一人。清代及以前传统楚辞学的内容，基本上只限于一、二两项。而近世以来，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研究者也学习、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在深度、广度、高度、频度上皆超越了前代。
香港地处南海一隅，古称蛮荒。然自开埠以来，则人文荟萃，学林彦硕，往往来居。《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一直得到了香港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总而观之，香港楚辞学的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多，专书次之。专书方面，早在抗战时期，饶宗颐避居香港，因与钱穆论辩而完成《楚辞地理考》；五十年代迁港，又有《楚辞书录》之作。二书在楚辞地理学、楚辞目录学中，皆有首创之功。其后，黄华表任职珠海书院，有《离骚四释》，于文义之疏通颇有卓见。再者，余雪曼的《离骚正义》、何敬群的《楚辞精注》，亦梓于此时。六十年代，出现了楚辞学论文的结集，上海书局《屈原》、文苑书屋《楚辞集释》等，正当时皆颇具影响。七十年代以后，楚辞学研究更趋多元化，除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等仍采取注释的方式外，又有何广ｙǎｎ＠②的《汉赋与楚文学的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楚辞》的影响，常宗豪的《楚辞——灵巫与九歌》酌用了神活学、民俗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乃楚辞音韵学之专著。蓝海文以诗人的敏锐、学者的细腻撰构了《今本楚辞》。吴宏一师的《诗经与

楚辞》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楚辞》的产生、名义、编集与流传、屈原及其他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以流畅从容的文字选译了《离骚》、《少司命》、《天问》、《哀郢》等篇章；附录“研究书目”分为“入门书目”、“基本书目”、“参考书目”三类，诚可谓楚辞学之门津。此外，据悉黄耀ｋūｎ＠①亦将整理增订其楚辞课之笔记，予以梓行。除个人著作和论文集外，又有研究计划之成果。如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刘殿爵、何志华等策划和主持下，一系列的古籍逐字索引工具书正陆续面世，《楚辞逐字索引》即为其中的一种。
单篇论文方面，有些收进了个人论文集，如钱穆的《中国文化综论》、饶宗颐的《澄心论萃》、郑良树的《辞赋论集》、陈炳良的《神话·礼仪·文学》等；有些载入了大学、院系学报，如《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崇基学院学报》、《浸会学院学报》、《珠海学报》等；更多的是研讨会上所宣读者，如2000年夏，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与中国屈原学会、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联合举办“屈原学国际研讨会”，便得到香港学者们踊跃的支持。抑有进者，各大专院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中，以楚辞为研究对象者亦不乏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中，更有两篇以香港楚辞学研究为主题——徐诗韵《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屈原研究讨论文章之分析》及陈乐珊《五十年来香港楚辞研究论文资料分析》。再如黄志强的《王夫之〈楚辞通释〉研究》，即为其在新亚研究所文学组的硕士学位论文。复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与楚辞学相关的毕业论文即有十多篇，各篇论文分别涉及文学、文献学、小学、注释学、神话学、历史学诸方面的学理；而就楚辞学而论，则覆盖了词章、义理、考据、专人、专书、专说、文化、学史等不同的范畴。除却专文，部分内容牵涉楚辞学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吴淑钿认为五十年来（案：即1950年-2000年）香港的学术人口流动性颇大，尤其是早期，要为作者确认一个香港人的身份是困难的事。又因学术刊物出版园地有限，不少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发表于外地，造成纪录的隐蔽，要准确统计香港学者的研究资料实不容易[2]。这番话同样适用于香港楚辞学研究。国际楚辞学界对香港楚辞学研究的整体情况和特色不太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尚无人整理编纂一详备的“香港楚辞学著述知见录”。崔富章、潘啸龙主编的《楚辞学通典》、褚斌杰主编的《屈原研究》书末分别附有楚辞学著作及论文目录，但

对于香港地区相
关论述的着录则时有遗漏。徐诗韵、陈乐珊的研究既以单篇论文为主，本文则着眼于专著，选取五种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述评。
二、黄华表：《离骚四释》
黄华表，字二明，广西藤县人，1898年生（注：案：《楚辞学通典》作1925年，盖将“民前十四年”误作“民国十四年”之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美国留学归来后，长期供职于教育界及政界。五十年代后，先后担任香港珠海书院文史系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后赴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华冈教授。八十年代初期逝世。《离骚四释》即作者在香港所开楚辞课的讲义。根据王恢《校印后记》，此书写成年代当早于1953年。正文分释文、释词、释韵、释义四目。释文以王逸、洪兴祖为主；释词以朱子《集注》为主；释韵以龙启瑞《古韵通说》为主，陈第、段玉裁、钱大昕诸人为辅；释义以王逸、洪兴祖为主，黄氏之见亦时时附焉。此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据王恢钞本影印出版，首正文；次附录一，收《史记屈原列传》、《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叙》、《王逸离骚经章句叙》、《刘勰辨骚》、《洪兴祖论离骚》、《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序》、《朱熹楚辞集注序》八文；次附录二收论文《关于“屈原离骚”的几个问题》一篇；次王恢《校印后记》，纪录钞书、印书经过；次《壁山阁著作目录》。
郭杰论此书云：“就其体例而言，条分缕析，令人有别开生面之感。”[3]又谓“释义”部分在引述古来权威话说之后，多能提出一得之见，有时甚至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尤其注意结合《离骚》前后文义，相互照应，体会较为深刻，见解虽不新奇，却很厚实，至今仍不乏借鉴启发意义[4]。所言非虚。作者讲授诗古文辞，要多以传统文章家之方法切入，故《离骚四释》的“释义”最见功力，良有以也。在这部分，作者或提出论证、或分析文理，颇有所得。如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作者认为是在屈原遭襄王流放江南之后，于是在“謇吾法夫前修”四句后有详尽的讨论。综合此段，大抵可以归结三点：
一、怀王之时，屈原仍在楚廷，行动自由，当时的环境不可能令他萌生沉水之心。
二、比对《离骚》和《渔父》的文字，颇有相类之处，可见二者的创作年代比较接近，所呈现屈子的心情面貌也很一致。
三、《离骚》只述及怀王时事，但这并不代表此文即作于怀王时。
作者论断的方法，主要在于时代背景的分析、文辞的颖悟、以及对旧注的细心爬梳。
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也会参照其他古籍、其他论说，以作

出断语。如“惟夫党人之偷乐”一
章，按道：“言己之所以急于求进，不避祸殃者，为君国耳。太史公所谓‘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是也。四句证今。”从《史记》之陈述来佐证《离骚》原文。又如“昔三后之纯粹”一句，戴震《屈原赋注》中，谓“三后”为楚之先王熊绎、若敖、ｆéｎ＠③冒。此说出自汪瑷《楚辞集解》。“释义”按云：“戴说甚新，但恐非屈意。”虽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观其解后文“彼尧舜之耿介”章说“此章与前章，剖析治乱，何其甚明。”可知其论断是根据前后文而推出的。
对于章法的解析、微言的阐发、屈子心理的揣摩，是《离骚四释》的长处。如“惟草木之零落”一章，按云：“原未仕之前，盖已见怀王之失德矣。故一方恐己之不得用，一方亦恐君之遂老，不能用贤以致治也。”这两句一般都解作屈子对己身“老冉冉其将至”的感慨，而作者则认为是对楚王荒湎日夜的担忧，于意亦通，且更见人臣眷眷无穷之情。“前望舒使先驱”一章，按云：“以下三章，每章皆正反其辞。正者，原之所以求见乎君也。反者，君之左右所以蔽原使不得见乎君也……皆承上‘欲少留此灵琐’及‘将上下求索’而言，皆冀君王庶几复我也。”作者结合这三章，发现每章皆前振而后抑，如“雷师告余以未具”、“飘风屯其相离”、“倚阊阖而望予”三句，无不令前文气沮。可知屈子未得觐见上帝，不待司阍阻挠，前雷师、飘风已有征兆。此论体现了作者文章家的敏锐触觉。
至于“释韵”部分，郭杰认为“多引《古韵通说》，亦无甚创见”[5]。实际上，此部分虽本旧说，但作者的个人观点，也可览知。如“求矩ｙｕē＠④之所同”与“挚咎繇而能调”二句同在一章，而唐宋以后不能押韵，朱子亦以未详备考。《四释》则在此处眉注道：
按《韩非子·扬榷篇》：“君操其名，臣放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亦以“同”“调”为韵。屈韩约略同时，岂为学舌之误？又岂得屈韩并误？又屈韩异域，又不得谓之方言，甚显然矣。
短短数语，虽未由古音变化、韵部分合等方面来论说，却从《韩非子》中找到了战国后期“同”“调”二字押韵的佐证。作者又根据屈、韩籍贯之不同，进一步指出：对于《楚辞》中不太押韵的字，不能一概简单地归为方言的原因。可谓卓识。
《附录二》所收《关于“屈原离骚”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屈原否定论”作出了周详的批驳。在批判此论的学者当中，黄氏是较早的一位。郭杰在《离骚四释》的解题中详细述评了此文内

容，认为此文显示出作者锐敏的学术眼光和超远的见识，论
证充分，材料翔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和令人信服的力量。又说：“由于此书出版于台湾，又主要是手钞体影印成书，故大陆一般学者多未接触到它，在后来关于‘屈原是否存在’的论争中，似也未见有人引述及此，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6]
黄氏此书为大学本科课程的基础教材，以踏实慎重的态度绍述前人的观点，而不同于专门研究著作那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风格。即便如此，郭氏谓此书“体会较为深刻，见解虽不新奇，却很厚实”，仍可作为定案。
三、饶宗颐：《楚辞书录》
饶宗颐，号固庵，又号选堂，广东潮安人，1917年生。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饶氏构写《楚辞地理考》时，只是“避居”香港；而编纂《楚辞书录》时，则已因大陆易帜而迁港。此书首刊于1956年，虽为文献学著作，却也寄寓了故国之思[7]。据《自序》所言，作者自幼爱《骚》，目屈子为大儒；故此书之编纂，亦有“昭先贤之心”的动机[8]。全书首曾克端序，次自序，次图版二十五幅，次正文。正文分为书录、别录、外编三部。就《书录·知见书目第一》而论，归纳其特点，盖有以下九端：
1、备旧说。如《楚辞章句》下，录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要、《四库提要》以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提要；《楚辞集注》下录有《四库提要》关于此书体例的论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的渊源的意见，以及周密《齐东野语》对朱子注《骚》本事的记载。这些资料能协助读者尽快掌握该书的内容及研究情况。
2、撮旨意。贺贻孙《骚筏》下，论云：“贻孙以文人习气说《骚》，有时亦可得言外意。惟以不求甚解为不落学究气，则浅薄不学者，多借口矣。”[9]论沉云翔《楚辞集注评林》，则谓“剽窃蒋之翘本”[10]。论陈本礼《屈辞精义》时说：“大旨在发明微言大义。”[11]论屈复《天问校正》时说：“是编随意移置其前后，谓之错简。”[12]对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特色和评价皆一言可蔽。
3、发体例。杨万里《天问天对解》下，先录《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比附贯缀，各为之解。”复案道：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云：“《天问》之章，辞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宏杰异，析理精博，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所对别附于问，庶儿览者莹然。”诚斋此编，犹黄氏例也”[13]。可知《天问》《天

对》对照之法，非由杨万里首创。（如明代陈仁锡、清代王萌注《骚》，实亦循黄氏
例。）论钱澄之《庄屈合诂》道：“先列朱子《集注》，次列己注。标以‘诂曰’二字，实则衍绎朱注之义。”[14]可见钱诂之方法。又王ｋǎｉ＠⑤运《楚辞释》下，录其自叙谓：“因章句而为笺，叔师义有隐滞，笺以表明。”复补充道：“亦有不依章句者，如郑笺与毛异义，是其例也。”[15]知王ｋǎｉ＠⑤运注《骚》之例，并未尽言于自叙之中。
4、查亡佚。《书录》往往根据其他书目的著录，考核存亡。如加钱杲之《离骚集传》下云：“《宋史艺文志》、钱曾《读书敏求记》着录。”[16]此外，又参照其他资料加以论证。如夏鼎《楚辞韵宝》，今已不见于世。《书录》引《湖北通志·艺文志》“参政夏时亨为其镂版于蜀”，说明此书曾有刊本[17]。
5、考版本。《书录》对于一些楚辞著作之版本，收录颇为丰富，如王逸《楚辞章句》收录十三种版本，朱子《楚辞集注》收录二十七种版本。对于一些书坊的名称，亦有考据。如毛晋《屈子》下云：“《＠⑥亭知见书目》有《屈子》绿君亭刊本无注。即此。按绿君亭为子晋书室名，子晋早年刻书，绿君亭与汲古阁并用，中年后则专用汲古阁之名。”[18]此外，一些并未单行的著作，《书录》皆详细注明其印刷详情。如王念孙《楚辞杂志》下云：“高邮《王氏著书》本（在《读书杂志余编》中，共二十六则。）”[19]王树楠《离骚注》下云：“在《陶庐丛刻》中。又光绪间文莫室刊本。”[20]对于另梓的序言，亦陈列书名，如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下云：“自序亦载《传经室文集》。”[21]
6、录匦藏。《书录》所收之书，皆详记内地、香港、台湾、日本各地的馆藏状况。某些版本或为书家旧藏，即列出之。如《楚辞集注》有崇祯十一年刊本，《书录》记云：“小田切藏四册，有‘国瑷’、‘怀璧’二印。”[22]
7、记生平。每书的著述者、刊印人皆附简传，以资参考。如《楚辞集注》有吴讷校刊本。记曰：“讷字敏德，常熟人。宣德间，官至右都御史。着《文章辩体》。”[23]苦生平未详，亦标出之，如孟奥撰《楚辞音》，下标“始末未详”四字[24]。前贤有相关考证则备之，如宋处士诸葛氏撰《楚辞音》，记道：“姚振宗疑即琅邪诸葛璩。”[25]
8、述学术。除记生平外，《书录》也有文字论及著者的学术好向。林兆珂《楚辞述注》下云：“兆珂此编外，尚有《檀弓述注》、《选诗约注》等。并科举之学也。”[26]于钱澄之《庄屈合诂》则云：“（钱氏）尝问《易》于黄道

周，经学笃实。”[27]丘仰文《楚辞韵解》下云：“陆耀《序》谓：省斋邃于《易》学，由《易》韵通诸《楚
词》，以毛检讨（奇龄）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读之，进退出入，无不就范。（见《切问斋集》四）”[28]虽短短数语，著者之学风却庶可认知。
9、辨传承。对于著作中的一些相似、相近的论说，《书录》会指出其传承的关系。如刘永澄《离骚经纂注》下云：“王瀣《离骚辑评》屡引其说。”[29]如李陈玉《楚辞笺注》条云：“钱澄之释《怀沙》为怀长沙，即本其说。”龚景瀚《离骚笺》下，则谓：“其总论《离骚》谓作于怀王未返顷襄未立之时，略同陈第顾成天之说。”[31]
由此可见，《楚辞书录》使读者得以认识、参详作者的真知灼见。这要归功于正文的完备体例，发挥了传统书目的学术功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元以前楚辞佚籍”部，作者自各种古代书目中录得楚辞古著若干种，条列于此，俾读者考见早期楚辞学的面貌。“拟骚”之部，收录了自《反离骚》以后共五十五篇作品。“图谱”部记载美术作品若干，详列尺寸、绘画方式、内容、题跋、着录等各项资料。“译本”部收有德、英、法、意、日五种语言的翻译作品二十七种。第二部分为《别录》，包括“近人楚辞著述略”和“楚辞论文要目”两端。第三部分《外编》为“楚辞拾补”，共有考证文字五则。“楚辞拾补”辑录了一些重要研究资料，且有一些校刊。
《楚辞书录》的面世，对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所列陆善经的注文即参考自《书录》。比较《书录》与《楚辞书目五种》的体例，不难看到二者的相互影响。饶氏身处香港，对于海外楚辞学著作的各种情况自然了解；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港两地长期的阻隔，很多藏于内地的著作往往不便阅览，加上《书录》于香港出版，难以在内地发行，因此总体而言，《楚辞书录》在整个楚辞学界的影响力，就逊于《楚辞书目五种》了。
四、林莲仙：《楚辞音韵》
林莲仙，祖籍广东潮州，1925年生。先后执教于香港崇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楚辞》、音韵学等课程。林氏自少熟读《楚辞》，并由此引发对楚辞音韵学的兴趣。执教期间，曾发表多篇楚辞学论文。《楚辞音韵》则系其楚辞音韵学专著。此书于1979年出版，然《自序》谓“脱稿迄今已经十多年”[32]，则该书于六十年代中期业已问世。全书首王韶生序、次自序、次中英文提要、次插图、次正文、次参考书录、次作者著作目录表、次拟骚二首。本书以朱子《集注》为根据，

就屈原、宋玉（景差）之韵文十题三十六篇作为研究对象，用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为工具，在批判过去《楚辞》学者、
古韵学者学说之基础上，扬弃取舍，重订《楚辞》韵谱。进而以《广韵》为梯航，以现代汉语方言为旁证，参以诸家之古音学说及上古拟音，推拟《楚辞》音韵系统及其近似音值。据归纳所得，《楚辞》音当有三十韵部、廿八声类及四调类。三十韵部包括阴声十部、入声十一部、阳声九部；廿八声类依发音部为区别为六大类；至于四调类，则是中国语所特备之平、上、去、入四声。
此书正文共五章。第一章“楚辞音韵学说述评”，对道骞、朱子、陈第、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闻一多、刘师培诸前贤之说逐一论评其得失。第二章“楚辞音韵总论”，首先总论楚辞韵部，分合为三十部，继而论述“合韵”的问题，最后研究声类与调类。第三章“楚辞韵部分论”以其他先秦两汉古籍为佐，逐部比对楚辞韵至《广韵》的流变，并讨论实际音值。第四章为“楚辞韵谱重拟”，存疑韵字附之。第五章“楚辞韵字考异”，据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明冯绍祖刊《楚辞章句》、道骞《离骚音》残卷、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斟补》五书，依篇序校刊韵字之异文，罗列《广韵》音系之反切、摄、呼、等、调、韵、声、音值，复标出楚辞音之韵部。
王力谓：“古韵三十部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不但适用于《诗经》，而且适用于同时代的其他诗歌韵文。《楚辞》时代上比《诗经》晚了至少二三百年，在地域上也相差很远，但是《楚辞》的用韵和《诗经》基本上是一致的。”[33]晚年说：“《楚辞》的韵分为三十部，比《诗经》的韵多出了一个冬部。这是从侵部分化出来的。时代不同了，韵部也不尽相同了。”[34]林氏商榷道：
王先生把《楚辞》韵和《诗经》韵一致看待，似乎不很客观。根据《楚辞》韵谱归纳所得，王先生说《楚辞》韵分三十部的见解与本书的结论相同，但与《诗经》韵部之数却稍有出入。这就是语音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毕同毕异的表现；下而至于汉代，两汉韵部与《诗经》《楚辞》的韵部又有着显著的不同。[35]
对比二人之说，不计次序及韵部名称等细微差别外，林氏异于王氏之处有二：一、归冬入东部；二、多一祭部。祭部之独立主要靠数据归纳而来，兹不冗言。至于东冬合部之论，则颇为精采。林氏指出，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皆合东冬为一部，至孔广森方主分立。这于《诗经》音说，固合事实，但却不符合《楚辞》音的系统，这显然是一个

方音问题。《楚辞》韵谱中，东阳合用者二例，冬阳合用者四例，东侵合用者四例，东蒸合用者一例；此外，东冬与侵、东冬与谈互押者又一例。冬阳合用反较
东阳合用的多一倍，而东有与蒸侵互用之例，冬反无之；即使冬有和侵谈同用的韵例，但均混杂有东部字。由此可见《诗》韵东冬二部的性能在《楚辞》韵中表现的很模棱，也可以说，《楚辞》韵这两部没有分立的可能与必要[36]。
除对韵部分合提出意见外，林氏又讨论到声调的问题。她认为，《楚辞》韵字所反映上古楚音四声之辨甚严。她举了“化”、“爽”、“下”、“予”等字，指出与它们押韵的字，声调上都很整齐划一。了解到《楚辞》四声并存的现象，即可持以进行其他研究。她发现屈、宋作品中，以“予”释为“我”而处于韵脚者共九处，而此九韵例中，与上声字协韵的有八例，所余《远游》一例则与平声协韵。以《诗经》检核，“予”字入韵者共六处，亦均与上声字为韵，并作“我”解。由是而观之，《远游》此段韵例之“予”字，遂与下文韵脚不协。古汉语中，“余”“予”、“吾”“我”分别为平上相对的第一人称代词。因此，此例之“予”字殆为“余”字之误。朱子于此处注云：“予，一作余。”可为佐证。此校勘学之用也[37]。
总览林氏此书，征引该博，立论笃实，不为标奇立异之说，不仅在楚辞音韵学方面有所创获，于词章学、文献学者也有裨益。只是该书系影印手抄本，发行于港台，故知者亦不甚多。如崔富章、潘啸龙主编的《楚辞学通典》，仅备于书目之中，未有解题，甚为可惜。
五、粱简能：《楚辞九歌注笺》
梁炳坤，字简能，号简斋，以字行，广东顺德人，1904年生。战后来港，任香港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其后去职，与陈湛铨等筹办经纬书院及经纬国学研究所。卒于1991年。《楚辞九歌注笺》至梁氏晚年方才出版，而内容则积之有年[38]。此书只解《九歌》十一篇，亦为教材之用。《凡例》谓：“每章先酌取各家解说，标明曰‘注’；而于其末则附陈己见，有所论列，标名曰‘笺’。”[39]训诂义理，以王逸、洪兴祖、朱子之说为本，又引各种古籍以资参详。
作者对于《九歌》的整体认识是：“《九歌》之为楚人乐神之辞，本无可疑；自王逸以来，咸谓《九歌》为屈原所作，亦无可疑；乃近世学人有以为非是者，其凿空好奇，诚不足深论也。沅湘之民，信鬼好祠，因而有祭曲之流传，而屈原窜伏其域，于更定其歌词之间，俯仰天人，浩发己意，不亦情之至常也与？”[40]五四以来，“屈原否定

论”甚嚣尘上；至七十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重新提出此论。作者肯定《楚辞》所录《九歌》为屈原所作，并继承王逸、朱子的说法，指出屈原更定《九歌》，一则主祭祀，二则发已意。这
是继黄华表后香港学者对于此论的又一回应。
观全书之笺法，大率为骘评各家之说后，旁采他书，作一定案。举例而言，《湘君》“扬灵兮未极”至“隐思君兮＠⑦侧”一章，注文罗致王逸、朱子、钱澄之、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陈本礼之说。笺云：“乏逸注牵入女＠⑧怀王，无足观矣。而‘女婵媛’，朱子以为‘旁观之人’，马其昶用之。钱澄之以为‘女巫’，陈本礼然之。林云铭、蒋骥、戴震皆以为湘君之侍女也。古者祭神，本有女乐，《诗·召南·采苹》曰：‘于以奠之，宫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汉书·郊祀歌·练时日》：‘众＠⑨并，卓奇丽；颜如荼，兆逐靡。’……朱注所谓‘旁观之人’者，盖谓供神女乐之类与？”[41]各章笺文，悉从此例。此书篇幅虽然有限，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时有独见。
如前所言，作者继承王、朱之说，认为屈原更定《九歌》有双重目的。但自《九歌》内部查之，又须逐篇辨析内容旨意。《东皇太一》笺云：“此篇语气和平，与以下诸篇不同，当是祀神之章，王逸‘自伤’数语，实属多余。”[42]以此篇无关讽谏，不赞同王逸求之过深。至于《云中君》末章，笺文则自“极劳心之忡忡”一句申发道：“凡此类或自写其忠爱之恻悱，亦有意存焉。”[43]对于某些篇章的大旨，作者不满意各家解释，而自为之说。如《山鬼》一篇，王逸仍以其中的人鬼关系为君臣际会之比拟；林云铭认为“《九歌》之所作，皆与思君无涉”，故《山鬼》亦纯为祭鬼之辞；朱冀甚至以此篇为招隐之作。粱氏则分析“表独立兮山之上”至“岁既晏兮孰华予”一章，认为屈原在此篇中所表达的，是“幽独处乎山中”、侣麋鹿而友山鬼的自伤自怜之意。各家将《山鬼》内文勉强与君臣际会之意相牵合，反不如梁氏之说较为自然。再如《东君》篇，粱氏对于“羌声色兮娱人，观者＠⑩兮忘归”的情况颇不以为然，指摘此正为楚人耽于淫祀、延及正祭之证。
在章法和句法的分析上，作者时有细致的见解。如《湘君》“石濑兮浅浅”一章，笺云：“此篇‘石濑’一句，承上‘桂棹’二句，‘飞龙’句，承上‘扬灵未极’句。下二句则承‘心不同’二句。”[44]可谓仔细。又就该章论道：“是一章分承上二章，太史公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非乎？岂唯《离骚》已也？”[45]更将《

史记》对《离骚》的论断置于《九歌》之上，以见屈子作品风格的一致性。又《湘夫人》“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句，笺云：“‘鸟萃’二句，即上篇（按：即《湘君》）‘采薛荔’二句之意，总言不得其所
也。”[46]从不同的篇章中寻找互证。在词章赏析方面，梁氏之论不时为读者提供感性的认知。如《湘夫人》首章，作者论道：“观其迷离之笔，仿佛知情，有《三百篇》‘西方美人’之思乎！”[47]《九歌》与后世诗作的传承关系，作者也每每点出。如《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句，笺云：“后世诗人不少拟之而成名作者，若魏文帝《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谢灵运《夜宿石门》‘美人竟不来，阳阿徒ｘī＠(11)发。’皆是。”[48]
该书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注释家和文章家的方法，在前贤的基础上拾遗补阙、进退斟酌，以稳健为特色。有学者认为《九歌》可能是古代的戏剧，作者颇不赞同：“直以后世之戏剧，以视古先之祭祀也，恐未必然。夫欧西文学，戏剧高据上流，我国非尔也。”[49]梁氏自命为“食古之士”，叹息“欧风东渐，竟挠文圃”[50]。这无疑显示他对那些挟洋自重、游谈无根者的厌恶。
六、蓝海文：《今本楚辞》
蓝海文，本名蓝田，广东大埔人，1942年生。国际桂冠诗人。曾任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世界中国诗刊社长兼主编、香港诗人协会会长。有诗文集多种，楚辞学著作则有《天问译注》及《今本楚辞》。名曰“今本”，繇作者重新编排了篇目，并因《天问》有错简而进行了顺调。全书所收篇目依次为《离骚》、《九歌》、《橘颂》、《天问》、《九章》、《九辩》、《招魂》、《大招》、《卜居》、《渔父》。《九歌》之中，作者合二《湘》为一篇，以《礼魂》为《国殇》之尾声；又将《橘颂》自《九章》中独立出来，归《远游》入《九章》之中。作者解释道：“本书使《九歌》归于九篇。《橘颂》是一篇独立的励志诗。使《远游》回到《九章》里去。《九章》诸篇既然已写作先后为序，其余各篇便不能不必以写作先后为序了。《离骚》排之在前，因它是屈原的代表作。《卜居》和《渔父》置之于后，因与前面的文体出入较大，是散文诗的缘故。”[51]，附《天问错简》（即历来传本）、《屈原年谱》。本书正文的体例以小序先行，次今译，次原文分段注释。小序对作品进行了精简的介绍，文字中也加入了一己之见。览观作者所撰的小序，除见其一家之言外，也不难发觉他对诸家之说的吸取和整理。
《今本楚辞》的今译部分是全书的一个

亮点。作者说：“本书‘今译’，力求忠于原著，且尽量一韵到底。”[52]非止如此，作为一位诗人，作者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对《楚辞》进行了再创造。郭杰誉之为迄今所见到较为成功的楚辞今译[53]。由于诗人的敏感，作者对于文义的拿捏可谓当
行本色。如《思美人》“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作者注道：登高、入下是对文，同为双关语，“登高”意谓趋炎附势，“入下”意谓俯首就辱[54]。诚得古人文心。《大招》“朱唇皓齿”至“恣所便只”一段，作者小结道：“以上……都是描述茅束泥糊用以殉葬的‘刍灵’之美。（历代注家竟把这些“美女”视为真实的“后宫佳丽”，其错之大，不言而喻。）”[55]认为只是描写女俑，可谓新颖而合乎情理。
此外，对于《楚辞》作品中的一些“悬案”，作者也能在固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断。如《卜居》、《渔父》二篇，有学者认为并非屈原所作。而蓝氏以此二篇都是屈原以第三人称所写的叙事诗[56]。《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二段，王国维根据甲骨考定为殷商先公王亥、王恒事。蓝氏则通过对原文的玩味，构设出这样一个故事：王亥兄弟因善于畜牧而成为有易国君的宾客，旋又先后与有易的王后发生奸情。王恒出于妒意，勾结卫士杀死王亥，其后又继承了商国的王位[57]。虽然个中隐情，史已无征，但作者勉力作出了合理而连贯的串说，这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有裨益的。实际上，蓝氏对《天问》研究最见功力。正如郭杰所指出的，他以神话为背景，以历史为座标，抓住“错简”的突破口，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显示出卓异的见识和深厚的功底。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予人以极大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中的一个突破，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58]。
然而，此书也略有不足之处。举例而言，作者在某些分节之处，或可斟酌。如《招魂》“铿钟摇，ｘｉē(12)梓瑟些”句，朱子将之与“＠(13)蔽象棋，有六博些”以下数句归为一节[59]，盖因“博”、“迫”、“白”、“日”、“瑟”数字皆押入声韵。而蓝氏则将之与“娱酒不废，沉日夜些”等归为一节[60]。就文理而论，“铿钟”两句似非必归于后文而文义方通。再者，本书在注音时往往采用直音的方法，这在内地和台湾也是常见的。内地，台湾的直音选字，一般只考虑国语的发音是否相同；而香港则只考虑粤音是否相同。这种情况导致国语人阅读香港书籍时，直音部分毫无用处；反之亦然。蓝氏为香港人，然此书在台湾出版，直音全依国语。如《招魂

》“汩吾南征”，注云：“汩音古。”[61]这在粤语就不同音了。又如“薜荔”二字，直音曰“闭利”[62]。如果选择“骨”字、“避厉”二字，则国、粤音皆能照顾，当更周详。此外，本书为大学用书；作者说：“现在的社会，要学的东西太多，青年学子学楚辞，读本书已经足够。
”又说：“古今所有的楚辞注本，都错得不忍卒读……这些注本，都应放在文化博物馆里，永远被保存下来。”[63]对于莘莘学子来说，让他们通过阅读最佳注本来尽快掌握《楚辞》，固然是好事。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兼且印刷上的鲁鱼豕亥，焉能尽除？假使学子以为一书在手，无待他求，这不但有积非胜是的危险，也减少了他们比对众说、独立思辨的机会。
七、结语
香港楚辞学研究资料，虽不可谓汗牛充栋，然亦数量甚多。可喜的是，单篇论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已在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手中开展。而本文所介绍五种香港楚辞学专著，内容则可归入注释学、目录学、音韵学三个范畴。三种注释本，又可细分为传统式与现代式两种。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如黄华表、梁简能、饶宗颐等非常着意于传统学术的传承，因此他们的楚辞学著作的风格是在平实稳健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林莲仙的著作以传统音韵学为主。至于蓝海文的楚辞学研究则体现了新一辈的学风：本于文学，复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假设、求证。通过介绍几本具代表性的著作，笔者希望尽一丝棉力，令海内外学界对香港楚辞学研究的历史有一粗略的了解，也盼望更多有志之士投入研究，关心香港楚辞学的过去和现状，并为其将来的发展作出贡献。